（关于教育）王 锐：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秘密（《小说选刊》2019年第9期）
《小说选刊》2019年第9期
一九八四年夏天的秘密
● 王 锐
1984年，我十岁，读小学三年级。
学校建在大队正中间，既不在堤边，也不在沟边，而是在河沟靠外的地方围成的院子。我和同队的小伙伴们每天早上沿沟边村道步行，过一座石拱桥，学校便到了。
自小学一年级起，我就是一名较为用功的学生，时不时担任学习委员等职务。母亲尽管读书不多，但对我们姐弟要求很严，每次考试结束，总要追问分数，甚至还要确认老师用红笔批注在试卷上的分数才放心。
那年期末考试后不久，我们返校取回考试成绩，数学试卷“79”分的红色钢笔字格外刺眼。回家的路上，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心里很不踏实。我见那个79分的“7”字弯折处老师写得较为圆润，便用红笔偷偷改成“9”字。心想，99分的数学加上本就分数不低的语文，应该排在全班第一名了，回去也好轻松面对母亲。
改完分数，时间还早，为了不让母亲发现试卷改动的痕迹，我磨磨蹭蹭，走了沟边走堤边，走了堤边上堤面，一公里多的路程，我一个人走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时分才回到家里。那时电灯也少，厨房点着煤油灯，母亲正做晚饭。
“回来了？！”母亲问。
“嗯。”毕竟心虚，我不敢高声应答。
“分数呢？”平时母亲不说试卷，只说分数。
“在这里。”我抖抖索索从书包里掏出试卷，小心翼翼搁饭桌上。
“拿过来！”母亲见我慢慢吞吞的样子，估计我没考好不敢拿给她，抬高了音量。
我便从桌上递给她。
“95、99，考得蛮好呀！”母亲刚刚严厉的眉头舒展开来，“第几名？”
“第一名。”我举了举食指。
母亲看了一下分数便将试卷放下了，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整个暑假，母亲都很高兴。母亲是一个内敛的人，她的喜悦总是藏在心里，一般不会和人分享。那时，对于小孩读书成绩的优劣，大家关注度也没有如今这样高，尤其在为吃饱饭奔忙的“双抢”季节里。暑假假期较长，平时写写作业，帮着家里干些晒谷送茶水之类的农活，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我也渐渐忘了上学期期末考试成绩的事。
一转眼，又到了九月份的开学季。
开学典礼上，校长宣布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消息：为了激励学生刻苦上进，学校决定举行一个游行仪式，让期末考试年级第一名的学生肩挎红飘带和大红花，并敲锣打鼓把奖状送到学生家里，同时各年级第二、三名的学生佩戴小红花，一并参与游行。
开学典礼后的班会上，班主任老师公布了我们班的名次。由于上学期是全公社（乡镇）小学统一出题考试，数学试题增大了难度，因此同学们分数都不是很高，我的综合成绩排名全班第三，获得了参加表彰游行的资格。
为了不影响正常开学和上课，学校此次行动迅速，上午开学典礼结束，下午紧锣密鼓开展表彰上门。游行队伍从学校出发，时而沿着沟边，时而转到堤边，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兴高采烈，社员们不约而同站在路旁用称羡的眼神看着渐近渐远的队伍。游行队伍里的我却低着头，红着脸，心里默默祈祷，希望母亲这时在田地里忙碌。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校长通过大队广播已经将游行活动进行了播放，消息已是人人皆知。
那次，与我同队、低我一个年级的李同学偏偏考了个第一名。我们队在大队的北方末端，游行活动接近尾声时，长长的队伍和着鼓点也就到了我们队里。经过家门时，我看见我家的大门敞开着，禾场打扫得干干净净，禾场上摆放着许多木椅和一张小桌，桌上摆满了平时难得一见的瓜子花生饼干。我看见母亲换上了走亲戚时才偶尔穿上的新衣裳站在禾场中间，我知道她在用全部的热情做着迎接游行队伍来家的准备。
队伍经过我家门前禾场未作片刻停留，而是沿着连接沟边的小道径直往李同学家而去。当游行队伍与我家禾场擦肩而过时，我望见母亲那突然变得满是疑惑不解却又深深失望的迷茫眼神。她已经看到了我胸前的小红花，与李同学胸前的大红花相比，那朵红花小得可怜。
那天游行完毕后回家，母亲并没有像往常一样问这问那。从此，她仍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我的学习，但不再追问我试卷上的分数。
自那以后，我更加勤奋更加努力，成绩多次名列第一，一直持续到外出求学。
1984年的夏天，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秘密，一直潜藏在母亲和我的心里并共同守护着，谁也不会主动去触碰它、说起它。
作者简介
王锐，湖南安乡人，湖南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中国作家网》《读者》等报刊及网络，著有《醒着的村庄》被《湖南作家网》《常德日报》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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