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近来，红学界对“新红学”的讨论，使我想起发生在南京，影响红学界规模不算太小的事件：始于1959年，热于1974年的所谓脂靖本批语。当年我在《文教资料简报》编辑室工作，知道一些情况，现整出来供有兴趣研究的朋友参考。以往我曾写过《对靖本<红楼梦>及其批语的若干疑问》（刊于贵州《红楼》1992年第3期），这次换一种研究方法，遵照先贤的教导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孟子·万章下》）这又使我想起《红楼梦》第四十八回，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石呆子，却拥有祖上传下来的二十把折扇。贾赦知道后逼着要买，石呆子誓死不卖，说：“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后来被贾雨村讹他拖欠官银，扇子被抄没，石呆子则生死不明。不明白石呆子、贾赦、贾雨村的来龙去脉，先花大气力考石呆子手中的扇子“古人写画真迹”，行吗?裴世安等先生2005年精心编纂的《靖本资料》，计收有关论文74篇。在这些文章中，关于靖本及其批语的发现者和过录者毛国瑶先生的介绍文字，犹如《琶琶行》所描写的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有魏绍昌先生《靖本<石头记>的故事》略有记载：
这位靖应鹍的朋友就是毛国瑶，]930年生于安徽安庆，1949年高中毕业，解放初在浦口税务局工作，其时靖应鵾在浦口工商联，两人因工作联系而相识。1956年毛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第二年被错划为右派，未能毕业，仍回浦口老家闲住。一天去靖家做客，提出想借书消遣解闷，靖应鵾便教他上阁楼自己去挑选。毛国瑶上楼翻到了这部十厚册抄本的《石头记》(系十九小册合并装订而成，因为每一小册的蓝色封皮仍粘连在一起)，未标书名及抄写年月．书已破旧，多虫蛀小洞，纸张黄脆，每页骑缝处大多断裂，全书缺二十八、二十九回两回，第三十回残失三页，实存七十七回余。
引起毛国瑶注意的当然不是这部书的这些形状，而是他看到书中附有大量批语，因为他自己家里有一部有正石印大字本的《石头记》，也附有不少批语，想到可以拿去对照比较一下，于是他就借了回去。他在同有正本对读校阅时，随手将有正本内所没有的批语抄录下来。由于有正本的天头较窄，字多了便写不下，他先抄在纸上，然后再过录到一本六十四开有橫线练习本上。
毛抄录批语的用意，只是为了补齐自己这部有正批语的短缺而已。几个月之后，他就将抄本还给靖家了(以后他进了一直工作到如今的浦口运输公司，担任静电水处理的技术员。因业务繁重，很少有时间看文学书籍)。五年之后，在1964年初，他偶然见到上一年出版的《文学评论》中，有一篇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文内写到黛玉、宝钗两人的共同之点，使他想起此说与靖本第五回的一条批语(这条批语在有正本中被误抄为正文)颇有相似相关之处。不免动了好事之心，便将批语和靖本的情况写信告诉了俞平伯。
俞见信大喜，当即复信说：“这些批语很有价值”，急于希望见到原书。毛国瑶赶到靖家再去问书时，已经找不到了。是借走的呢，还是当废品卖掉了，一家人谁也回答不出来。阁楼上的书籍杂物，1961年前后曾被靖应鵾的老伴当废品卖掉过一批，问她这部抄本是否也一起卖掉了，她已记不得，好像没有卖过，但有一只宣德炉，的确被她当“废铜烂铁”处理掉了。所以靖本不但是怎样失落的搞不清楚，连在什么时候没有的也难以确指，只能说是在毛国瑶还书之后至又去要书之前的这几年之间吧。
魏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毛国瑶先生的重要情况：他大学中文系肄业; 研读过有正本; 他见到靖家抄本有批语，对照有正本，先抄在纸上，再过录到64开小册子上; 从1959年到1962年，其间相隔四年;1962年已发现靖家抄本没有了，就是说毛国瑶先生是国内唯一见到靖家抄本的人，其他人都未睹原物，纯是推论联想之类的，而不是原书的模样。
从《靖本资料》中其他文章，我们得知毛先生对《红楼梦》有一定的研究：
俞平伯1964年有43封给毛国瑶，1964年4月1日信中说“您前者所抄各条，至希暇时抄出惠寄。” 这说明他不是一次性将“靖本批语”寄给俞平伯先生的。俞先生1964年6月14日信中有语：“靖宽荣君曾来信，说有一部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评的《石头记》，想必就是来书所云你的侄儿取去的那一部，靖问我要否，我想这是一普通的本子，我暂不需要，只是谢谢他的美意。” 这说明靖家和毛国瑶所接触的绝非仅仅是阁楼上的“这部十厚册抄本的《石头记》”。1964年8月11日俞信中说：“靖氏父子拟抄‘甲戌本’来函相询可否，我当然同意。不过抄写颇费工夫，此本既已印行，抄写用处不大。您劝阻的办法我很赞同，不知他们是否已打消此意。”这说明靖氏父子和毛国瑶先生对《红楼梦》版本是知晓的并有所选择的。俞先生1964年5月16日信中说：“承将‘有正本’之批语与《辑评》对校，并将结果见告，感谢之至。” 说明毛国瑶一直在研究之中，并未闲着。毛国瑶还写过文章，寄给俞平伯先生看，俞1964年8月17日复信说：“得十四日长书欣诵。您驳吴文各点我均同意。他说《红楼梦》臆想甚多，且不恰当，……” 所以，我们不能低估毛国瑶先生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俞先生1964年7月18日信中说：“知尊恙就愈，且今秋有来京之说，甚为欣慰。北游更盼实现，可图把握。”毛国瑶先生是否北行，我们不知道，俞1964年9月10日信云：“江南秋暑甚盛，维餐卫珍重。又知十月间不能来京，为怅。异日当尚有机缘，可图把晤。” 俞1964年11月20日信云：“昨奉来书，知在天津勾留数日后安旋浦口，甚以为慰。……携去之书均不忙还我，我如需要，自当函索。《红楼梦稿》甚重，寄递恐不便，是否可俟妥便带来。我若要用，亦在明春也。” 这便有了陈慕洲带书的故事，且等下文交代，这里暂且打住。上述情况如果不是俞平伯先生的信的发表，外人是很难知晓的，大家都感觉毛国瑶先生口很紧，表面很木讷，不多话，这在他的挚友石昕生先生的文中有交代：“笔者与毛君共同研红，曾在浦口毛宅多次留宿专谈，但毛君丝毫未露与俞老通信之事，也未持一原函见示。”可见毛国瑶先生讲话是很讲究的。他的话中有不少泡泡，是可以用事实戳穿的。这里再举两例：例一，他对魏绍昌先生说，1956年考入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就读，第二年被错划为右派。经查，1956年合肥没有师范学院，只有师范专科学校。合肥师范学院的历史是这样的：1955年，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创建。1956年，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分为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皖北区第一工农速中（与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合署）。1957年，阜阳中学教师进修学校（中文数学科）并入合肥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合肥师范专科学校、安徽师范学院（中文/历史/外语）合并升格为合肥师范学院。1959年，合肥师范学院（数学/生物/物理）并入安徽师范学院。1960年，皖北区第一工农速中、安徽省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合署）改为安徽教育学院。1962年，安徽艺术学院（原皖南大学部分）并入合肥师范学院。1969年，安徽教育学院并入安徽劳动大学（1962年创建）。1970年，合肥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安徽工农大学。1972年，合肥师范学院撤销，中文/历史/地理/政教/艺术部分并入安徽劳动大学。1978年，在原合肥师范学院和安徽教育学院等基础上，恢复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建为省属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更名为合肥师范学院。由于单位频繁变更，合分分合，他的错划问题，也就无从核实了。例二，毛国瑶先生在《致<红楼梦>研究者的公开信》中说：我虽是学中文的，但以后却未从事文学工作，专门研究静电水处理，平时很少接触红学。后来南京师范学院唐圭璋先生于1974年到舍间，索阅靖批，不久唐先生将“靖批”交给南师赵国璋先生，赵先生又交给《文教资料简报》，这样就在《简报》1974年总第2l至22期合刊上刊出，但事先并未征得我同意，不过我因周汝昌先生过去已在香港《大公报》作过介绍，却不全面，为使读者得知全貌，故未反对。1976年南师中文系资料室编印《红楼梦版本论丛》中重新全文发表“靖本”批语。1982年江苏省红学会成立，编印《江苏红学论文选》，再次全文发表“靖本”批语。这些批语由于原本已不存，现在只有根据我的过录件，不免使读者怀疑，故而产生许多说法和估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毛国瑶成了‘全世界唯一看过靖本的人’，”对这一点，我认为不必辩解，也无需辩解，因为既然根据这些批语去研究，就是相信这些批语是真的、客观存在的，否则你说是伪造的也好，孤证也好，反正已无从稽考。（一）1974年唐圭璋先生不可能去浦口毛宅去索阅靖本批语。唐圭璋先生是我的老师，生于庚子，1974年行年七十又五; 他年迈羸弱，从不远行，即使从他寓所到学校也要人搀扶陪同，他绝不可能去距宁海路到浦口数十里路去造访素昩平生的毛国瑶先生的。从南京师院到浦口，要乘两次公交车，再轮渡过江，再乘车去毛宅。如此往返，对唐老而言，犹如长征。毛国瑶先生说“后来南京师范学院唐圭璋先生到舍间，索阅靖批”，这是不可能的，不足遽信。唐先生告诉我：“他自己专治词学，对《红楼梦》没有研究，更没看到什么新版本，他不能对其他抄录的批语发表意见，目力又不济，要研究《红楼梦》还是找北京专家为好，北京红学家多，俞平伯先生最为著名。”毛国瑶先生与北京红学家取得联系，可能是接受了唐圭璋先生的建议。（二）毛国瑶先生在公开信中说：赵国璋先生在《文教资料简报》上发表靖本批语“事先并未征得我同意”。这不是事实。当年我在《文教资料简报》编辑室工作。赵国璋和姚北桦两位老师负责，我协助做具体工作。在1974年的刊物上有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的“编者按”，略谓：“本刊征得毛国瑶先生同意，现将靖本批语全文发表于下，供研究《红楼梦》的同志们参考。……毛先生还特为本刊撰写了《对靖藏抄本<红楼梦>批语的几点意见》一文，对靖本的发现经过、靖本批语的重要性等作了具体说明。对此，我们一井表示谢意。” 毛国瑶先生的话怎么这样变化无常呢?（三）毛先生说“反正已无从稽考”。他持这种态度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但是，白纸黑字，还是可以寻岀破绽的。最为蹊跷的是他与周汝昌先生的关系，周先生在回忆录《红楼无限情》中说：60年代初，我忽然接到南京浦镇毛国瑶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我对脂砚的考论不能成立，因他发现友人靖氏所藏一抄本《石头记》，上有朱批，证明脂、畸为二人，畸在而脂亡；并云据 彼本可证雪芹卒于壬午，而非癸未，云云。我十分重视这些“新证据”，即复信求阅所云之朱批(他说已过录为150条之多)。他又来信 说已录寄俞平伯先生，让我到俞处去看……简捷叙之，终于承他惠示了那所称的“靖本朱批 ”。我相信了，并且撰文向香港《大公报》的《艺林》版介绍这一“重大发现”。但治学之事，终究异于“随风倒”，需要实事求是，我反复思绎，又觉他所录“朱批”，不无可疑之点(本文是论事，不是重述考证的内容，读者鉴之)。等到1976年增订《新证》，内中增入了一篇《靖本传闻录》，说明我毕竟未见毛君所言之原件，若干问题有待深研，不敢遽断如何。我是很谨慎的客气的态度和言词，给继续研索留下了明朗的余地。谁知，毛氏见了此文，大为震怒，在南京红学会上，他以恶语对我大肆攻击——意谓因“证据”推翻了我的考证，因而反诬“证据”之靠不住……不止一桩事例表明了一个“规律”：在学术上听到不同意见，心平气和地与之切磋的，是真 学者真论证；而一闻人家略有商量问询献疑请教，即便暴跳如雷、歇斯底里、恶语伤人的， 就暴露了他是装学扮士，作案心虚、货色有假——惟恐捅破他的一层窗户纸。到后来，大家要求他拿出所谓“靖藏本”来以昭信实时，却声称此书丢失了，说是家里人不 知其价值，让一个收旧物的担贩给买去了，下落无法追寻，云云。还有一回特殊的经过，值得一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同仁陈建根，因公赴南京，特来打 招呼：有什么要办吗?我就拜托他费点儿事，到浦镇去找毛国瑶，持我介函，请他惠赐一张 照片，将所云之“朱批”拍一条也好，带给我以便研究。这原是易为之事，因“原本”虽失，毛氏已将150条“朱批”过录到他自己的一部“有正本 ”上了，选一页照个小片子，就行了。陈先生返京后向我报告访毛的实况，要点是：南京的照相馆不给拍这种照片。陈先生还说：“我向他讨求，请出示一下你自藏的那部‘有正本’，也不必再麻烦拍照的事了。”可是，毛氏又有托词。那部带有“过录靖本朱批”的宝书，迄今并无任何人从他那儿看到影子。我们不好说什么“定案”的话，但我们可以表示：你拿不出一页“证据”物件来，是你自己 把事情弄成“死无对证”的“无头奇案”的，别人无罪——不该反而受你之恶语中伤。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你的“过录靖本朱批”已在学术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与混乱，关系到红学几个最关键的问题，对此，要负责任，要出示证据，以防人言可畏。这都过去了几十年了。时至今日，大陆与台湾的学者都有评议发表了。江苏的石昕生先生， 与毛氏为好友，而石先生已发表论文数篇，揭示了“靖本朱批”是作伪之迹。还有李同生先 生，也对揭伪举出了力证(毛据俞辑的脂评的某条而“改造”时，不知俞辑本有漏误，他照 抄袭俞之误。这使得伪迹无可诡辩)。台湾学者进而指出：毛是迎合俞先生的论点而伪造朱批，寄与俞氏，俞不能识，反以为己说 获得了力证，落入了毛的设计。前几年，忽承毛先生又惠一札，内言拟将我旧年给他的信件(还有其他红学研者如吴恩裕等人的)编印一集，征我同意，并对他曾在南京会上攻击我的往事谢过，说他原不懂什么、我不必与他计较等意。我回了信，表明我不同意他的编印计划，因那都是当时不明真相的言辞 ，如不经我同意而擅自发表，要负法律责任(此复函有复印本，并分寄与学友存证)。近来忽又有上海的魏绍昌在贵州《红楼》期刊上发表了一批俞平伯致毛国瑶的信札的排印文字。魏君是公开支持毛国瑶、相信“靖本”的人，也许这和毛的来信所打算的编印诸家信件 一事有所关联。对于魏君发表所辑俞函的说明介绍，又有石昕生先生的评议。这都很有关系 。周文中所说的有些事，是他和毛国瑶之间的事，我们不了解，不便多言，但对“南京红学会” 一事，可以说说情况。所谓“南京红学会”，就是1983年11月23－28日，在南京虎踞至21号省公安招待所举行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大会领导小组的成员有：冯其庸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红楼梦学刊》主编陈毓罴 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红楼梦研究集刊》副主编姚北桦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秘书长、《江海学刊》主编赵国璋 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学院图书馆馆11月23日会议开幕，《江海学刊》主编姚北桦同志主持开幕式,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致开幕词。南京大学名誉校长、江苏省红学会名誉会长匡亚明作了题为《继承是为了创新》的专题报告,在开幕式上发言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中国红学会副会长李希凡、江苏省委宣传部顾问陶白、副部长陈超，省文化厅副厅长王鸿。文化部长朱穆之及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等发来了贺电、贺信。周泽同志代表江苏省委对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家和研究者表示热烈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学专家和研究人员230多人，在此后的五次大会，有二十多位学者发言;代表分曹雪芹家世生平专题组、曹雪芹创作道路专题组、《红楼梦》评论组、红楼艺术谈专题组、人物论专题组、红学史和版本文物论专题组、红楼文艺的创作和改编专题组七个小组，交流研究成果,开展学术讨论。除全体会外，还举行了两次小组讨论会，参观了南京博物院举办的《红楼梦》文物资料展览，参观了与曹家和《红楼梦》有关的南京文物和遗迹。以著名昆曲演员张继青为首的江苏省昆曲院全体同志，为大会演出了《红楼梦》中提到的四个昆曲折子戏。南京市越剧团演出了传奇剧《秦淮梦》。著名越剧演员徐玉兰同志，率领她的学生一一浙江省诸暨县越剧团的青年演员演出了越剧《红楼梦》。南京图书馆举办了有关《红楼梦》的著作、图片展览，並举行《红楼梦与南京》专题报告会。南京市邮票公司特地设计、发行纪念曹雪芹的邮票。11月28日中国红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冯其庸致闭幕词。冯其庸说，我们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成功的大会，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次大会成功的标志是：第一是团结。在开会之前，许参同志曾为我们的团结发生忧虑，但事实证明，我们的同志是团结的，大会自始至终是在团结的气氛中进行的。第二，与会同志向大会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论文的总的水平较前有所提高。第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向大会公布了新发現的有关曹雪芹家世的重要历史档案，这是对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个推动。公布了运用电脑检索和探索《红樓梦》的新成果，这在国内是首创的，在国际上也是首创的。第四，南京市越剧团为大会创作井演出了越剧传奇《秦淮梦》，在舞台上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艺术形象。用大量篇幅介绍1983年11月在南京举行的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年学术讨论会，并没有把南京的“土特产”一一“靖本批语”列入会议议程。倒是“靖本批语”发现者毛国瑶和“靖本”藏主靖应鹍和他的儿子、儿媳在七个小组游说，并到代表宿舍沟通。这在周汝昌、魏绍昌、胡文彬等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胡文彬先生说：“1983年全国红学会在南京召开，靖本问题的研讨是大会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大会组委会特意邀清了靖藏本主人靖应鹍先生、靖批[抄录者毛国瑶先生到会介绍靖藏本的发现经过及靖本的流失情况。就是在这次大会期间，我有幸认识了靖应鹍和毛国瑶先生，还有靖先生的儿子靖宽荣与儿媳王惠萍女士。他们曾专门到过我的房脚间访问，有机会就靖本中的一些问题进行深谈。回想那时谈活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寻找靖本下落上面，学术方面的看法谈得很少。……”胡先生的前半段话应予订正，会议并未把“靖本批语”列入会议议程; 后半段话是对的，他们专门拜访有关人士，进行游说。毛国瑶先生说：“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在南京举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二年学术讨沦会，我应聘担任会议材料组组长，工作极忙，连讨论会都未能参加。此时靖氏父子媳三人至周汝昌先生住处谈话，我事前毫无所知。周文‘却是不公开有所表示的’，言下似说我先所了解。……不知周先生何所据而云然?或许还行筇二次晤面，那就非我所知了。”需要说明的是：工作班子这些同志，来自四面八方，都不认识，临时凑在一起，彼此缺乏沟通，会议匆忙，分工未必妥贴，因此存在劳逸不匀、忽冷忽热现象，毛国瑶先生所说“工作极忙”，完全是可能的。尽管会议的组织者的注意点是，会前，就有人提出淸除红学研究中污染问题，气氛十分紧张。为防止意外，会议的组织者临时请南京师院一批同志突击阅读大会准备发放的论文，认为有问题的，暂时封存扣发。我清楚记得一篇讨论《红楼梦》与《金瓶梅》性描写的异同文章就扣压下来了。既使是这样，会议结束之前，南京博物院的同志就接管了材料组。用南京大学吴新雷教授戏谑的话说，这是《红楼梦》中“厨房风波”的现实版。吴老师的这番话对姚北桦先生说过。姚北桦先生莞尓一笑，没有解释。确实，有些话，与其说不清楚，不如不说为好。靖本藏主靖应鹍先生的情况首先是毛国瑶先生介绍的，而后，靖应鹍及其子媳就沿着毛国瑶的思路不断补充和润饰。首先是靖氏祖先，毛国瑶先生说“靖氏是旗人，原籍辽阳，上世约在乾、嘉时期移居扬州，清朝末年又迁居南京浦口。当时津浦铁路初创，收藏者的的祖父在浦口建造住宅，其居住街道取名‘明远里’，至今仍沿称未改。”靖宽荣、王惠萍在《靖本琐忆及其他》中说：“笔者幼年曾听祖父(名松元、字长钧)说过，我家原籍辽阳，系旗人，本不姓‘靖’，因祖上立有军功，遂赐姓‘靖’。……后来，始祖由北方迁到江南，在江都落户。居处后称‘靖家营’。约当乾、嘉之间，我家这一支又由江都迁往扬州城北之‘黄金坝’。清末，家已败落，约在一九一〇年祖父只身来南京谋生。先在轮船上当学徒，后因修筑津浦铁路，转到铁路上工作。他当时的工牌是七号，意即第七个中国工人。我的祖父于1954年病故。”1.“ 我家原籍辽阳，系旗人，本不姓‘靖’，因祖上立有军功，遂赐姓‘靖’。” 请问：是哪一旗? 立什么功? 为何史无记载?2.“始祖由北方迁到江南，在江都落户。居处后称‘靖家营’。” 请问：周汝昌先生说：“毛氏（按：指毛国瑶）自称：……靖氏（按：指靖应鹍）上世为旗籍宦家，因遭罪谴而寓居扬州”。功耶? 罪耶?如果是“功”，史籍为何没有记载? 特别是地方志没有记载?如果是“罪”，岂有发配到鱼米之乡的江都? 苏州织造李煦就“发往打牲乌拉”，不久就死在那里。靖宽荣、王惠萍进一步述说先世故事：“靖家年年添人进口，地方官不管，皆由朝廷派员来靖家登记造册。靖家原来专管押运军粮。有一年，运军粮时船在天妃闸(不知何处)翻了，因此被贬到靖家营一带来管军田，并负责修理皇家漕运的过往船只。……这些军田，不交税，不纳粮，但如有过往的军队，放马吃了庄稼也不赔偿。” 如果这些是事实的话，地方志的编纂人员何敢不书写?
对地方志知识贫乏的我，仅以南京为例，说明“营”一定要和驻军联系在一起的。如南京的中营，缘于明朝开国初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为京城的安全计，发出建造南京城墙的圣命，从全国多处地方抽调来大量军队和民夫进行施工。为解决这些修城人员的吃、住问题，就紧靠城墙工地建了三条营房，中间的一条营房即称为“中营”。“中营”的地名即由此延续了六百多年。中营小街巷虽不太长，从清代到民国，此地有三多:一是织机房(织云锦)的多，二是会唱“白局”的多，三是扎花灯的多。南京师范大学附近有阴阳营，按：明代鹰扬营卫队曾驻于此，故名“鹰扬营”，后讹传为“阴阳营”，分了南北二巷，即南阴阳营和北阴阳营。凡地名都有来历的，不完全凭口头活说。1984年王惠萍、靖宽荣到江都进行一番考察，他们是这样说的：“在扬州江都县地名办公室，我们不但查到了‘靖家营’的地理方位图，而且查到了人口居住情况和说明‘靖家营’来历的资料。”靖家营在江都县城东三公里处，南临长江，北临扬州一一泰州公路，交通极为便利。靖家营周围还有耿家营、赵家营、侯家营。四营相连。现均属江都县砖桥乡政府管辖。……”这与我委托江都县扬剧团团长苏位东先生的调查结果不很一致。他1985年11月20日来信说：
来信及大作《对靖本(石头记)及其批语的若干疑问》都已拜读，所托之事，前后查询奔波三天，可说一无所获。一、砖桥乡确有靖家营，其地理方位与信上引文基本相符，只是离江边约五公里。砖桥乡政府及靖营老者，对靖家一无所知。更谈不上有什么靖批、靖本了。 乡政府也说不出这个普通村庄的历史或靖家的房族。二、我去县档案馆、县志办公室及县图书馆查询，皆无靖家宗谱。三、几郎江都县志(当时包括扬州)也无靖营或靖家先世的记载。
3.“清末，家已败落，约在一九一〇年祖父只身来南京谋生。先在轮船上当学徒，后因修筑津浦铁路，转到铁路上工作。他当时的工牌是七号，意即第七个中国工人。” 请注意：1910年，当年靖松元先生33岁，“只身来南京谋生”。却“在浦口建造住宅，其居住街道取名‘明远里’，至今仍沿称未改。”这在情理上很值得推敲。如果真的是“只身来南京谋生”，又有本领在“在浦口建造住宅”，其经验真值得总结推广，这对当下漂泊打工一族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举一个例子说吧，北京有一个“平安里”。平安里在明朝时称太平仓，清代为庄王府。1900年毁于大火。据说曾有人在此挖出黄金，为了获得财宝，民国军阀李纯及其弟从末代庄亲王手中买走了这座王府。但在拆除王府的旧建筑时并没有挖出什么财宝，随后在此重新建房，其样式为中西合璧式房屋，并取了一个很吉祥的名字，叫“平安里”，此后其附近的街区也被泛称为平安里。南京城里有个“孝顺里”。“孝顺里”是一条非常窄短的巷子，大部分地图都没有录入。清末这里有一非常不孝的儿子，对待老母亲很差，臭名街坊邻里无人不知。江宁知府李璋煜得知此事，亲自介入。儿子洗心革面，来了个180度转身，变得对母亲非常孝顺，周围居民为了纪念这件事，把这条这家人住的小巷命名为“孝顺里”。其实，“明远”二字是有来历的，《晋书·贾充传》:“雅量弘高，达见明远，武有折冲之威，文怀经国之虑，信结人心，名震域外。” 但这与靖氏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柳治徵、王焕鑣先生的《首都志·街道》一节，列表清楚的标明“明远里”是旧称，与靖氏无关。4.值得注意的是靖氏搬过家的。陈慕洲、陈慕劬在《千里捎书到京华》一文中清楚地写道：“当时住在南京浦镇东门我家老屋的系我家二房人，我们是二房，还有三房。1955年靖应鵾先生处境不佳，小孩多而且小，借住我家堆放杂物的厢房一间，并有半间阁楼，阁楼上堆放着我家许多杂物，大抵是解放前的告董，诸如香炉、烛台、大理石山水屏、……等等。从1955年靖家搬进之后，我家人从未上过阁楼，更未于1962午拆卖过楼板。……后来房屋改造归房管所所有，我们更无权去拆卖楼板了。”“1969年靖家下放，人去楼空。别说《靖本》不可能‘迷失’到陈家，而陈家的许多古董字画还不知‘迷失’到了何方?”靖氏图书是有序摆放，还是无序摆放? 有没有函夹? 函夹是布质的? 还是木质夹板? 看来这些细节问题，现在已无人可以解答了。5. 靖氏藏书不是在和平环境里进行的正常的文化活动，除了人所共知的“文革”以外，在南京地区有两次社会大劫难、大迁徙，似乎是应予考虑的。一次是太平军攻陷南京，有钱的人的逃亡，老百姓称之为“跑反”，不少勇敢者在“跑反”中获得不少战利品; 一次是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多少人家破人亡，“跑反”给予人们的灾难，罄竹难书。靖氏在百年战乱中，能保存《石头记》一书，真是不简单。只是靖氏藏主及其后人没有把若干细节讲述清楚。据王惠萍、靖宽荣《浅谈靖本<石头记>的渊源及与其他抄本正文、批语的异同》介绍，“王惠萍，安徽省来安县人，1946年生，现为南京太阳能设备厂干部；靖宽荣，江苏省扬州市人，1942年生，现为南京港务管理处四作业区安技股副股长”。他们是1967年结婚的，那时王惠萍21岁，靖宽荣25岁。1959年毛国瑶先生发现“靖本批语”时，王惠萍13岁，靖宽荣17岁。这就是说从1960年王惠萍13岁时就见过《靖本》了。其时离她与靖宽荣1967年结婚相距七年。未过门就留心到夫婿家的珍藏，不能不说是特殊又特殊的。罗时金先生究竟有没有见过《靖本》? 我特地做了调查。承朋友帮助，1985年1月12日江苏科技出版社罗时金先生亲笔为我写了情况。罗先生在信中说：
东门供销社根本没有废品收购站。只有一个药材收购站。难道靖家的人竟把废纸当作药材去出售了么?我从来不曾在药材收购站工作过(更谈不上在废品收购站工作)。我自从1958年受到冲击后，错认为那都是读书带来的后果。因此那个几年，我既不读书，更不买书。书橱是有一个。但那里面放的只是碗筷、口杯等杂物，别说线装书，就连洋装书也没有一本。
说是曾有个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找过我，还居然编了几句编辑和我之间的奇妙对白．不知是从哪个古本的批语上抄录下来夹的!?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靖本迷失以后，王惠萍和靖宽荣还在研究靖本，这有发表于《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2期上《浅谈靖本<石头记>的渊源及其与其他抄本正文、批语的异同》为证，例如此文中有这么一节：
靖本和成本相同之处，除了都不署“脂砚”之名外，还有一首七绝：“积德于今到子孙，都中旺族首吾门，可怜立业英雄辈，遗脉谁知祖父恩。”’(有正本第五十四回回前) 靖本亦有此诗，在第五十三回前，“于今到子孙”作“子孙到于今”，“都中望族首吾门”作“旺族都中吾首门。”“可怜立业英雄辈” 作“堪悲英立业雄辈”。“谁知”作“孰知。”靖本文字虽稍讹倒，却证明此诗确有来历，非泛泛之作。而这首诗又为他本所无。
这样的比对校勘，从毛国瑶先生抄录的批语中似乎是找不到“七绝”线索的。这节文字再与毛国瑶先生《再谈靖应鹍藏抄本<红楼梦>批语及有关问题》比较，文字大同小异，然而多了“‘谁知’作‘孰知’” 五个字，正是这五个字的细节，可以使人想到迷失的《靖本》可能在谁手中。特别是下列一段话，更令人不解“迷失”之谜。石昕生先生清楚地写道：
靖宽荣于1997年9月21日上午南京红楼山庄登台答复笔者寻问时，说：“老石，你别把他逼急，逼急了他一把火烧掉了”，意思是暗指“靖本”仍在某人处。
我曾在南京师范学院工作过，作为《文教资料简报》的一名编辑，“文革”后期，在“文化沙漠”上编发过一些有影响的文章，感到十分庆幸和自豪。在当年，我曾提岀过先贤“无证不立” 的学术原则，限于时代的学术氛围，未能被采纳。所以，后来我撰写了《对靖本<红楼梦>及其批语的若干疑问》一文。这使我想到元人刘因《读史》诗：“记录纷纷已失真，言语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真是感慨多多。在梭理靖本批语过程中，特别感觉到“批语”提供者所说的似应注意的两点“原则”：（一）毛国瑶先生说：“既然根据这些批语去研究，就是相信这些批语是真的、客观存在的，否则你说是伪造的也好，孤证也好，反正已无从稽考。”我以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论断。既是“伪造”的，就不能相信; 既是“孤证”，就不能“立”;“反正已无从稽考”，这是典型的胡搅盲缠。如同《红楼梦》中石呆子视为“生命”的十把折扇。贾赦拿了出来，你不要问贾雨村为何讹石呆子“拖欠官银”; 也不要问贾赦怎样从贾雨村手中取来，只要研究这十把扇子就行了。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学理。反过来说，毛先生在不经意之中，承认了“伪造”，承认了“孤证”，最后无赖式的提出“反正已无从稽考”，永远是个无头案“（二）王惠萍、靖宽荣说：“但有些事并不是一般的文献都有记载的，客观事实的存在怎能用几部书加以否定?”这是典型的“文革”期间的传统文化否定论的观点，充满了“霸气”，只准听他的，什么“这些军田，不交税，不纳粮，但如有过往的军队，放马吃了庄稼也不赔偿。” 这显然不合清制，据清代文献纪载：清朝军队主要分八旗和绿营两个系统。八旗又分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中侍卫皇帝的称为亲军，由侍卫处(领侍卫府)领侍卫内大臣和御前大臣分掌，而御前大臣持掌乾清门侍卫和皇帝出行随扈，权位尤重。其他守卫京师的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虎枪营、善扑营等。骁骑营由八旗都统直辖;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各设统领管辖;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由于都是特种兵，设掌印总统大臣或管理大臣管辖;虎枪营专任扈从、围猎等，设总统管辖;善扑营则专门练习摔角。驻防八旗驻扎于全国各重要之地，视情况不同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官。内陆将军等只管军事，而驻扎边疆的将军等要兼管民政。清朝的将军是满官的称号，战时则任命亲王为大将军。绿营即汉兵，驻扎京师的称巡捕营，归步军统领管辖。绿营的建制分标、协、营、汛几级，标又分为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等，分别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八旗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统率。督标、抚标、军标、河标、漕标都是兼辖，实际各省绿营独立组织为提标、镇标，提督实为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略低于提督。总兵以下，副将所属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为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为汛。再说，有多少亩军田? 这些军田，谁人耕种? 收成如何? 难道不要向朝廷或上级汇报吗? 能以“客观事实的存在怎能用几部书加以否定” 谲难文献?更值得引人注意的是“三人成虎”的现象存在，更把问题搞复杂了。《战国策·魏策二》；“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古人早就注意到这种现象，所以，《邓析子·转辞》提醒人们：“古人有言，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这和捷克作家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呵！”意思是一样的。梁启超先生说：“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学问不厌辨难，然一面申自己所学，一面仍尊人所学，庶不至入主出奴，蹈前代学风之弊。”本着这样的认识，我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子那样，道出了靖本的真相，期望得到批评指正和教诲。俞润生，男，1938年生，江苏南京人。编审。原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副主编，《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现已退休。曾任江苏省红楼梦学会秘书长。岀版过《红楼梦文化面面观》（2009年12月南京大学出版社） 及红学论文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