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识人之法|授职法

授职法

识人是为了更好地用人,而使用人的过程中又能更进一步地识人。本文将专门讨论人的才能问题，分三个方面讨论，首先指出才能无大小之分，但也各有不同；其次讨论了才与能的关系；强调了量能授官的重要性。

【原文】

夫能出于才。才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法家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能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使之能，谴让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威猛之能，雄杰之才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凡偏才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才不同，故政有得失。

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辩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移，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

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才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才之隽也。

〖译文〗

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既然人的才能各不相同，那么他们所适宜担任的职务也应有所差异。注重修养，洁身自好的人，就属于“清节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冢宰的职务，治理国家就可以制造矫枉过正的环境。擅长建立法规的人，就属于“法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司寇的职务，治理国家就能创造凡事自有公道的氛围。公正无私，长于机智权谋的人，就属于“术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三孤的职务，治理国家就可以出现做事都讲究策划、注重应变的局面。具有广乏人际关系的人，就属于“智意”这种才能的人。

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冢宰的助手的职务，治理国家就可以各部门团结和谐。可以巡使一方，具有办事能力的人，就属于能批评坏人，推荐好人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司寇的职务，治理国家就可以明辩是非，可以监督各部门的工作。办事机敏，具有出奇制胜才能的人，就属于“伎俩”（有技术）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司空的职务，治理国家时就会重视工艺技术的发展。能够监督司法的人，就属于“臧否”（评定好坏）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师氏的副手的职务，治理国家，就会推行苛刻严明的政策。威武勇猛的人，就属于“雄杰”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可以担任将帅的职务，治理国家使就会使用严厉果断的政策。

凡是才能有所偏重的人，都只突出一种好品质和才能。因此，只能胜任某一方面的工作，而不能治理整个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担任一个官职，就好像用一种味道去调和五味，而治理一个国家就好比用无味去包容五味。而且在一个国家中，存在着文明与落后情况；百姓也有柔顺和强悍之分。人的才能各有不同，所以处理政事就有得有失。

正因为如此，就要求君主的统治政策要吻合国家的实际情况。用来治理大的地方的大的施政策略，如用来治理小的地方，就会显得空乏而不切实际；用来周旋调停、办理事务的政策，适宜于治理烦乱的局面，而用它来治理简单的事，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侧重于权术的政策适宜于天下有难的局面，如用它来治理天下太平的世道，就会显得大材小用，平淡无奇了。

用于矫枉修正的政策适宜于治理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而用它来解决衰亡时遇到的问题，就会显得空洞而没有实际内容。苛刻严明的政策适宜于杜绝奸诈的人，而用它来治理边境，就会失去群众的拥护。威武勇猛的人制定的政策适宜于讨伐动乱，而用它来治理安分守己的百姓，九会出现残暴的局面。重视发展各种工艺技术的政策适宜于国家富裕的时候，而在国家贫困时使用，

就会劳而无功使百姓更加困难。

因此，根据人的才能授予官职时，要审慎对待，凡是具有以上才能的人，都是有偏才的人，因此这些人有的能说不会做，有的能做不会说。至于“国体”这种人，既能说也能做，因此是所有人才中的最优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