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关露的抒情长诗《我歌唱》

9月25日， 雨。 《我歌唱》是现代女诗人关露一首抒情长诗的题目，也是1939年6月1日上海出版的《诗人丛刊一辑》的刊名。关露这首《我歌唱》就发表在《诗人丛刊一辑》上。显然，《诗人丛刊一辑》是借用了《我歌唱》这首诗题作为刊名，由此也可知这首诗在该辑丛刊上所占的举足轻重的分量。

《诗人丛刊一辑》是仅62页的毛边本，薄薄一小册，编者未署名。但从诗人、翻译家朱维基在该辑上既发表诗作《相对者》（二首），又发表英国诗人拜伦的《普罗米修司》等三首译诗，有理由推测《诗人丛刊一辑》很可能是朱维基编的。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全面抗战，上海已成“孤岛”，《诗人丛刊一辑》“歌唱”抗日救亡的时代最强音，是题中应有之义。该辑上许幸之的叙事长诗《路灯台》、锡金的《春日多雨》、萧岱的《苏州河》、陆离的《狐狸挺会化装》、再之的《输送》和有林的《中国战士》等首，都直接反映抗战，也都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而白曙的《奈何桥》和石灵的《我歌颂黑暗》，一歌颂“崇高的胜利”，一赞美“光明的母亲”，均借古喻今，气势雄壮，也十分难得。

作为该辑唯一的女诗人，关露曾以电影《十字街头》主题曲歌词《春天里》享誉新文坛。《春天里》明显带有民歌风，这首共七节长达七十六行的《我歌唱》则不同，情感更为炽热，更显示了鲜明的个人色彩和女性的敏感。作者从“童年我歌唱过∕镜子和镜子里的面影”起笔，写到“后来，我歌唱青春”，再写到“我又歌唱，我歌唱爱情”，直到一度“我不歌唱了，∕我没有歌唱的东西”。然而，作者最后仍要放声“歌唱”：

于是我又歌唱了，在我预备∕去死以前。∕我歌唱，我歌唱死，∕我歌唱牺牲。∕“牺牲”，当我唱出这名词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人笑了。∕这在发笑的不是别人，正是镜子里底我自己。∕我不是笑我自身，∕我笑世界上那些懦弱的人，∕把自私和怯懦的自杀∕叫做牺牲。

于是，我没有死，∕很久也不歌唱。∕我笑了，比童年时镜子里笑得更真实。∕而且我感觉矜骄，∕因为我知道我歌唱错了，∕我歌唱的不是这世界上底东西，∕在这世界上她们都套上了锁链。∕然而我还要歌唱，因为不歌唱∕我便要死亡；并且∕我还要歌唱牺牲，——但不是自杀∕因为我要歌唱爱，∕歌唱爱中的恨。

《我歌唱》在关露所有的新诗创作中大概是篇幅最长的，更重要的是，从某种意义讲，此诗不但是关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她的自况。在《我歌唱》发表半年之后，也即1939年底，关露奉中共秘密战线负责人之命，打入汪伪情报机关内部，开始了她惊险而又多姿多彩的特工生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又成为日本军方主办的上海《女声》月刊的编辑。作家金宇澄的父亲当年也在上海从事抗日地下工作，晚年对关露这段忍辱负重的“卧底”经历有过生动而具体的回忆，其中还包括朱维基对关露产生过误解，“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奸’”（金宇澄《火鸟——时光对照录》，《收获》2015年第5期）。直到抗战胜利，关露就一直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敌伪的枪口刺刀下“歌唱牺牲”，“歌唱爱”，“歌唱爱中的恨”。

《诗人丛刊》后来是否还出版了二辑、三辑，不得而知。但这辑《我歌唱》，姜德明著《丛刊识小》（2013年5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和何宝民著《纸页上的文学记忆：民国文学短刊经眼录》（2017年1月海燕出版社版）均未著录，流传想必不多。关露多才多艺，除了写诗，她在小说、散文、剧评等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将来若有有心人编订《关露全集》，这首感人至深的《我歌唱》是不能遗漏的。

本文刊于2017年11月11日《文汇报 笔会》

“不日记”为陈子善在笔会的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