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堡荐 | 提起澳大利亚，你第一个念头会是什么？悉尼歌剧院？袋鼠？牧场？
说起澳大利亚，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提及墨尔本。墨尔本是位于澳大利亚东南部的一座海边城市，也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澳大利亚的商业经济、工业、文化和艺术中心，这里还曾多次举办过*的重大赛事，它风光旖旎、繁华安宁，每年吸引着无数观光客从全球各地慕名而来，这一切都使得这座城在澳大利亚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历史上的墨尔本是怎样的模样呢？它又是如何在短短百来年间发展成为全球闻名的重要城市呢？
【作品】墨尔本回忆录
【作者】罗夫·博尔德伍德（Rolf Boldrewood)
01
作品简介
每一座城市今日的繁华背后，总隐藏着某些坎坷心酸的故事。墨尔本，便是这样一座城。而《墨尔本回忆录》一文，便能帮助您从它起初的样子，一点点更好地认识这座城。 比起晦涩抽象的史料，作为这段历史见证人和参与者的罗夫·博尔德伍德，对于这段历史有更多的发言权。他生于英国伦敦，后于1840年全家移居澳大利亚，并在墨尔本定居。他曾当过牧羊场主，后任采金场的监察官，期间一直坚持从事写作。与其说他见证了墨尔本的发展改变，不如说墨尔本寄托了他的年少轻狂的青春岁月，也因此他凭借自己的人生经历生动详尽地讲述了那个时期墨尔本的故事：殖民开拓期的艰难险阻、与各方斗争时的果敢甚至残忍、原始土著势力的衰退和消亡、先民们的智慧勇敢淳朴可爱、澳洲牛羊的发展始末、牲畜养殖的技巧与细节……还有这片土地上一点点发生的变化。19世纪40年代墨尔本的城市面貌在书中一一呈现。
02
作者简介
罗夫·博尔德伍德（Rolf Boldrewood，1826-1915）原名为Thomas Alexander Browne，生于英国伦敦，后全家移居澳大利亚，他在悉尼接受教育，后在墨尔本定居。他曾当过牧羊场主，后任采金场的监察官，但他一生中从未间断创作文学作品，他的小说主要描写牧场和金矿的生活。最早创作的小说《人生起伏：澳大利亚故事》（Ups and Downs: A Story of Australian Life）并未引起多少重视，直到出版了《武装抢劫》（Robbery Under Arms）后，博尔德伍德才开始受人关注，而这本小说也成为了澳洲文学经典之作。《墨尔本回忆录》是博尔德伍德的回忆自传，记录了作者年轻时在墨尔本的经历，同时也描绘了19世纪40年代墨尔本的城市面貌。
03
精彩片段
暮色渐浓，站在伊丽莎白街和弗林德斯街的十字路口，你很容易就能注意到长而拥挤的城郊列车，满载着归家的乘客，离开这座城市，去享受夜晚令人迷醉的间隙。尽管不断有大批人群涌出城市，但繁忙的墨尔本街头依然熙熙攘攘、川流不息。在白昼结束之时，随着华灯初上——大多数人眼里工作与休息的分界线，高层建筑物的巨大身形渐渐模糊起来，城市人群中原先混沌难辨的嘈杂声，逐渐变得清晰可闻。听觉灵敏些的人还可以听到来自斯潘塞街车站的城郊列车发出的汽笛声和轰鸣声。这座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文明程度最高、最繁荣的都市的种种画面和声音冲击着沉思者的五官。
比小说情节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公元1840年的4月，我们全家从悉尼搬到菲利普港湾殖民区，加入到墨尔本的建设当中。父亲在一周内就租好了一艘中型纵帆船（这艘船后来载我们安全航行了数小时），我们也因此乐得自在，不用为那些旅途中的诸多问题操心。这是一个漂移中的家啊！10年的殖民生活让我们要带的东西太多太多，许多都是搬迁时本该丢掉的。有拉车的牛马、男孩们的小马驹、孩子们的金丝雀、家禽、鸽子、猫狗、婴儿和保姆、家具、花盆、工匠、家仆——这浩浩荡荡一大家子的东西都要从城郊的家中搬往下一处适宜的新居。不难想象，若在航行中遇到坏天气，情况该有多狼狈。所幸的是，一路风平浪静。周六下午，威廉斯敦港的港长给船上捎来些薄酒小菜为我们接风洗尘。威廉斯敦这个小村庄的坐落之处，平坦、牧草茵茵。农舍三两，茅屋遍布，还有几家小旅馆，这便是整座小镇的模样了。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入港后第一次吃到的鲜美多汁的羊排，大大地满足了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人。那时，我们刚刚离开悉尼萧条不济的肉类市场，也还未从1837到1839年的3年大旱中缓过劲儿来。显然，我们来到了一片沃土，这里就算没有蜂蜜，也不愁没有牛奶和黄油。猪排、牛排、牛腩和牛里脊供应充足，还有那些快被遗忘的年轻人们所钟爱的美味，比如说如今在新南威尔士州已难得一见的——藤丛上草莓冰块。
除了全套行李外，我们还准备了一艘小型汽船，用于在迂回曲折的雅拉雅拉河[1]上航行。一路上风平浪静，船儿穿过茂密的茶树林，我们的殖民生活便由此开始了。这艘汽船，像一个小小的机器人，卖力地高速前行，而船上那个唯一的烟囱维护工（想象一下，那个高压时代的维多利亚人！）已经在途中向父亲请辞，到更大的船上寻得了安稳的去处。“‘莫瓦星’号也许更好”。我如此猜想着，但小小的“萤火虫”号也将我们和其他“大户人家”（这么说有一种优越感）的家当平安送达了北方那片后来被称为“雅拉洼地”的地方。那是一片与河床宽度相当、自然延伸出去的椭圆形冲刷地带，类似于一个寻常河道旁溢出的水坑。
来自南方、精力充沛的巴特曼和勤奋的科贝特·帕斯科·福克纳认为，这里适合建设城镇。我们也发现，那个时期，忙碌的英国人都在为建设墨尔本拼尽全力。在拥有了许多开疆辟土的经验之后，我们的领袖断定，这片南纬36度以外的新殖民地，不会像新南威尔士开拓初期那样遭受旱灾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对于维多利亚州西部来说，这一预言完全应验了。
驻扎在飞利浦港的机械部队，用了很长时间来建护墙板和砖房。我们则匆匆住进了一间新盖的农舍，等待着弗林德斯街上二层楼房的竣工，那里离王子桥不远。当然，那时候哪有王子桥；就算后来用木头搭成的简易桥（而正是这座桥，将墨尔本居民和雅拉河南岸的沙地森林连接起来），也都还未动工。人们觉得那里只是块所谓的不毛之地：只留了一艘平底船在那儿——你可以乘着它过河去，但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我还记得布伦瑞克·史密斯上尉（后来受任于第50军团，是团里第一位骑警指挥）事件。他趁着看守人因为“病了或喝醉了，或什么原因”不在，骑着马来到渡口，凭着军人的急躁劲儿，和一对骑兵冲上甲板，将这艘笨重的船撑过河，拴到了河对岸。
那时，绿色的草原上生长着稀稀疏疏的高大树木。冬雨过后，草地就变成了沼泽和芦苇丛。我曾在那里射中过一只蓝色的鹤——澳洲鹭（只是被我打伤而已），并得意洋洋地把它带回了家。有一次，它走近我，突然用它紧闭的尖嘴狠狠地朝我啄过来，想要弄瞎我的一只眼睛，结果弄伤了我的颧骨。新镇和科灵伍德的森林小路上随处可见可爱的青铜翅鸽子。我和儿时的伙伴们常常站在离现在热闹的城郊不远的地方，犹豫着是否要走进这块“驻地”——我们一直这样不逊地称呼这座奇迹之城。在新建的城镇里，街道就像喜剧演员们所形容的“用尺子画出来似的”，又直又宽；但悉尼谨慎保守的财政部门一直未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清除墨尔本街道上残留的树桩。
与之不同的是，和处于创建阶段的任何社会一样，人们对娱乐活动倒是从来不吝投入。舞会、野餐、赛马以及宴会频繁而且流行。有一次，一辆四轮马车，结束了晚上的某项娱乐活动，由一名时髦体面的军官驾着，穿过漆黑的街道赶回家。不料，马车竟重重地撞在了一个树桩上。悲剧发生了，马车倾覆在地，车上的女士被抛出车外，车夫摔得粉身碎骨。因公事外出的家人并未迅速前来处理此事，并拒绝修理马车。这辆摔坏的马车多年后一直被保留着，成为对国内财政预算支出不合理的一个见证。
第一批移民潮中的幸存者们相信，他们所在的城镇与郊区土地蕴藏着无穷的财富，以至于哪怕最谨慎的投资，也能获益不少，命运却和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科林斯街上那块很有名的地段，也就是现在澳大拉西亚国民银行的所在地，当时被卫斯理仅以70英镑就收入囊中。在悉尼方面组织的第一次政府级土地拍卖中，弗林德斯街、科林斯街和伊丽莎白街的土地以与此相同甚至更低的价格被一英亩、半英亩得卖出去。由那时的皇家拍卖人雅克先生经手，在悉尼市场里卖掉了威廉斯敦的大量土地，售价说出来可能会让现在的土地交易商们震惊地发抖吧。我现在还记得那位老绅士饱满而洪亮的声音：“威尔维鲁克区某某土地出售”。本土地名被广泛且适当地使用着，“维拉马纳塔”和“马里比农”这些地名会经常出现在同一系列的拍卖中。
然而，第一轮拍卖后一直飞涨的地价，最终导致了南海公司的股市泡沫。购地者，以及各阶层的人们都参与其中，兴奋异常，指望能从中获利25%、50%甚或100%。每个有闲钱的人都不加思索地购买每张必中的土地“彩票”，他们如同机敏的秃鹰，争先恐后地聚集到动物尸体的周围。此时，借贷便出现了，相较于此后的蓬勃发展，当时还只是一个很不成熟的行当；账单，在那个银行业尚在襁褓期的时代已被广泛使用。为了促成称心如意或有潜质的交易，人们对香槟午餐的需求大大增加。于是，空酒瓶——盛过沁人心脾的葡萄酒的空酒瓶，就在商贾的住所或他们常去之处堆积起来。
当时的在任总督，在对巴拉腊特和本迪戈的非矿业先驱进行的一次短暂访问中，发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奢侈浪费现象。据说，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了初建殖民地自选议会议员的一些要求。当时，雅拉瀑布上游的土地，按40英亩和80英亩分成一块块区域被拍卖掉。买主期望随着行情看涨，以后再卖个高价。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比如后来远近闻名的图拉公寓。据说，当年它的年租金已达数千英镑，每80英亩的价格也达到约1000英镑，而最初买下它时，那位殖民者出的总价也不过1000英镑。但到后来，在1842年和1843年的房市地震中，屋主最终不得不在重压之下将其卖掉，所得区区120英镑。
弗莱明顿跑马场是个不同寻常的地方。那里见证了“维克托”和“查尔斯爵士”对“全镇冠军杯”的争霸之战，见证了“罗密欧”白色的腿和无与伦比的肩膀，也见证了杰克·亨特的小母马“烈女”赢得“查尔斯爵士”大奖（这个奖项专为评选查尔斯爵士的后代所设），获得了一位慷慨的种马资助人的奖金。马提尼-亨利步枪[2]流行起来之后，杯赛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哪里有赛事，哪里自然是争论的焦点。一位人称“跨栏杰克”的有名的“马贩子”就对前面所说的“烈女”（也就是杰克·亨特的那匹马）的获奖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烈女”并不是血统纯正的“查尔斯爵士”后代。
但是，评委们坚持自己的判断，赛事管理方也收到了足够多的证据来驳回质疑，这匹母马的主人照旧获得了奖金。跨栏杰克（真名约翰·爱华德）在骑着马回家的路上，心里仍满是怀疑，他“见识过大场面”的腿搭在枣红马（正是这匹马，在10天时间里走了600英里，把他从悉尼驮到了墨尔本）光滑的背上。和“布朗特”一样，“跨栏杰克”是“一名宣过誓的马贩子”，但与那位马米恩山区四平八稳的乡绅不同，他参加过多次跨栏式赛马。那时，人们对冒险越来越有兴趣。
一次偶然的机会，两位“杰克”在海上相遇了，他们都准备重访斯科舍海[3]。当然，此行的目的是逐利。途中，他们遭遇了强风，返航的大船失事，船上多人陨命，幸存者无奈返回飞利浦港。在这场灾难中的某个时刻，人们看不到任何生还的希望。他们绝望地抓着浮在水面上的甲板，甲板眼看就要撞上礁石，这时，“跨栏杰克”带着一种沉重而又毅然决然的神情，挪到亨特先生旁边。所有人都等着听他要说什么。在那个肃穆的时刻，他恳请这位赛马场上的老相识，证实他此前的精准判断：“我只有一个心愿未了。您看看，亨特先生，我们还剩、剩下20分钟，现在什么都无所谓了。你告诉我，‘烈女’真的是‘查尔斯爵士’的后代吗？”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至今仍无人知晓。
1884年的人们怎能想象得出如今的墨尔本呢，他们记忆中曾是如此不同的一幅幅“消极”的画面——孤独的木制马车艰难地沿着未经修筑的沙地小路向布赖顿方向前行，耐心等待着平底船夫前来摆渡，弗兰克·利阿德特带领着他的独角兽综合队穿过荒凉的海滩。（现在，那里多了一家供海军们寻欢作乐的酒吧，霓虹闪耀，前不久还建起了炼糖厂，高高的烟囱昂着脑袋吞云吐雾。）牧场主的一群犍牛拉着满车的羊毛，笨拙地沿着弗林德斯街深深的车辗印迹前行。约翰·帕斯科·福克纳在科林斯街西边忙得不亦乐乎，那时，这个地段可繁华得很。而街的东边——现在是一间间华丽的俱乐部和债券机构，医生则是消费主力——那时候则被大多数人称为“财富之路”。
一条小河的两岸，还住着意气风发的年轻农业贵族，那时他们还没时间参加投机倒把。一大群黑人——疑惑的和恐惧的、年轻的和年长的、勇士和老翁、妇女和儿童——被军队驱使着走过科林斯街，去往临时监狱，他们被囚禁在那里，屈服于实有的或可能存在的暴力。我猜，慈善家大概认为这些人不是能从牢狱的地板下挖地道逃生，就是第二天就能重获自由，以此来自我安慰。
在一次仪式上，朗斯代尔上尉的继任者拉特罗布先生（当时的头衔还是警司阁下，不是总督），骑着一匹被剪去耳尖、鬃毛浓密的短腿马“铁锤克罗弗莱”前往巴特曼的希尔牧场。拉特罗布先生穿着制服，由史密斯上尉和骑马姿势糟糕的警察队伍护卫着。这支队伍是当时唯一的军事力量。一望无际的平原和广阔的森林公园，将这个小城镇团团围住。不计其数的天鹅和野鸭，在墨尔本西边的沼泽地里嬉戏，享受这里不受打扰的自由。风尘仆仆的农场主们，疲惫不堪地走进马厩，那时，他们还不能靠马车或火车来缩短旅程。
注释：
[1] 雅拉雅拉河（Yarra Yarra）：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居住在维多利亚中部大多数地区的乌兰德杰瑞人称雅拉河为Birrarung。它可能来自“不停地流”的意思。欧洲人到达后1835年它获得了Yarrak Yarrak的名称。欧洲人错认为这是土著人给这条河的名称。但是实际上它只是“瀑布”或者“河流”的意思，被用来指任何河流，不仅仅指雅拉河。从1835年开始雅拉河在墨尔本建城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新居民点的主要港口被设立在海水与淡水交融的地方。船停泊在瀑布的一侧，而另一侧则为城市提供饮水和下水。
[2]马提尼-亨利（Martini-Henry）是英国军队在1871年-1888年期间装备的一种单发式步枪。
[3]斯科舍海：南半球的一个海洋，横跨大西洋和南冰洋，位于火地群岛、福克兰群岛、南乔治亚岛、南桑威奇群岛和南极半岛之间，西邻德雷克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