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真迹之辨
“真迹影印”与“真迹”之辨
——以徐志摩致赵景深信札为例
1949年年2月，上海万象图书馆出版的《作家书简（真迹影印）》一书中，收有徐志摩致赵景深信札一通。信札原文（标点后加）如下：
关于这一通信札，龚明德先生曾指出，“一九八〇年后多种重新排印的徐志摩全集、文集包括书信集，大都收有这一封书信，所以也都一直无人落实这封书信具体的写作时间，更不用说去详细解读这一封书信了”。据其考证，“手迹的格式，貌似一封书信。但从写信时间的缺失和最末一句来看，其实是一纸便条”，且将“这纸便条的时间锁定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详参：《南方都市报》“在读”版，《徐志摩·赵景深·蹇先艾》，2015年11月29日）
龚明德先生的考证之后不久，陈子善先生在《徐志摩二题》（刊于《书城》杂志，2018年第3期）一文中，又专列“徐志摩·赵景深·蹇先艾”为其一“题”，在此信写作时间上亦推断，“此信写于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的可能性最大”。且对此信下落有进一步的考索，称“赵景深晚年编注《现代诗人书简—现代作家书简之二》（刊于《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3年1月第7辑），收入徐志摩致他信札三通，此信并不在内，可见此信已不保存在赵景深手中，原信下落不明，手迹因《作家书简》的影印而得以幸存”。
上述龚、陈二先生的考证，对此信的历史背景、关涉人物与事件，都有相当精审的评判。当然，后世读者与研究者，能够看到此信的途径，只有两种，一为通过《作家书简》看到的“真迹影印”，二为通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各类徐志摩文集、选集，可以看到据“真迹影印”过录下来的“整理本”，皆不是“真迹”本身了。诚如陈先生所言，“此信已不保存在赵景深手中，原信下落不明”，如今是否尚存于世，已不可知了。
幸运的是，笔者近日得悉台湾某藏家珍藏有此信原件，可知这一件距今已90年的徐志摩手迹尚存人间。经过仔细观摩，发现此件确为《作家书简》上的影印原件。原件信文书写于新月稿纸之上，影印件上则为纯白底，看不到新月稿纸的细节。原件与影印件在内容上竟还略有区别，则更令人感到惊喜。
原来，在信札尾部，尚有徐志摩在写完信文之后又补题附加的一句话：“新月见过否，嘱送奉一册收到否”。这一句“附文”，影印时没有印出，可能是为了美观起见，将其删除不印的罢。
徐志摩致赵景深（真迹影印），原载于《作家书简》，1949年2月初版
一般而言，为完整保存文献计，尤其是名人书信类的影印均要求纤毫毕现，一字一点不可疏失。但在影印名人手迹时，编印者有时会因某种原因，有意无意的删除一些内容，这样的事例，也不少见。
譬如，胡适于1935年9月11日为上海新亚大酒店题词的“真迹”，在将其影印刊发于《申报》之上时，即因报纸版面之限制，把胡适题词的原本分为两列的落款缩印为一列，并因之删除了“十一日”三字。为考证此题词的确切时间，笔者曾搜罗多种旧报刊上的所谓“真迹影印”，最终在1935年印制《中国旅行社导游册》上，看到原封不动的“真迹影印”，方才得以一睹真迹原貌。
由此可见，无论是距今半个多世纪的民国出版物，还是新近印制的各类图书；但凡关涉所谓“真迹影印”者，无论是徐志摩信札，或是胡适题词等等，对于研究者而言，或许都应当以“存疑”的态度去更为审慎的考察。当然，获观“真迹”本身，无论对于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而言，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幸事，大可以平常心静待之。
刊于《收藏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