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桂平：大成国记忆（六）——找不到“北”的北路大元帅姚新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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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成国，清末兴起的一个地方政权。起于1854年六月，陈开李文茂在佛山举旗，1855年正式建于桂平，终于1864年五月，隆国公黄鼎凤在小天平寨（现贵港境）兵败被俘，前前后后十年，大成国风云起，兴，衰，留下一段段历史，任由后人评说。

那么，问题来了，现在广为流传的大成国始末时间为1854年六月到1864年五月，已经成为共识，这似乎忘记了一个人的历史记录，那就是大成国北路大元帅姚新昌。

作为大成国领导层的一员，北路大元帅姚新昌在黄鼎凤之后，还坚持到同治五年，1866年初，但他的坚持为什么不被记录为大成国的最后时刻，而被历史所忽略了呢？姚新昌在大成国历史中的地位就这么次吗？中间有什么故事呢？

这就从头说起了。

按民间传说，姚新昌，桂平罗秀人，从家族辈份，排“大”字辈，名大愈。姚氏在桂平罗秀里是个大家族，子孙众多，但在各种原因之下，同是同宗同族， 加上个人原因，每家每户生活水平是不一样的，这一家富点，这一家结倨点，贫富差距出现，这也很正常，

姚新昌家的生活水平就属于不高的那一类，差到什么程度，靠什么为生，一般的故事文章都说他从小开始，就帮本族富贵人家打工的，就所谓的童工，长工之类，打个柴，放个牛，割下禾，插下田之类，总之成年之前都是在一个比较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后来接受了天地会的思想，看不惯社会的官府作为，为了救民于水火，创一番事业，由此加入了大成国，并且成为大成国中一位北路大元帅。

实际上，现在流传的姚新昌的成长故事，更多的是道听途说，小说演义一样，可以说是出于对人物宣染，宣传所需要，毕竟大成国起义在历史中是有一定的正面意义，当中的人物，自然也就多一点正面的说法，所以把他的人生经历抛光抹彩，添点加点。“经历坎坷，苦难”，才造就他后来的事业，也能衬托出这个人物的历史地位。

但桂平的《姚氏家谱》记录的，却又是另一个成长环境的姚新昌了。

说姚新昌自小父母双亡，由叔公叔婆靠“劏狗为业”养大，这种说法不实，他的祖辈可是例封官，也就是用钱买，用钱捐的官，曾祖父，祖父都不是缺钱的人，到他父亲那一辈，可能生活水平下降了，但也断然不会沦落到给人干童工，长工的地步。

姚氏族谱中说到，他曾祖父姚聪，祖父姚尔赞曾经有捐官记录，在《浔州府志》《桂平县志》等历史文献中，没有看到，但却可以看到，罗秀马平姚氏就“大”字辈前后两辈，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地方记载甚多。

如他直系祖辈的地方荣耀就不少。旁系祖辈的堂叔伯公姚尔美，拔贡；堂叔伯姚胜时，附贡，更是在志书中有专门篇幅的记录，义举甚多，罗秀万年桥就是由他倡建，并首捐七百金，后来重建浔州府桂平城时，他也多有出力，可以说是地方乡贤。

再说，他终于三十九岁，儿子也同遇害，并且也是个带兵之人，按这说他必定是早婚，那个年代，困贫人家可是难有这种条件的，所以也一定是有家底的人家，不说富贵那也是日子尚可。

罗秀万年桥

可是这么个家族，怎么就出了姚新昌这样的一位人物呢？他又为何走上这条道路的呢？《姚氏族谱》中也没有什么详尽的解说。那么，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当时的官方角度来记录，地方志里的姚新昌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民国版《桂平县志》里关于姚新昌的记载，没有二十页，也有三十页，几近记录了姚新昌的兴亡史，从他加入大成国直到最后各时期重大的事件，都一一写明。

当然了，地方志为当时官方的记录文献，社会地位，阶层不同，是对立面，首先就把他定义为“贼”，“匪”，“寇”，是反方，所以也不可能像现在一样，用农民义起首领，革命斗争等字眼去看待，记述他，并且也是在事件平息后的十来年间编写的，这种环境下成书地方志，客观性就有所商榷。

什么可写，什么可记，出于立场问题，作为编修地方志主体的官府，那肯定是要有选择性去编修的，记载肯定有一点偏离历史真相。最后姚新昌的历史记载到底偏离多少，那就是后人自我评价了。

姚新昌宣传画

姚新昌在《桂平县志》里是什么样的形象呢？就从他的名字开始，姚大愈，这是他的族谱名字，为什么后来成名的是姚新昌而不是姚大愈呢？

县志是这么介绍的：“名大愈，罗秀里翰堂人，素以赌博为事，新昌其赌馆号也”，就是说他主要就是从事赌博，并开有一家赌馆，赌馆名为“新昌”，久而久之，别人就以“新昌”之名代替了他的大名，并流传下来了。至于为何他会“以赌博为事”，也许正是父母早亡，缺少一点管教才导致吧，这没有历史说明，真相不得而知。

在鸦片战争后的那个动荡的年代，社会不说民不聊生，那也是极其困难的，各种天灾人祸，社会环境都往差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加剧，社会之乱，正常生活生计无法维持，很多正经事也没办做或是艰难了，于是各种三教九流的行业也就兴盛起来了。

作为开赌馆的姚新昌，往来之间，三教九流，自然结识了相当多的“同道中人”，趣味相同，则成团结伙，拉帮结派，最初的，还是自组姚氏一派，以他为首，姚学范，姚学汾，姚业宣为军师，以姚大珖，姚大瑛为死党，应该都是他家同辈，晚辈，他们不说为害一方，那在混迹于当地，也已经是地方混混头目一样的地位了。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也许起步晚了或是消息不灵通，历史中没有姚新昌和太平天国有联系的记录，只知道，就是这个时间前后，他一伙和混迹于这一带的“乱乡团伙”莫十五，谢土养，钟玉保，傅三妹等，有了联系了，并且开始接受天地会的思想。

在1853年春，于中和白石峒以断雷劈石倡拜天地会，占踞垌心为势力中心，并和周边众多类似的有天地会背景的团伙融合在一起，如容县，平南，北流，玉林等地的黄得三，苏十九，谢七，谢四，邱二嫂，罗大全，梁阿亘，梁瑞璘等等，

他们干的什么事呢？好听不好听，反正就是“落草为寇，上山为匪”之举。心存善良的，只对为富不仁，贪官污吏的人下手，高举“替天行道”的大旗；心有恶念的，一刀过，“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见人就抢，见财就劫。

成为乡里社会秩序混乱的源头，远到合浦灵山，玉林容县，近到罗秀各圩，没少受到他们的劫扰。

无论是哪一种，这种行为必定干扰到一部分人的利益，都会被官府列为“匪”，为“贼”，为“寇”，是打击的对象。可是，当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官府一时也无心清剿这些地方“祸患”，只得任由他们发展，各乡里也只能自己应付。

广西类似这样的地方势力，在这个时期发展也各有不同，愿跟太平军走的，早都归附走了；没走的，依然在停留在熟悉的乡里为王为霸；还有一些跟着太平军走了一段，但最后受不了太平军的纪律，制度的节制，又脱离回乡继续占地为王的。

姚新昌有关的这一大群人，基本都是起步晚了一年两年的，多数没接触过太平军，都留在了原地，队伍拉起来后，仅仅是对周边乡里各圩堡的劫掠。

就在这时，1855年，从广东来的陈开李文茂攻占浔州府桂平城，建大成国。正好，陈，李军队有天地会背景，于是，像姚新昌之类，在浔州境内很多这种多多少少和天地会有点联系的势力，在大成国定势后，开始纷纷归附大成国，由此开启了大成国兵力最大的时刻。

对于这些地方势的归附，大成国领导层当然是欢迎的，在政权组织的架构下，就开始了封王封爵，给这些人一定的地位。

作为一个有古代帝王思想的政权，一般对这种封官加爵的事也讲究等级，亲近之分的。不过到目前为止，世人对大成国的研究不多，大成国的各种制度散见于各史籍。

大成国领导层最早，最核心的，是领军攻打桂平城的五个人，即后来封的开国五王：平浔王（镇南王，洪德王）陈开，平靖王李文茂兼陆路总管，平东王梁培友兼水路总管，平西王区阿润（区润），定北王梁大昌（梁昌）。

后来加入的，影响比较大的也就几个，如贵县（今贵港）的隆国公（也称章王）黄鼎凤，容县的荣国公范亚音，永淳县（今横州境）定国公李文彩，吕国公覃亚儿，北路大元帅姚新昌，等等。

好了，其他那些官爵按下不表，就说这大成国中这最上层的十个八个领导当中，封王，封公，为何却偏偏姚新昌只是得了个“北路大元帅”，好像很多文献中都只提他的这个封号，而没得“公”，没得“王”的封号，这就耐人寻味了。

按大成国官爵制度，最高级是王，下来是公，侯二级，再下来是元帅、将军、先锋、军师等。那从这说，这“元帅”可只是这组织中的中层干部了。

另外，大成国史书中最重墨的，就是立国五王，立国之初，五王就分向四处，不说远征扩土，那也是出击数百上千公里，打下了大成国最鼎盛的版图。

接下来的公，侯二级的人物，那也多多少少跟着五王出去征战过，李文彩跟着北上打了一段，范亚音跟着东守一下，黄鼎凤也向西支持过一回。

这些王，公，侯虽说相互间配合不是很密切，但也好歹一起工作过，一起出过力，在紧要关头还有帮衬过的记载。如范亚音在平南，梧州方向响应过梁培友，黄鼎凤更是在都城秀京（桂平城）陈开被围时，还强力支援，只是被阻击在现桂平蒙圩一带。

那作为中层干部的姚新昌就有点看不懂了。有资料说他组织有二万余人，转战两广，有力支持友军作战，这还真难找到记载支持，当然，除非史籍文献没记。

翻遍史籍记载，大成国征战两广？就连大成国平东王梁培友兼水路总管，在清军从广东方向溯江而上的军事进攻之下，最后还死于这一线，也都只能力保平南，梧州不失，姚新昌又如何能征战两广呢？征的又是哪个地方呢？可以说大成国的广东经历，只是在陈开，李文茂进入广西前的历史，那时还没有正式建大成国。

如果按活动轨迹看的话，似乎姚新都在以垌心为中心的周边二三百里内活动，一直在浔江以南，几乎没有在浔江北岸活动过的记载。在桂平范围内，也仅仅是在南区一带，在桂平，容县，平南，玉林交界的地方，如果非要说他去过广东，那最多也就是在容县，北流与广东交界的地方跨过那么一两个村而已。

大成国的领导架构很松散，各王侯间各有主意，各搞各的，没有共同目标，只有个人目标，这也是大成国失败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上层领导间是貌合神离，那中层的北路大元帅可就是貌神全离了，除了个名号，几乎和大成国没什么关联，更是没有什么听陈开调令，听大成国政令的说法，就是自己独成一体，就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整天不是攻这个乡堡，就是打那个村寨，主要和地方团练作战。

他打过最大的仗，莫过于1857年与范亚音，覃亚儿等部攻下北流县城，玉林浦塘，这几乎就是史籍中他到过的最远，最大的“城市”了，更为神奇的是，在1860年，身为大成国北路大元帅的姚新昌，在容县石头圩的头家寨，自创堂馆（应是天地会组织中的那种分堂），自封元帅，奉覃亚税为太平郡主。

这种游离状态下，在大成国的最后岁月，他几乎不参与任何大成国的重要事情，就以最大的几件事来说：

梁培友在平南，梧州阵亡时，姚新昌在垌心；李文茂病故于大苗山时，他在垌心；梁大昌，区阿润不和，分别亡于横县，合浦时，他在垌心；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回广西拉拢大成国的人的时候，他在垌心；陈开在桂平城被围时，他在垌心；范亚音在容县失败时，他在石头圩；黄鼎凤接过大旗在贵县被剿时，他在垌心；剩余在桂平境内的有大成国名义的各部势力一一被剿时，他还在垌心。

完全没有协作感，和大成国有距离感，不说他有二万人马，就是几千人马能有效去配合一次，帮衬一次，真正扛起大成国的大旗，那也不至于最后沦落到垌心被围，后被俘于大容山，解押到玉林处决的下场了。

从这过程看，他在大成国中，充其量也只是中层干部，不是权力核心，在古代有兵就是王的封建帝王思想下，在天地会那种帮会思想中，并不是真心归附，于是一直游离于整个政权边缘。

这个北路大元帅，名不符实，也就一直找不到“北”，找不到自己在大成国中的真实地位，也找不到自己的目标，所以，很多人也不把他当回事，就把他给忽略掉了。讲大成国历史的时候，只以大成国的王，公的历史为主线，也就以1864年黄鼎凤被俘杀为结局，而不把姚新昌为主线的历史看作大成国正史，他的死也就无足轻重了。

因为，他仅仅是个名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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