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和阿凡提，到底是智慧化身还是“脑残”典型？
将诸葛亮和阿凡提称作“脑残”，肯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这两人一个是居庙堂之高的军事天才，一个是处江湖之远的民间奇人，历来都是中国人智慧的化身，怎么就被质疑为“脑残”了呢？
脑残最大的特点是脱离自身实际条件，费尽心机去做舍本逐末甚至自我戕害的事情，至少是赞美和讴歌这样的一种趋向。譬如，明明是一棵树但却推崇斧头，明明是一蓬韭菜但却呼唤镰刀，明明是一只鸡但却靠近黄鼠狼。
脑残的第二个特点是人为拉仇恨，不是寻求合作与发展，将朋友阵营弄得越来越大，而是不断树敌，扩大对立面，甚至主动制造敌人，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
诸葛亮“鞠躬尽瘁”，给国家和民族又留下了什么呢？
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两大“智多星”和“智慧化身”，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真的堪称标准的脑残。
先来说诸葛亮，此人以“神机妙算”扬名立万，甚至直到今天都是“智”的标志性人物。如果在中国人中进行投票，其获得“第一聪慧”这个名头几乎毫无悬念。《三国演义》中对其进行的神话化描绘，更是让人感叹其“多智而近妖”。
但是，诸葛亮的“智”到底给中国人留下了什么？是物质技术的进步，还是人文思想的丰富？事实上，他留下的都是勾心斗角的技巧。一方面是对外的穷兵黩武，另一方面是对内的权斗谋略。
最见其心机的一是对关羽，明知道曹操对关羽有恩，而关羽又以重情重义名扬四海，诸葛亮偏偏留下华容道给关羽去做埋伏，还特意用激将法逼其签下军令状。就这样轻而易举将关羽一颗人头，以期货的方式掌握在了自己手里，让其在自己面前终生都抬不起头来。
另外就是对魏延。在蜀中五虎将都陨落之后，魏延毫无疑义是第一大将，本应被委以重任。而且历经各场生死大战，魏延也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与勇毅。但诸葛亮却以其头上有“反骨”为由，设计逼迫他造反。如此诛心，看上去证明了自己的“先见之明”，但却很难让人信服，反而让有功之臣倍感寒心。
极为注重细节的诸葛亮，最终暴露了大局观上的鼠目寸光和人才赏拔上的作茧自缚，到最后落得“蜀中无大将”的地步，其实也就是一个必然了。
从更为宏大的格局上来说，作为小国、弱国的蜀国，对内本应休养生息，富民强国。对外本应韬光养晦，巧妙周旋，谋求生存和发展空间。但诸葛亮恰恰背时势而动，对内严刑峻法，导致经济困窘、民生艰苦、文化凋敝。对外穷兵黩武，连年征战。90万人口的蜀国，居然养有15万军队、4万官吏。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个明智的当政者。
号称“智”的化身的诸葛亮，到底给蜀国的百姓带来了什么呢？带来的是蜀国大地众多子民的食不果腹和妻离子别，到处都是“童叟姑嫂扶犁”，青壮年男子基本上都征战于沙场。但其“六出祁山”又收获了什么呢？背大势而动，实乃逆天而行，不仅徒劳无益，而且因为对国力的极度消耗，最终加速了国家的灭亡。
从大的方面来看固然是“祸国殃民”，从诸葛亮自身的角度来看又如何呢？逆天而行的结果不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更是祸延子孙。待到邓艾的部队杀到蜀国都城，仓促应战的诸葛亮的子孙，自然也只有被敌人“斩于马下”一种结局了。
回顾诸葛亮这样一个人，才为世出，但其才从小处讲，没有改善个人和家人的生存境遇，没有为子孙后代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从大处讲，没有为国家的稳定繁荣做出贡献，没有为民众带来福祉。其一生惹事，征战不休。他的一生，除了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斗争故事之外，并没有给国家和民族留下任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这样的一个人，说其是反人性、反自我、瞎折腾、不作不死的脑残人生，又有什么冤枉的呢？
阿凡提的一生与这个那个怼，怎么就没想将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呢？
再来看阿凡提。这是民间传说中的一个人物，被赋予了诸多的底层智慧。纵观其众多的智慧故事，基本上就是一部“斗争史”：与地主老财斗，与贪心商贾斗，与贪官污吏斗，与皇帝老儿斗。
阿凡提斗争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大获全胜。这当然非常符合底层民众的道德判断和审美趣味，至少满足了我们“高贵者愚蠢”的意淫心态。也证明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智慧”。
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人总是和这个那个处于优势地位的人“怼”，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人吗？
蔑视财富并进而蔑视财富的拥有者，本身就是一个反智的判断，是一种脑残心态。否则我们人类的努力岂不都是自取其辱？
当然会有人辩解说，阿凡提们蔑视的不是财富，而是不义之财。但问题也接着来了，作为个体的阿凡提如何去为整体的财富以及富人做道德裁决？阿凡提的“斗争”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样一种财富分配体制？
阿凡提当然是个集体创作的文学人物，但这个人物身上却体现出鲜明的“脑残”特征：一是他从没运用超凡的智慧去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努力，二是他用以惩治老爷们的各种“妙计”也绝不可能促进社会的良善。
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这个“善”既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善，也是一种能力上的自我提高。一个有智慧的人，活着的首要目标肯定不是与人斗，而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调动积极因素，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为富足，活得更有尊严。
在“独善其身”的前提下，一个人才谈得上对于社会的道义。如果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却热衷于怼各种强势的人，这怼的价值和效用其实是大可怀疑的。回顾一下阿凡提的所谓“智慧”，大抵都是以诡辩还治诡辩，有时候甚至还不乏主动出击、实现钓鱼式获利。
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阿凡提找地主巴依老爷借一口锅用，次日另加一个小锅还给巴依老爷。老爷很奇怪，问这是怎么回事。阿凡提回答说这是老爷这口大锅生的小锅。贪婪的巴依老爷自然喜出望外。不几日，阿凡提又来借锅，老爷满指望还能再多一口小锅，哪知道阿凡提这次却连大锅也不还了。理由是“锅死了”。老爷愤怒地说“我从没听说锅也会死”。阿凡提回答说“锅既然能生，自然也就能死”。就这样，阿凡提巧妙地占有了老爷的一口大锅，对方还只能哑巴吃黄连。
且不说这老爷如此老实而愚蠢，何以能囤积不义的万贯家财，单他吃阿凡提如此一摆，肯定从此就不愿意再与阿凡提发生任何经济往来了。这对阿凡提来说，难道真的是一件好事？
实现人际关系的交互性，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绝不会通过损坏他人利益来谋求“独胜”，因为这样的“独胜”是不可持续的。也正因此，李嘉诚才会告诫家人，在商业活动中，要学会主动让利。
就商业社会的常识来说，必须摆脱“受害者思维”，不能一天到晚想着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剥削了穷人。富人的富固然有可能是不义之财，但那是属于国家制度层面的东西，不是你的正义感所可以裁决和矫正的。
脑残的典型思维特征就是混淆不同的概念和范围，譬如抵制这货那货。购物时你就是一个消费者，需要考虑的应该就是质量和价格，其他的因素显然不是你这个层面需要去考虑的。那些鼓动、渲染、强调其他因素的人，本身就是竞争商家，他们自己压根儿就不会在乎利益之外的因素。
诸葛亮和阿凡提，就是我们历史文化视野中两个层面的脑残典型。居庙堂之高者不将智力用于发展民生、巩固国基，逆天而行，既荼毒天下苍生，也延祸自身和子孙。处江湖之远者不将智力用于自我发展，而逞口舌之快，戏弄他人，以展示智力上的优胜，结果处处树敌。
由此可见，个人智力倒并不是最重要的，即便智商最高的人也很可能是害人害己甚至于祸国殃民的“脑残”。现代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有基本的人文视野和价值坐标，首先是拿自己当人看，其次是拿别人当人看。庶几，则起码可以算是一个正常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