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枪击案中，那个想“逆流而上”的中国博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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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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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是周六，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生范轶然坐在车中。前一天，他刚刚对毕业论文做了最新一次的修改——这是他读博的第四年。如果一切正常，他将在今年下半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

这天下午，范轶然的女友去看牙医。在等她回来的这段时间里，两人互发着信息。一条信息发出后，女友没有等来回复，感到有些异样，她折回停在公寓的车中查看。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倒在车中的范轶然——头部近距离中枪；凶手使用的0.45毫米口径手枪的子弹壳，就掉落在本该属于她的驾驶座上。彼时，是当地时间13:50。

凶手所持的0.45毫米口径手枪。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据《芝加哥论坛报》当地时间1月10日报道，犯罪嫌疑人是32岁的杰森·南丁格尔（Jason Nightengale）。这天下午，他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与其北部的埃文斯顿市随机选定目标持枪射击，范轶然是他的第一个目标。当天，总共有7人遭遇袭击，其中三人死亡，四人受伤。当地时间17:35，这位警方认定的凶手在埃文斯顿被击毙。

北京时间1月11日下午，范轶然遇难的消息传回中文互联网。在随后的报道中，他被还原为一名名校毕业，履历精彩的学者。“范是我们最好、最聪明的研究生之一”，芝加哥大学宏观经济学教授哈拉尔德·乌利希在推特上表示。

但范轶然的一名朋友告诉全现在，在金融专业方面的履历与成就，并不能代表他的全部。“人活一辈子，总要干点事”，范轶然曾经这样说道。导演话剧、参加公益，范轶然想把外人眼中的精英活成别的样子。他最大的愿望，是回到北大任教，当一名讲授哲学的老师。

在范轶然于北大就学期间导演的话剧《九人》中，每两幕中间，都会穿插一段视频，每段视频中都会提出一个问题，由各个不同身份的角色分别作答。最后一段视频里的问题是：“您认为这个社会会变得更好吗？”

范轶然饰演的建筑师坚定地答道：“会。越多的人坚持这一点，这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好。”

01

“逆流而上的人”

直到范轶然的名字在朋友圈刷了屏，现居于美国的赵怡（化名）才猛然意识到，刚才看到芝加哥大学声明中提到的那位被枪杀的博士生“Yiran Fan”，就是他。

她想不到，毕业近十年后再次听到范轶然的消息，竟然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芝加哥大学于1月11日的官方声明截图。图片来源：news.uchicago.edu

一名北大毕业生告诉全现在，上大学时，因为多次参与话剧并担任导演，范轶然有了“范导”这个称呼。而《九人》，是范导在北大期间导演的最后一部话剧。

2012年，范轶然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并保送同院系研究生攻读金融硕士项目。下半年，他参与梦桃源剧组的话剧《九人》，并担任导演，参加北大一年一度的剧星风采大赛。

《九人》剧本改编自经典美国电影《十二怒汉》。与原作不同，《九人》把场景从美国搬到中国，将陪审团人数从12人改为9人——这也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九人陪审团讨论的，是一起凶杀案。剧组团队的人员从理到文，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政管、中文等多个专业。而九人陪审团中，也囊括了大学教授、学生、穷民工、餐馆老板等。在舞台上，针对一起凶杀案，每个人的个人背景与经历，都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立场与意见。

话剧中，陪审团成员需要判断一名男孩是否是杀害其父亲的凶手。在看似确凿的证据面前，只有6号陪审员给出了无罪的意见——他是一名建筑师，扮演者正是范轶然。

据主要成员为北大校友的自媒体《北窗》报道，范轶然深度参与了剧本的创作。

剧星风采大赛（简称“剧星”）由学生自由组队报名参加，赛程分为初赛、复赛、决赛。最终，《九人》在该届“剧星”中获得了初赛小组冠军。

该剧的最后一幕，另一名陪审员对范轶然饰演的建筑师说：“我还以为建筑师都生活在一个个坚固的工程结构里，生命不过是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管道或桥梁，最高的法则是稳定和效率。”

范轶然回答：“大概是我的同情心，不愿意向那些工程结构投降。”

“我不能容忍所有人都站在有罪一边，总要有人替他说话。我愿意做那个逆流而上的人。”

02

“只要坚持梦想，就值得人们尊重”

从小学到博士，范轶然的简历“完美又让人羡慕”。在有关他的新闻下，有人评论说，博士毕业后，他一定能进入最顶尖的金融机构，或是成为卓越的金融人才。范轶然的好友称，和其他金融专业的学者不同，范轶然就读于金融专业期间，一直希望能在专业范围内实现自己的社会关怀。

本科的最后一年，他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参加了一个致力于支持欠发达地区人文教育的组织举办的公益项目。根据范轶然后来撰写的《巴马行随想》中记载，去往广西之前，他有一种困惑——究竟应该告诉那里的孩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鼓励他们闯出家乡，与来自大城市的孩子进行“不公平的竞争”；还是应该采用某种“愚民政策”，让那些孩子在自己出生的环境中“平凡安逸”地度过一生。

范轶然从北京长大。新浪微博上一位自称范轶然小学同学的用户透露，自己与范轶然一家曾住在一个院子里，后者是当时年级的大队委。

范轶然中学就读于北师大实验附中，高三时保送进入北京大学。在《巴马行随想》中，他承认，自己“从小生活在大城市，从来没到过比较偏远的县城，当然更没有进过县城中学中的教室”。迈进乡村教室的那一刻，他见到的是与自己教育环境截然相反的景象：桌椅没有钢材和油漆，而是粗糙的木头；教室里没有悬挂电视，只有部分教室才具备的多媒体设备看起来也并不常用。一间教室挤满了60名学生，齐齐地向范轶然微笑。

他还曾到一个学生的家里走访。在那个家里，没有电灯，冬天只能烧火取暖，墙上的装饰只有学生的奖状。孩子的父母都在广东打工，只有过年才会回家。

这些孩子急切地希望能从范轶然这些北大来的学生身上学到一些学习方法。这让范轶然开始反思自己出发前的那个困惑。“也许我出发之前所思考的问题根本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决定这些孩子应该如何度过一生的人不应该是我们，而应该是这些孩子自己。”在文章中，范轶然这样写道。

“无论你爹是谁，只要我坚持梦想，你们就没有理由鄙视我！”这句出自学生之口的话，让范轶然“振聋发聩”，“也许正像这个孩子说的，只要坚持梦想，就值得人们尊重。”

在《九人》中，众陪审员也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公正”。范轶然饰演的建筑师给出的回答是：“当我们用统一标准去对待众人时，要看到他们站在不同的起点之上，这才是公正。”

《九人》剧组合照，清晰者为范轶然。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话剧九人”

03

“砸碎地狱的自由”

2013年4月，《九人》在“剧星”复赛中被淘汰。剧组吃了散伙饭，他们相约，要让《九人》连演十年。

而范轶然则在剧星大赛结束后，从光华管理学院金融专业硕士项目中退学，并在剑桥大学拿到了研究型硕士学位。事实上，范轶然的一位好友告诉全现在，在光华管理学院读硕士期间，他在一年中就已经修完了两年全部的课程。此后的2013到2016年，范轶然一直在为申请博士而努力。他希望博士毕业后，可以当老师。

2014年8月，范轶然从剑桥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大学读金融数学硕士。为了赶上来年的博士申请，他用一年半的时间修完了两年的课程，拿到学位。范轶然北大期间的同学对全现在称，范轶然在海外读书期间也经常和国内的朋友联系，基本每年都会视频与《九人》剧组的朋友一起跨年；在剑桥的硕士项目毕业时，还曾邀请了一位好友前往英国参加自己的硕士毕业典礼。

但他的努力却没有及时换来回报。据非虚构作品集《新留学青年》作者廖元辛书中的记录，2015年3月，范轶然申请美国大学的博士项目失败，只能等到来年再次尝试。在等待再次申请的期间，他在布斯商学院Fama-Miller研究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同年，他加入了芝加哥当地的华人剧社，风车剧社，并执导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剧作《禁闭》。

《禁闭》和《九人》一样，都是在封闭的场景里展开剧情。在范轶然导演的《禁闭》中，风车剧社的陈静远扮演剧中的男主角——一个直到死后都在焦虑于他人对自己看法的政论文作者，他要办一部和平主义的报纸，却在战争环境下被当作逃兵击毙。在廖元辛眼中，“习惯性焦虑”性格也纠缠着范轶然的申博之路，在那条路上，范轶然“似乎只有痛苦，没有快乐”。

在范轶然的自述中，他从初二开始便产生了“人活一辈子，总要干点事”的想法。开始，这个理想是做医生，研究出治愈癌症的方法；高三填志愿时，愿望没变，手段改成了读商科，赚钱资助别人攻克癌症。到了光华管理学院，他发现国内教育体系有不少弊端，于是想做校长；但后来念及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便打算读博士并任教，“用自己的力量去正一正学术风气”。

在北大读本科期间，范轶然还同时拿到了哲学系双学位，着重关注存在主义哲学。范轶然的一位好友对全现在称，他寄托于读博这件事上最大的愿望与目标，就是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北大任教，在本科时期就读的光华管理学院开设一门《哲学导论》课。

2015年12月4日，《禁闭》在芝加哥上演。据陈静远回忆，他每次接范轶然去排练，两人都会交流科学、哲学或者其他话题。在他眼中，范轶然严谨而小心，甚至会有些“怪癖”。比如在生活中，他从不吃酱；在读本会上，他会仔细地念出每一个他批注的细节，例如“三个演员位置成150度钝角等边三角形 ”；在这一场中，哪个灯要开、哪个灯要关等。

《禁闭》演出结束后不久，陈静远即将离开芝加哥，而范轶然则成功申请到了芝加哥大学布斯和经济系的联合博士项目。陈静远向范轶然表示祝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交流。

《禁闭》剧组合照，一排正中者为范轶然。图片来源：风车剧社官网

范轶然的一位朋友对全现在透露，范曾在2016年在朋友圈中表达了对芝加哥地区枪支暴力现象的控诉。“‘枪不杀人，人要杀人’ 这样的说法太过轻浮”，陈静远在回忆范轶然的Facebook帖子中也写到，“因为枪可能让任何一个恰好想杀人的人杀人。”

《禁闭》的最后一幕，男主角打开了密闭空间的门，但却主动留在了这里。在风车剧社接受采访时，范轶然将此视为萨特的隐喻：“不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是怎样的地狱圈子，我们都有砸碎它的自由。如果我们不去砸碎它，仍然愿意呆在里面，那我们就是自由地判定自己下地狱。”

然而现实中，范轶然人生中的最后一天，却没能走出那辆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