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如帜 | 忆父亲 —— 绵长思念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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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6月13日，63岁的父亲永远离我而去，四十年的岁月是那么短暂而又漫长，父亲的音容时而渐行渐远，时而亲切清晰。四十年过去，当一年一度的父亲节来临之际，回望来路，追溯往事，父亲短暂的一生仿如一部悲情电影，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展开。
父母亲在世的年代，没有留下过多的照片和印记，甚至我保存了多年的父亲的自传以及他在红旗本上密密麻麻设计的房屋和服装的样本都找不到了，但是父亲那些非常漂亮的草体和仿宋体字迹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四十年前的现在，还是青黄不接的时节，，被病痛折磨的父亲想吃几个红了的西红柿都找不到，最后在附近的农村找到几个青涩的西红柿时，父亲已经吃不进了。
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相连，父母亲的一生颠沛流离动乱不安，想起他们悲剧性的一生，痛苦总会溢满心间。
如今，我也已过花甲之年，时间如梭，岁月依旧，父母亲的血液流淌在我的身体里，伴我走向归途，父亲的人生印记从未在我的生活里消失。以下是我于2006年写于QQ空间里的回忆文章，旧时往日，何处追寻，追忆父亲，不堪回首……
我的父亲１９１５年生于孝义大孝堡村．由于我的爷爷奶奶都是当时从事教育的知名人士，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到了读书年龄时便跟随奶奶在私塾读书，十岁时随爷爷就读于汾阳第四国民小学．十三岁奶奶病故，百天后由于继母的加入，父亲的美好童年便宣告结束，从此开始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1929年6月,我的爷爷辞去了汾阳县教育督学职务,举家迁往太原,在府西街开办了私人诊所,名德元堂.父亲在太原一师附小上学。
父亲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倍受宠爱,可继母比他仅大5岁,比我爷爷小二十几岁,由于她年轻貌美又刁钻风流,爷爷总是宠着她.可想而知家里的火药味是多么的浓烈， 终于有一天,矛盾升级了:一天,继母洗漱完后发觉自己的戒指不见了,这下报复的机会来了----她大哭打闹,一口咬定是父亲偷了,父亲那受得了这样的侮辱,便吵闹起来,这时我爷爷不问青红皂白就对父亲一顿毒打,可怜父亲13岁小小年纪遍体鳞伤,想起以前快乐的时光,越想越伤心,生性倔强的他一气之下跑出了家门。
父亲生前曾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起他的这次传奇经历:跑出家门的父亲举目无亲且身无分文,饥寒交迫的他想到了远在孝义的家乡,那里有他儿时的伙伴,还有疼爱他的叔叔婶婶......他下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没有温暖没有父爱母爱的地方.于是一路打听,忍饥挨饿,从太原出发,实在饿的不行就在路过的人家讨点饭吃,有户人家看到他实在可怜,还留他住了一宿。
令父亲难忘的是,出走的第三天,他走到了介休和孝义交界的董屯村时,正置中午实在饿得支不住了,就到一家大院前要饭,人家就问他是哪个村的,他说是大孝堡的,这时旁边屋子里出来个年轻女人,她过来就问父亲是谁家的儿子叫什么名字,父亲说出时,她突然一把拉过父亲失声痛哭----原来是父亲的一个本家姐姐嫁到这个村的.她没想到现在站在她眼前的这个脏兮兮的小孩竟是自己以前聪明活泼的堂弟!听完父亲的诉说后她留下父亲住了一宿,给堂弟做了一顿热腾腾的饺子,并将父亲打扮的干干净净,第二天又亲自把父亲送回了大孝堡 。
3天沿路乞讨,历尽艰辛,13岁的父亲终于回到了离别几个月的家乡.见到侄儿被折磨成这副样子,两位叔叔和婶婶一场抱头痛哭之后,气愤不已.坚持留下父亲再也不让他走了。
继母在父亲出走的当天就找到了戒指,我的爷爷知道冤枉自己的儿子,到处寻找,终于在几天后找回老家来了.爷爷在受了众人的许多责备后,一再向大家保证以后再不敢虐待儿子了,无奈的父亲只好又跟着爷爷回到了太原.但是他和继母之间的积怨是越来越深了。
至1932年,父亲继续在太原新民中学度过了他的中学生活.同时,也结束了他不平静的童年生活。
上世纪90年代前,太原的繁华闹市钟楼街和海子边交叉路口东南角,有个新华书店叫晋新书店,70年代时我经常陪父亲在太原看病.期间父亲曾几次领我到这里故地重游.虽然如今这里已经改造成陌生的高楼,但是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那是一座古式3层建筑,面积不是很大.由于不是正房,光线很暗.进门后有呈直角形的两排书架,在南北方向书架的南端,有个出口,走到跟前才看见有一道窄窄的楼梯通向二楼.父亲中学毕业后曾经在这里当了几个月店员,每次父亲都感慨地给我讲述他当年在哪个位置上卖书,后来又如何逃避工作,整日躲到二楼看书......
父亲中学毕业后,爷爷想让他跟着在家学医,可是父亲因为和继母整日冲突不休,实在难以协调,爷爷就把父亲送到海子边新华书店去当学徒.可是父亲把对爷爷的不满也带到了那里,正值反叛年龄的他整日和老板叫劲,不是躲到楼上不下来就是和顾客吵架,老板虽然和我爷爷是朋友也忍无可忍了,最后对我爷爷说,大公子是干大事的,放到这里大材小用了,就这样结束了这里的生活----爷爷怒不可遏地把他不争气的儿子领了回去。
1934年,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在大孝堡本村结婚,两人都是刚满18岁.由于我母亲的娘家是邻村,我的姥爷和爷爷是好朋友,所以我猜他们的婚姻肯定逃不出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生性反叛的父亲肯定是为了逃避这桩婚姻而离开家乡步入军营的.
对于父亲20年的军医生涯,我只是从父亲的自传里简单的了解的：
1934年----1936年,在太原征训新医科.
1936年----1937年10月,在山西临汾晋绥军第一后方医院任少尉军医.
1937年12月----1941年在河南渑池国民党军125医院从看护长到少尉军医,到中尉军医,到上尉军医.
1941年----1943年,厌倦了战乱炮火和颠沛流离生活的父亲来到西安开办了自己的医院----广济医院.
1943年,----1947年4月,在陕西汉中任国民党第十休养院上尉军医.
1947年4月----5月,在西安任国民党中训团24纵队上尉处员。
1948年1月,我的父亲辗转托人捎信回家,让我母亲到部队找他,我的母亲带着年仅13岁的我的大姑从介休坐火车到太原,再坐飞机前往陕西汉中。就这样,离别15年的父母亲终于在他乡得以团聚。
1949年，胡宗南所部在解放军发动的陕中，扶郿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我父亲接到命令,跟随部队紧急翻越秦岭，开往巴山,最后撤往成都。父亲先期随部队到达成都,母亲和大姑被安排随后到达四川新都.后又住在广元,广汉等地,由于战争伤亡很大,父亲忙于救护伤员一直无暇照顾母亲她们,我的母亲便像龙应台的母亲一样，在当地做些卖烟卖菜的小买卖维持生计.后来,父亲安排我的大姑参军,先后在川西分校后勤处保健股员,川西教一团医助。
1949年,解放大军大举南下,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成都解放了.我的母亲根据家属遣返规定,于1951年辗转回到家乡.父亲和大姑随部队就地整编到八路军第91部队15大队,继续为上尉军医.直至1952年夏天才转业回到家乡。
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两件足以影响父亲后半生的大事:
第一件事是,1949年12月,解放成都的炮声隆隆逼近,国民党官兵人心大乱,四散逃命.父亲也是一样害怕的整日不敢出门,可是又不甘坐以待毙,于是趁着炮声不紧的时候出去打听消息.成都机场的上空飞机象苍蝇一样飞来飞去,买机票的人拥挤的水泄不通,终于有一天身高体壮的父亲挤进人群买到了一张去往台湾的机票,这是多少人想得到的啊!----因为解放军打过来的这几天,一直谣传说,共产党来了之后要把国民党军共产共妻,全部砍头,军营里的人每天胆战心惊,嚎天哭地.----父亲怀揣着一张机票气喘吁吁地跑回了家.可是这更让一家人为难了:三个人一张机票只能走一人,也就是只能让父亲走,面对又一次骨肉的分离一晚上三个人抱头痛哭,一边母亲还要为父亲缝好衣服,准备吃的和盘缠,天亮之后,抱头诀别,父亲叮咛到台湾安顿好后就回来接她们.父亲走后母亲和大姑哭成了泪人,不知如何活下去.不料到了晚上父亲却意外的出现在她们面前,原来父亲到机场后不忍独自离去,想来想去还不如要死就死在一起,可是母亲不同意,母亲说能活一个算一个,为什么都要送死呢,于是又一晚上抱头痛哭之后,再次送父亲远行.没想到父亲还是下不了决心,到了晚上又回来了.如此几天反复之后,一家人最后下定了决心,死也不再分离。
结果令他们感动的是,解放军来了之后,不但没有传说的那么可怕,反而优待他们----愿意转入解放军部队的可以继续担任原职务,不愿意的以及家属可以给发放路费回家,于是父亲自愿留了下来,不习惯颠簸流离生活的母亲随大部分被安置的家属于1951年回到了家乡,这时,母亲已怀有身孕---就是我的哥哥。
我的父亲医德高尚,医术高明,官至上尉,但由于他的职业是医生,所以,解放后被有关部门处理时得到的结论是:按上尉头军官头衔应定罪为严重历史问题,按上尉军医可以定为一般历史问题,最终一一般历史问题处理。
但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父亲最终没有逃脱厄运,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最终压垮了他。
第二件事是:1950年秋天,我父亲所在的医院收治了两个从前线转来的八路军伤员,其中一个伤势很重,还未来得及治疗就牺牲了,另一个经过父亲的精心救治最后痊愈出院了.这两个伤员可能是级别比较高的军官,当时医院都留有证明和记录。
就是这件事使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差点蒙冤致死.当时进驻孝义人民医院的工宣队头头看了父亲的简历咬定父亲有两条血债,说父亲在解放战争中因为国共仇恨故意害死两个八路军军官,父亲不堪重刑折磨,屈打成招承认自己害死了两个伤员,然而接下来是更加残酷的拷打,后来就在父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之际,造反派派出去调查此事的人回来了,他们先到成都,从医院的病历中查到治愈的那位军官转业到了新疆,便又到新疆找到此人,此人亲自写了证明证实和他一起送进医院的那位伤员当时确实已经死亡,而非父亲害死.这时造反派才暂时停止了对父亲的折磨.....
1952年夏,顺应部队大批转业的形势,我的父亲和我大姑从所在的部队办理了复员转业手续,告别了十几年的军人生涯,从成都起程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故乡。
到达太原后,父亲先拜访了几位昔日的好友,小住几日,故地重游无限感慨.朋友们一致要求父亲留到太原工作,父亲答应他们先回孝义看看然后回来.路上路过汾阳,那是父亲跟随爷爷上小学的地方,在这里见到了他儿时的伙伴,他们又是竭力劝说父亲留在汾阳医院工作,父亲说可以考虑一下.几日的款待叙旧之后,父亲终于回到了生养他的家乡----孝义。
从1934年离家至今整整过了18年!我的父亲已经由十八九岁羁骜不训的年轻人变成了一名成熟高明的医生.18年了,故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已是物是人非,父亲的父亲和奶奶都去世了,而父亲的儿子也已经几个月了----我的母亲在前一年也就是1951年怀上我的哥哥从四川回到老家,途径四川剑阁县汽车翻下山沟,车上二十多人仅有几人生还,母亲和肚子里的哥哥大难不死----哥哥于1951年9月出生,36岁喜得贵子的父亲给解放初期出生的哥哥起名"胜利",随家族排行如字辈大名叫"如捷"。
这时,孝义当地政府听说从部队回来一名高级军医,而且听说还要走,立刻派人和父亲协商让他留下来创建孝义人民医院,因为当时医生奇缺,又是一名好医生,政府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硬是把父亲扣留了下来.从这时起,父亲在旧城南关开始筹建人民医院,从此父亲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了孝义的医疗卫生事业,使其从无到有,一步一步走向辉煌。
而这也是父亲坎坷曲折命运又一次转折的开始。
(照片右一为我的父亲)
1952年---1966年的十余年,是父亲的事业和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父亲正值壮年,精力充沛,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五六十年代医疗条件非常差,医生奇缺,父亲常常走村窜户送医送药,孝义及周边县乡遍布了他的足迹.父亲的名气很大,很受人尊重,当时不管是县级领导还是山区农民一提起他的名字没有不认识不知道的.在工作中也获得了很大的荣誉.我记得小时侯不管大人小孩得奖后总是把奖状贴在墙上,可是我家不一样,父亲和母亲的奖状根本贴不下,都在箱子里一捆一捆摞着,县里的省里的乡里的村里的还有病人的,我想起来时就翻出来玩,或者是小朋友们来了就拿出来炫耀一番。
父亲去世已经40年了,至今,提起父亲的名字,六十岁以上的人还有很多人认识或者听说过。
1958年5月,43岁的父亲在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喜得女儿----就是我.当时全国上下正在高举毛主席"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国人民热情高涨,各条战线生机勃勃.因此春风得意的父亲为我取名"红旗',随家族如字辈排行大名叫如帜.父母亲一共生育一子一女,而且我和哥哥相差7年.据母亲和周围的长辈们说,当时父亲高兴的几天晚上睡不着,抱着刚生下的我又唱又跳。
(照片前排左一蹲着的是我的父亲)
从１９５２年回乡到１９６６年文革前，从艰苦创业到一代名医，父亲由于医德高尚，医术高明闻名遐迩，赢得了无数赞誉，达到了事业和人生的颠峰。
５０年代初期，历经内战外乱的中国百废待兴，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时孝义的医疗事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正值壮年的父亲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之中．由于后来加入的吴丕荫和何明铨主攻内科和外科，技术全能的父亲便挑起了妇科的重担，他们三人被称为孝义人民医院的顶梁柱。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出诊包．是一个颜色呈暗褐色的箱子状的长方体，上面盖子是圆弧的，外表是上等牛皮做的，里边分类整齐地放着听诊器，体温表，注射器，接产包和各种医用器械，还有许多急用药品等．由于使用多年，出诊包磨的油光滑亮，就像油漆过一样．我的母亲也是一位妇科医生，也有自己的出诊包，但是母亲是当时公社医院的医生，所以出诊包就没有父亲的大和好．父亲星期天回家时都带着它以方便随时看病．我小时侯经常趁父母不在时拿出听诊器注射器之类吓唬小伙伴们，得意的情景至今十分清晰。
(后排右二是我的母亲，为我们公社医院妇科主任，
同样为新中国的医疗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父亲从小在外地生活,基本不会说家乡话了,但也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多年的军旅生涯使他养成了许多良好的习惯.身高近一米八的父亲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穿着非常讲究,虽然生活在物资匮乏的六七十年代,但是他的仅有的几件中山装永远都是干净笔挺,里边总是穿着雪白的衬衣,从没见过他随随便便不拘小节.生活方面非常讲究卫生,记得吃水果时父亲都要削了皮挖了籽然后洗净切成块才让我们吃,尽管遭到村里人的嘲讽,他还是要坚持这样做.父亲的谈吐文明高雅,而且非常幽默风趣,他一生酷爱读书,知识很丰富,会写各种字体的钢笔字和毛笔字，而且非常漂亮.更使人佩服的是他板胡拉得很棒,常常一边拉一边唱着非常纯正的京剧,如醉如痴,韵味十足。
父亲还是一位非常细心手巧的人,要么不做,要做就最好。而且很有生活情趣.文革后病休在家时,家里买了台缝纫机,他就每天学着裁剪衣服,给我做的衣服比裁缝作的还要时髦合身.他还给我设计织了一件毛衣,样子很好看,别人都以为是从外地买回来的.那时侯时兴贴窗花,他就买了许多彩色的纸,设计出许多花样,当时我家的窗户上经常变换花样,令别人家羡慕不已.高中毕业后,父亲希望我继承他的事业,上卫校当一名医生,可是不听话的我却宁愿和农民在工地上劳动.父亲拗不过我,用心良苦的他认认真真地用红旗本写了几本教案,在晚上我回家时,耐心地劝说我多少学上一点,希望自己呕心呖血几十年总结出来的成果有人继承,可是我却不争气,不顾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就是不干,这件事伤透了父亲的心,也令我今生今世后悔不已。
七十年代初期,我家申请盖房子,父亲信心十足地设计了好几套方案,并且写了许多备料的程序和说明,遗憾的是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由于父亲的历史背景问题,到临终时都没有被落实批准.还有记得父亲用装订整齐的白纸画动画片,每张纸上的动作变化一点,最后卷起一翻,画面就动起来了,至今我还记得拿到学校,同学们都抢着看的情景.还有许许多多说不完的故事......
父亲在事业上很有成就,在生活中也与众不同,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父亲的故事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突然而至,父亲和当时许许多多老干部一样,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抛入了黑暗的深渊。
很快,父亲被进驻人民医院的工宣队造反头头打成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父亲和当时的几位干部和主治医生除了每天挂着牌子批斗和劳动以外,还要写检查,交代自己的历史问题,写下的检查多会也是因为不深刻而责令重写.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解放初期父亲救治八路军伤员的那件事,造反派说父亲故意害死了八路军,有两条血债.并把他关起来严刑拷打,还把平时个别医治无效正常死亡的病人的帐强加在他的头上,硬说是他故意害死的,父亲最终被屈打成招.然而,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更加变本加厉的拷打.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的名气遭人妒忌,而正好给有的人以报复的机会。
我当时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仅有的记忆是每个礼拜天和母亲一起去看父亲时,和好几家反革命家属一起在大门口长时间等候当权派的批准,记得在等的时候,有时就正好能看见父亲和好几个"人民的罪人'前后挂着"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的大牌子在扫院子或干杂活,他们看见家属后都是眼睛扫一下就继续低下头劳动.最不堪回首的是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和母亲去时外头劳动的人里已没有父亲,我们得到门诊后面的大会议室里去见父亲,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就这样,我母亲还得在当权派的监视下违心地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深刻交代历史问题。
那时我们孝义的打砸抢两派或几派的武斗相当厉害,当时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我们基本不去学校,每天跟着大人上街游行.像父亲一样遭遇的在人民医院就有十几个.不过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同,父亲遭迫害最重,打击也最重,而且因此重病缠身直至去世。
父亲当时没有被直接害死的原因是,第一是当权派派人去新疆做回了调查,证明当年的八路军伤员不是父亲害死,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的职务是上尉军医,而并非军官,而且解放后已经定为一般历史问题.第二是中央根据山西问题发出的立刻停止武斗的"七.二三'布告----那是1969年夏天,突然飞机隆隆作响,瞬间就像下雪一样天空中飘落下无数五颜六色的纸片,田间地头或是路上只要是在露天地方,人们争先去接去抢,我记得好象是别人拿回来给了母亲,传单上具体的内容我记不得了,只知道这是一张关系到父亲命运的布告,因为母亲拿着他和几个本家的叔叔们兴奋地一字一句地推敲,说这下就有救了。
大约１９７０年的夏天，由于＂７．２３＇布告的落实，父亲被告知暂时获得有限的自由，当权派决定将父亲下放到孝义西南山区劳动改造，可是这时的父亲已被折磨的浑身是伤，根本失去了自理能力了，只好让父亲去五七干校学习改造，记得我和母亲还有哥哥去看即将下放的父亲时，他拖着一条残废的腿，神智不清，已经认不出我们了，幸亏在母亲的请求下工宣队头头批准让父亲回家先治疗一段时间，我们才得以将隔离４年的父亲接回家。
我至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７０年那个灾难性的夏天，好象是一个很炎热的中午，我放学回家后，母亲和哥哥十分焦急的说父亲不见了，然后就到处寻找，直到下午竟然在几里之外的县城汽车站找到了－－饿了一天的父亲灰头黑脸坐在土地上，一句话也不说．当大家费劲地把他弄回家时，我的母亲因为又急又累也突然晕倒了，幸亏院子里的人帮忙，而当我们焦急地照顾母亲的时候，神智不清的父亲竟然不知从那里找到老鼠药吞了下去．年仅十几岁的哥哥和我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只是哭着求大人们帮忙．虽然不几天母亲就好转了，但是父亲被救过来之后却彻底精神错乱了，就连他最亲的女儿也不认得了。
父亲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多才多艺热爱生活，为人处世小心谨慎而又自尊心极强，文革中因怕卷入无谓的纷争而没有参加任何派别，然而也许正是因此而惹怒了那些人，再加之他的名气和技术遭人嫉妒，使得他成为当时人民医院受迫害最重的也是后果最惨的人。
遭受莫大刺激和侮辱的父亲在整整半年里疯疯癫癫，全家人整天看护着他，在他的视野里只要看到棍棒绳索以及暗色的灯光和有黑白色彩的东西就变得更加狂躁不安－－因为在隔离拷打日子面对的除了各种工具就是穿着或黑或白的大衣的蒙面的人，有一次在我睡着时他竟然拿着火棍差点把我的头发点着，幸亏被发现后及时制止．所以家里根本不敢放任何可能引起危险的东西。
半年之后，在家人的悉心照料和千方百计的治疗下，父亲的精神病慢慢好转了．但是受尽摧残的父亲已是百病缠身，永远失去了往日的激情．直到１９７８年去世他的右腿都不能挨地，走路一瘸一拐，而身上十几道深褐色的被绳子勒索过的伤痕至死都那么清晰．这些悲剧的印记也永远烙在了我的记忆里。
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４年，浑身是病的父亲被批准在家养病．如果把父亲的一生比做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那么这段时间则是跨过高山峡谷之后进入了相对平坦的平原，流速平静而舒缓。
刚开始的时候，父亲除了外伤之外，还有严重的青光眼，胃下垂，肺气肿和冠心病等疾病，我记得父亲几乎是卧床不起，那时母亲的工作也很忙，幸亏这期间哥哥结婚了，而娶媳妇的唯一标准就是能悉心照料病中的父亲。
这段时间文革还没有完全结束，心有余悸的父亲躺在床上整天听取半导体里的新闻，忧心重重精神高度紧张．那时我还在上初中，记得有一天下学回来，一进门父亲就非常紧张地对我说，这下又坏了，中央又要开始整人了！我说不是吧，父亲说肯定是的，广播里刚播出了毛主席的最新语录：＂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母亲和哥哥也这样认为．一连几天全家人连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家里订的参考消息被父亲用笔划的密密麻麻，反复推敲里边的信息．．．后来才知道毛主席的这条语录是针对当时美苏霸权主义的有关国际形势发出的。
随着文革阴影的逐步淡出，父亲的病也在逐渐好转．那时我常常利用假期或者请假多次陪父亲去太原看病，当时或住院或住亲戚家，因为以前经常进修，太原各大医院都有父亲的那么多朋友，不过由于他们见了面总是不免要提及父亲不愿触及的伤心往事，加之看到朋友们春风得意事业如日中天，心情总是无限凄凉，所以父亲从来都是尽量躲避他们．而这期间父亲只要有精神就带我故地重游－－府西街６９号，新民小学，晋新书店以及几处忘了名字的居住过的小巷，追寻往日的足迹，讲他小时侯或欢乐或痛苦的故事，还记得父亲把我领到一条大路口指着向西的方向得意的说，他十几岁时曾经几次从这里出发偷偷骑着自行车两头不见太阳一天往返太原孝义，我的爷爷竟然没有发觉过．而今物是人非，劫后余生的父亲虽然只有５０多岁却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每每这时从陶醉的记忆中醒来的父亲总是黯然神伤……
(照片为我至今保存的父亲的遗物)
父亲病休在家的时候，我已十二三岁，也就是从这时起，我对父亲才有了比较完整的了解和记忆．１９７２年以后，父亲的身体基本恢复，这时他有了两个孙子，可以尽享天伦之乐，还有除了为无数慕名而来的病人看病以外，拉板胡，下棋，书法，读书，写自传，心情特别愉快．那时我正上初中，下学后父亲就经常给我讲一些历史故事，还教我写仿宋体，画画，至今我受父亲影响，十分爱好看书阅读，而且字也写的不错。
生活中父亲对我非常偏心，我当时在同学们中穿的最好，因为父亲经常托人从大城市给我捎回很时髦的衣裳，很令大家羡慕．上高中时，学校的饭吃不好，父亲每礼拜给我买很多饼子带上，要知道当时大部分家庭连窝窝头都拿不起啊．我那时简直就是富家小姐．而且因为这些饼子的魅力，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和我都是好关系。
我从小虽然生活条件比别人好些,但是由于父母都是医生工作非常忙,下学后常常是我和哥哥两个人自己学的做饭吃,生活乏味而孤单,缺乏温暖环境的我形成了内向和自卑的性格.父亲病休在家的日子里,我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有时,父亲`对我的偏心简直达到了极致.我至今忘不了的一件事是,父亲因为自己身体不好，陪伴我时日不长，竟然为我买了一台缝纫机,作为我将来的陪嫁,要知道当时的缝纫机相比现在在一辆汽车都难买----而那时我才14岁! 当时的物资非常匮乏,买一台缝纫机要找好多关系才能买到,而且买下后谁也不能使用,放起来等我长大,可以想见哥哥和嫂子对此有多么大的意见。
高中毕业后,我违背了父亲将我培养成医生的愿望,十冬腊月和同学们到离家很远的工地上劳动,结果因为重感冒病倒了,父亲和母亲顾了一辆毛驴车从几十里外把我接回,看着我高烧不退,父亲几天守侯在我跟前,至现在我都能想起当时父亲为我檫脚按摩的情景.平时别人家人口多有时饭都吃不饱,而我却不一样,夏天吃水果都是父亲把皮削了洗干净放在盘子里,等我一进门就从柜子里拿出来.....
然而父亲并不是无原则地惯纵我.在平时的行为习惯上父亲对我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比如,家里来人了一定要主动称呼,热情招待等等,而且很注重培养我勤劳独立的习惯。
1974年到1975年,文革的影响在教育界还没有彻底结束,我所在的孝义中学根据上级的精神把我们这届高中生按专业划分为几个新的班级,我当时学的是农业化学,叫农化班,那时的毕业时间是冬天放寒假时,所以我高中毕业的时间是1975年春天.刚毕业后,学校就把我们这些学了专业的学生派往农村实践,我单独被派往兑镇山区农村搞土壤测量化验,当时我18岁,因为天生胆小懦弱,不敢独自出门,说啥也不去。
可是,父亲的这一关却过不了,他为我打包好行李,准备好生活用品,把我送到火车站.然而我在车站逗留一天后又回到家里,这时的父亲非常生气,把我狠狠教训了一顿后,又开始给我做思想工作,说这是锻炼我的好机会,以后如果离开大人如果没有独立的能力怎么办,我哭了一晚上后,第二天又被父亲送到了车站....在那里的半个月中,我确实得到了很大锻炼,生活新鲜而快乐,而且在结识了好多新朋友后很快忘记了家里父母亲的牵挂。
实践结束回来后,父亲把我好好赞美了一番,说我终于成功地走出了第一步.而据邻居们说我走后的半个月中,父亲每天背着手在大门外焦急地度步,心神不安地等待......
以前父亲事业处于颠峰的时候我年龄还小，也就是在父亲病休的这段日子里，我才亲眼见证了父亲的医德和名气。
７０年代时，医疗条件远不如现在发达，根本没有Ｂ超之类的设备，诊断病情全凭医生的技术和经验．当时也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父亲是妇科和儿科的名医，家里的病人几乎就没有断过，记得我下学后老是因为病人多而耽误吃饭．因为父亲的病还没好，不能过度劳累，所以来看病的人一般都是托关系来的，还有很多是县里的领导们亲自介绍来的，父亲都不好推辞，常常是从病床上扎挣着起来为病人看病，要知道那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医生，是只挣工资工作的，不象现在医生可以自己开诊所另外挣钱啊．有很多病人过意不去，拿一点土特产之类来时父亲总是近乎不近人情地一一退回。
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只要是提到父亲的名字人们几乎没有不知道的，因为在医生缺少的时代，父亲几乎给每个家庭都看过病，有不少病人是在病危的时候父亲以高超的医术挽救了他们的性命．我无数次地听别人说＂要不是你的父亲，我们早就没命了＇之类的话，那时我的确是非常自豪……
１９７４年，经历文革浩劫的人民医院满目创痍，各科室的中坚力量几近摧毁，医务人员青黄不接．政府领导指示人民医院迅速整顿混乱秩序，尽快恢复正常工作．并由有关政府和卫生局领导亲自到我家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一再对父亲文革受难的遭遇表示歉意，说服父亲摒弃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重新出山，以解燃眉之急．就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于１９７４年后半年带病重返工作岗位，再次投入他一生挚爱的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时隔8年后,58岁的父亲回到了这个曾成就他无限辉煌也更令他无限伤感的地方。
一开始,领导考虑到父亲的身体状况,决定让父亲住到门诊部后面专门为他准备的办公室,对外绝对保密,主要任务是为年轻的徒弟和实习生讲课,培训.还有是为门诊部遇到疑难问题时提供及时的咨询和处理方案.可是不长时间父亲回来上班的消息就传开了,病人们通过各种关系找父亲看病,后来每天都有很多人强烈要求父亲亲自坐诊,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只好由半天上成一天,每天带病超负荷工作,为孝义的医疗事业献出了他毕生的精力。
由于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残,一条腿不能弯曲,所以不能骑自行车, 在 父亲恢复工作的3年多时间里,每到星期天休息都是由家里人用自行车接送他.我那时上初中至高中时就经常是星期六骑车带回父亲,然后星期日下午在再把他送回医院。
而在这段日子里,父亲的情绪一直很低落.远不如在家休息的日子心情愉快.除了繁重的工作以外,父亲很少与人交谈,总是闷闷不乐.是啊，这里的一切,会使他勾起多少伤心的回忆!
回想自己当年正值壮年,雄心勃勃,放弃了很多本来更好的机会,选择了回乡艰苦创业,为此,他曾经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如今的人民医院已经初具规模,一步步走向成熟.抚今追昔,这里的一草一木,这里的每张病床,这里的每一张面孔是那么的熟悉而又那么的陌生,每天路过的那间大的会议室曾经是他的炼狱,要不是"7.23'布告的及时落实,他早就离开了人世......
在这里工作的每一天,都使他那颗受伤的心倍受煎熬,终于,身心极度疲惫的父亲再次病倒了,而这一次,却再也没有好起来。
1977年年底,父亲发现自己经常咳嗽不止,而且每天低烧,身为医生的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结局会是什么,所以他从来不把真实的感受说出来,而是照常坚持上班.直到有一天母亲发现他咳出了血丝,才逼着哥哥陪他去太原作检查,不幸的预感终于被印证了----父亲已是晚期肺癌....
我至今记得父亲和哥哥从太原回来的那天中午,全家人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中,面对这再次袭来的恶运,我们无助地呼喊,苍天啊,你为什么如此不公?
父亲病重的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很多亲朋好友来探视.鉴于父亲对人民医院的特殊贡献,当时的县政府领导给人民医院作出指示,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进行救治,医院领导当即决定派专人陪父亲到太原或北京迅速手术治疗,假如不想出去治疗可以由医院出面请回最好的专家在这里做手术,可是父亲却坚决不同意,他说,我和周总理的病一样,国家总理的病都无法治好,何必为我做徒劳的努力呢.经历了那场致命的浩劫后,自尊心极强的父亲更加小心慎微了,他生怕为别人为集体造成麻烦,拒绝了好多亲朋好友的好意,执意不肯做手术.为此医院领导只能在本院为父亲提供当时最好的医治条件---专门为父亲从北京上海等大医院进回特效药品,派专人护理,提供最好的高级病房......
父亲病重的那年，20岁的我在一所学校任带课老师,为了不使我耽误工作,父亲总是不要我陪侍在他身边,有几回甚至是把我骂走的.当时哥哥也上班,妈妈更是公社医院的顶梁柱,所以父亲尽量不愿拖累我们.写到这里,我辛酸不已,父爱无边----父亲曾经那么疼爱我,我却那么不懂事,以为父亲是真的不需要我.....而今我的孩子们也都比我当年的年龄大了,养儿才知父母恩,我想当时生命进入到计时的父亲,多么留恋这个世界,多么想让他最亲的女儿守侯在他的身旁,而他却更舍不得女儿为他而舍弃工作,舍不得让尚未成年的女儿每天看着他被病痛折磨而承受痛苦,这需要怎样的毅力去克制啊!
1978年春天,父亲由医院的妇科主任转为一名重病病人住在了人民医院住院部8号病房,直到这年5月去世,父亲在这里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旅程。
在父亲住院期间,每当精神好转时,总是会有很多托关系的病人来求他看病,他的这种精神总是深深感动着人们.期间也有络绎不绝的亲朋好友来看望他,特别是那些经父亲亲自治好的病人更是满怀感激之情,最令人感动的是有好多人领着孩子来看望父亲,说是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因为父亲是一名妇产科专家,曾经成功抢救了无数因难产而差点失去生命的母子),有一位母亲领着她十几岁的女儿来了之后,让她的女儿跪在父亲的床前,给父亲磕头致谢,说要不是父亲就没有她们的生命,现在父亲病危,她们以后再也没有感谢的机会了,在场的人都感动得哭了.....
1978年5月,经过全力医治的父亲最终没能逃出病魔的恶掌,在父亲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那些天,我们全家人一直守侯在他的身边.看着被病痛折磨的不成人样的父亲,我们心碎不已:父亲年仅63岁,和他同龄或者比他年龄大的同事们都还活跃在工作岗位上,他为之呕心沥血的事业正在蓬勃发展,文革已经彻底结束,如果父亲身体健康的话,一定会迎来他生活和事业的又一个春天!而这一切永远地结束了.....
1978年5月初8中午,妈妈刚刚出去,父亲突然咳血不止,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拉住父亲的手,护士和医生们赶快采取抢救措施,但是已经无力回天,父亲在吐出大量的鲜血之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我们悲痛地为父亲最后擦洗身体时,父亲身上十几道被文革中捆绑留下的印记依然那么清晰,父亲是文革典型的和直接的受害者,一生命运多舛的父亲最后还是悲剧性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追悼会上,领导们高度评价了父亲的一生:他们讲到张大夫当年放弃了在外发展的机会,回到家乡创办人民医院,人民医院的发展壮大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他一生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是我们乃至周遍县市的妇科权威,是人民医院妇儿科的活字典,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但是他不记前嫌以大局为重,继续带病坚持工作,为孝义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舍己为人的光辉典范,他的去世是孝义医疗卫生界的重大损失.....
那时大部分的年轻人是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跟随父亲开始当学徒的,如今的他们有的已经是小有成就了,回忆恩师,他们泣不成声:恩师做人做事处处为人师表,我们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恩师的培养和教诲,我们永远怀念他.....
追悼会后,人民医院的全体医护人员护送父亲的灵车缓缓驶出大门,父亲生前的同事们失声痛哭:恩师啊,这次起程,您将永远不再回来,您一路走好....…
无数的花圈无处摆放,来自周边县市医院的,来自当时县委和各部委的,来自各乡镇的,来自许多病人家属的......就在埋葬了以后的十几天里,仍然有好多陌生的人来到父亲的坟旁祭奠,他们说知道的迟了,好不容易才打听到这里,有的是来到家里,非要我们带上去墓地看看,有一对老夫妇痛哭失声,说父亲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说世界上再不会出现这样的好医生了。
现在的人也许无法理解六七十年代的医生是怎样的工作的,那时医疗条件很差,又不搞计划生育,病人简直每天拥挤排队,医生的工作几乎不分白天黑夜,而超负荷的工作根本没有额外的报酬,因为父亲的级别高,所以工资比别人高一些(月工资63.5,加之我们家人口少,在那时就足以过上好生活了),仅此而已.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医生是真正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所以病人那样真诚地感激父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虽然父亲生前遭受了那么不公正的待遇,但是身后能够得到人们这样的尊敬与缅怀,父亲如果泉下有知,也应该感到些许慰籍了。
(至今保存的父母亲用过的医疗器械)
父亲走时才63岁,当时我21岁.父亲离开我们已经近30年了,但是父亲的形象一直鲜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父亲的一生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时而跨越高山,时而跌入峡谷,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直至融入辽阔的大海,最终归于平静.....几年前,孝义市市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经过打听找到了我,说吕梁地区志办(现已改为吕梁市)的领导托他找我们了解父亲生前的简历,并要我以书面形式写出来,因为父亲生前为医疗事业所做的贡献是值得载入史册的,父亲的事迹将写入吕梁卫生志和孝义卫生志.开始我们一直在父亲文革受难这件事上难以释怀,后来想想那么多国家级领导人如刘少奇,贺龙,彭德怀等等都在那场运动中含冤而死,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有多少人蒙受不白之冤,父亲这样的小人物的遭遇又算的了什么呢?只是命运和父亲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父亲生前无怨无悔不图回报，去世后，政府领导除了给予他至高的评价和荣誉外，还为我解决了工作问题，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再次享受了父爱的财富。
子欲孝而亲不待，父亲生前对我那么疼爱，而我却没有给予他任何回报，父亲生怕生性懦弱的我得不到正常的幸福，在我１４岁那年就为我准备了一台缝纫机作为嫁妆，他多么希望看到我结婚生子幸福生活啊！如今，我的孩子们已经成才，我的工作一直很好，经济条件虽然不太好，但也还算过得舒心，父亲要是在世，他会怎样地为我高兴啊！遗憾的是已到花甲之年的我，只能以这种回忆的方式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了。
有句话说，死去的人活在活人的心里，当活着的人死去的时候，死去的人就永远地死去了．人总是要死的，我怕当我有一天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以后，父亲也跟着我一起消失，所以，我把这些对父亲记忆的片段写出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思念，更重要的是让我的孩子们了解和认识他们没有见过面的姥爷，将我对父亲的怀念永远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