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治权：岁月东逝水，垂暮忆当年 ——记当年中文科的人和事

1976年3月——1981年7月，我在廊坊师专中文科，任语文组的组长。那时的“中文科”，是对外的称呼，而在校内则称“语文组”。此时的“文革”即将结束，接着就是向新时期过渡。语文组的老师虽然不多，但“文革”留下的后遗症不少。尽管如此，大家在历史大潮推动下，对组里的工作，都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当时，在学校五个专业中，我们组的工作，一直处于全校的首位。我置身其中，对当年的一切，回顾起来，总有一幅幅鲜活的场景、画面，在眼前浮现着……

一

1976年3月19日，是我来廊坊师专报到的日子。

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前后共13年，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折腾了几年，愿望终于实现了。因为学校新建，与市里没有直通道路。那天，我从火车站起步，沿铁路西行，步行了近40分钟，才看到沙滩上的这所学校。远远望去，学校没有左邻右舍，只有几排红砖红瓦的房舍，再就是一条条的沙岗子。走近学校，门口东西各有两个砖柱子，还有简陋的两扇铁栅栏门，如没有那块牌子，真像来到了大车店。进到院里，东西两面各建四排平房，中间是一礼堂兼学生的饭厅，西边还有一个小饭厅，礼堂后面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排平房。学校没有院墙，外人如进出学校，四通八达，非常方便。东、西两侧四排平房的房山上，还写有16 个一米见方的美术字：西面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东面是“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些红地黑圈的大字，特别的醒目，显示着学校办学的性质和风格。

这沙滩上的学校，长年风沙肆虐，房前堆积的沙丘，有的竟有半人高。在院里见到的女老师，个个都紧罩着头巾，就如穆斯林女人那样，根本不能露出真容。后来，我们去食堂打饭，手里的饭盆儿，都要用报纸严加包裹，不然，那沙尘就成为饭菜的添加剂了。汤吉夫老师在他的《副教授拉煤记》小说中，对这里的环境，有极为生动精彩的描写。他戏谑地说道：这里的风沙并不多，一年只刮两次风，一次刮半年。这带有喜剧情调的描写，绝不是虚幻的夸张。

“文革”前的老校校址在市里，“文革”时下马，1972年后恢复重建，1974年开始招生。当时地区的领导，还患有“文革”的恐惧症，为防学生造反冲击政府，主张新校的选址，必须要远离市区。对原来的老校，实行了“五马分尸”，给了《廊坊日报》等几个单位。这样，才在远离市区八里的北昌和铁路中间，找到了这片荒无人烟的沙滩，破土动工建校了。

在学校办完手续后，我就来到中文科报到，见到在中文科“掺沙子”的老支部书记。他是一名“三八”式的老干部，有五十多岁，身体肥胖可观，正盘腿坐在床上，双腿托着那个大肚子，半眯着眼睛，像是在等人的样子。他对我的到来，表示了欢迎，随便交谈了几句，就以党委名义，让我担任语文组长的工作。这个担子太重了，我哪敢承担，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他的回应，自然高屋建瓴，语气虽然和缓但也透露出坚定。最后他摊牌了，说：“你要是实在不同意，就自己找党委吧。”我再无话可说，只能默认了，随之，老书记的态度，也变得和缓起来。他和我海阔天空，随便聊了起来，可就是不谈组里的工作。他最后才对我说：“组里的情况，你自己先熟悉一下，生活会马上就召开，到时候你就清楚了。”

首次与老书记见面，他的肥胖和微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他的微笑，两眼眯成一条线，眼角、嘴角上翘，胖胖的两颊微显下陷，再加上盘着双腿的姿势，整体形象就如一尊普度众生的大肚弥勒佛。

生活会开始之前，老书记先宣布对我的“任命”，接着生活会就正式开始了。这样的生活会，在“文革’中已司空见惯，大家坐在一起，无非是相互之间，提些不痛不痒的意见。但没有想到的是，这里的老师们，分成两派，积怨很深，所提的意见，都针锋相对，竟是如此激烈，还都动着感情。这些意见，涉及原则的根本没有，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有一位女老师，竟然说一位男老师，在厕所解手，偷听隔壁厕所里女老师说话。这样无聊的意见，都敢拿出来，令我感到无比惊讶。

面对组里这种现状，今后怎么开展工作，给我造成的压力不言而喻。我只能做一把大抹子，像解放军“支左”那样，大抹稀泥了。好在我还有一位副组长——王毓椿老师，他为人谦和、勤奋、认真，又是组里的老人，有些事情，也只能依靠他了。

真是万事开头难啊……

二

在以后的工作中，由于自己的能力、水平有限，我的这把大抹子，东抹西抹，费尽了心力，也没取得理想的效果。时间不长，缓解矛盾的机遇，真的来了。

1976年是个不祥之年。

元月周总理逝世，6月朱老总走了，7月唐山大地震，特别是9月，毛主席的逝世，不仅震动了世界，更使全国人民陷入了无限悲痛之中。当时的全国，如白日失去了太阳，见不到光亮。希望在哪里，是国人考虑的核心问题。那时的报刊杂志，除了悼念的文章外，还有很多化悲痛为力量的报道。我想利用这一形势，搞一次全组的集体活动，也许能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缓和一下组里的气氛。

这之前，汤吉夫老师曾主编了两本资料——《批‘水浒’参考资料》和《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这两本资料，通过征订，推荐到全国，反响很好。我想，汤老师编资料，重在一人所为，我们何不搞一本“纪念毛主席”的资料，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

我这个想法，老书记和王毓椿老师同意后，随之，就拿到组里的会议上，请大家讨论。使我没想到是，这次会开得非常成功。大家的发言，也都发自肺腑，气氛非同寻常。那时的语文组，能开成这样的会，实属不易。我们决定结合实际，面向中学搞一套《毛主席著作教学参考资料》。“文革“刚刚结束，编这样的资料，对那时的农村中学，简直就是雪中送炭。这套《参考资料》篇目的选取，均为文革前初、高中语文课本，分初、高中上下两册编写，另外再选编一册附录，共三册。编写的资料敲定后，接着就是分工，落实任务，开始行动了。老师们都有各自的编写任务，苗雨时老师还承担了选编《附录》的任务。仅一个多月，就完成了初稿。初稿的统一体例和文字润色，由我和苗雨时老师完成终审。

这套参考资料，我们计划每本印10000册，三本就是30000册，数量可观。资料编成后，后续工作还很多，有的还很难办。

首先是跑印刷厂和校对。那时印书纸张特别紧张，一般印刷厂不能接活儿。我们找到《廊坊日报》印刷厂，因为有关系，也仅承担了一册。为此，我还接连去了承德、张家口。1977年春，去张家口那次，廊坊这边已是春草萌生，可我在张家口下车时，正赶上白毛大雪，在跑向宾馆的路上，穿着绒裤的我，冷风刺骨，就像赤裸着身子狂奔着。办完了事，第三天回廊，还招来一身虱子，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印刷厂开印后，接着就是连续三校，即使顺利，也需一周的时间。王毓椿老师是大家公认的“铁校对”，自然当仁不让，我和陈涛等老师，也都尽了力。

其次，征订、统计和发书，任务更繁重。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刘敏老师，是新来的资料员，征订和统计，和财务科结算账目等，由她来负责。我们为了省钱，向全国发书，都走火车托运。每次打包，资料都近万册，因时间紧，任务重，只能全组出动了。白天，老师们有的有课或其它工作，打包的任务，只能连夜突击，而且每次都干到深夜。给近万册资料打包，每包即使以40册计，也得200多包。每包用两张牛皮纸包好，再用尼龙绳捆牢，既需细心，更需体力。那时，穆怀英、刘桂芝和王惠英三位女老师，晚上把孩子安排好后，不顾一切，也积极参加这一工作。穆怀英老师，身体很胖，行动不便，一次手被勒破了，裹上胶布，还是继续坚持。填写托运件上的地址，墨笔字要写得好，这个任务，只能由王毓椿、苗雨时和哈孝忱等老师担当了。最后，还要逐一进行查点，第二天才能用卡车拉到火车站，办理托运手续。

一次，我和王毓椿老师，拉着一卡车资料，去火车站托运。我们和司机，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200多包的资料，搬到了托运室。不巧的是，收件的人不在，人家叫我们把资料拉回去，明天再办。这怎么行呢？我们找到了值班站长，要求把运件暂存一夜，死说活说，就差跪下了，人家才答应了我们的请求。

这是我来中文后，所干的最漂亮的一件事。至于老师们的思想隔阂，虽说难于一时全部消除，也只能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相互多接近、交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借助岁月的齿轮慢慢磨合了。

三

学校自1974年到1976年，共招了3届二年制的学员。这些学员，没有经过文化考试，都是大队推荐、公社批准的工农兵学员。学员的学历，一般都毕业于“文革”时的农中或社中，文化程度和水平可想而知。他们入学后，教什么，怎么教，就是问题了。

毛主席说：“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这是那时办学的纲领，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根据这个纲领，我们所开设的课程，必须要以政治课为主，文化课则为附属。文化课的设置，所讲的内容，包括时间，都要为当时的政治服务，随时可以变动。那时有限的几门文化课，原有的老师，位置都已占满，我来后不可能涉足，只能相机查漏补缺了。二年间，我开过一次讲座——《鲁迅的战斗一生》，讲过毛主席、鲁迅的几首诗词，辅导过写作，还因故讲过部分《文学概论》、《当代文学》等。我虽然成了万金油的老师，但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反而觉得很有意义。

政治课，除基础理论外，主要是学毛著和开门办学。讲基础理论有专职老师，而学毛著和开门办学，就需组里出面组织了。老书记主张，只要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中央文革”的文件，再就是“两报一刊” （解放军日报、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一经发表，第二天就得进入课堂，这才是紧跟。讲授这种课程，没有准备时间，现上轿现扎耳眼儿，费力不讨好，没人愿意讲。组里的林正锐老师，为人和顺，很好说话，凡有讲社论的任务，总推荐他主讲，大家还戏称他为“林政论”。那时，每届学员的两个班，如讲授社论，需要两位老师同步。当时，身为组长的我，无法安排别人，只能自己挺身而出了。我至今还记得，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华主席是我们当之无愧的伟大领袖》的社论，就是我和林老师连夜准备，第二天讲授的。

劳动课，主要是培养学员劳动感情，永葆工农本色。在校内的劳动，每学期两周，以园田劳动为主，另外临时的任务，如植树、搞卫生等，不计在内。我写的《第十教学楼前的‘北京杨’》，（于2006年12月26日，我院院报副刊）就写了这方面的内容。校外的公益劳动，如下去支农、地区部署的任务等，都是刚性的，必须照办。如现“廊坊人民医院”的地下战备军防工程，就有当年我们师生留下的汗水。1977年6月中旬，我们去香河钳屯公社支援麦收，那情那景，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三天的劳动中，从农村来的老师和学员，自然没有有问题，而没有在农村摔打过的老师，就不然了。我和王毓椿、苗雨时、陈涛等老师，总是飞镰割在前头，而落在后面的汤吉夫老师，可就惨了。山东大汉的汤老师，总是名落孙山，头戴一顶老渔翁大草帽，汗流浃背，不时咧着嘴、直起腰，揩拭脸上的汗珠，那痛苦的样子，太令人难忘了。

写作课，在校也讲一些基础理论，更主要的是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培养学员写作能力。那时，《廊坊日报》的几位记者，如仝正年、飞雁等，都曾来到我科，向学员传经送宝，接着还要率领学员，到农村指导实习。这样的实习，每年一次，每次为一个月，师生都是自带行李，吃住在生产大队。报社记者负责联系采访点，进行业务指导，老师则负责学生分组指挥。那几年，廊坊、沧州、衡水等地区，尤其是廊坊地区，每个县有名的公社、大队，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1977年11月，我们去了霸县，我带领的四个学员，在岔河集公社堤头大队，发现了一个学毛著、学大寨的典型。这个典型姓孟，是大队的老饲养员，他的事迹多而感人。我们把他的情况，向随行的那位记者作了汇报。那位记者（报社理论科科长）听了非常高兴，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大金娃娃”，并指导我们再深入采访，写一篇3500字的通讯。这篇通讯，在《廊坊日报》发了头条，引起了《河北日报》记者注意，他们又进行了重新采访，并发了一篇5000字的通讯。

按照这样的办学指导思想，安排上述的学习内容，采取这样的途径、方法，用二年时间（实际学员在校时间不到一年），能把学员培养成合格农村中学教师吗？我一直划着问号，而这个问号，一直在自己的头脑里盘旋着……

四

1977年下半年，这是“文革”后第二个年头，停滞多年的高等教育，终于迎来了新的生机——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招生。这一讯息，如春雷震撼大地，举国上下，无不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此时，我校的办学体制，也由二年改为三年。为迎接新生入学，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集思广益，制定三年制教学计划。我们根据文革前中文本科的教学计划，考虑到办学规律，从课程设置到课时安排，进行了精简和压缩，制定出了三年制中文教学计划。

有了教学计划，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如何解决教材的问题了。“文革”十年，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古今中外所有书籍，几乎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或烧毁或封存，严禁流传。在这个领域，曾有“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和两个作家”之说。这两个作家，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浩然。在这种情况下，到哪里去找教材，课怎么开？学生来了，光靠教师讲，学生记笔记，也不能持久。由于时间所迫，我们决定，凡能买到的教材，包括本科教材，尽量搜寻，实在买不到的，只能决心自编了。

自编教材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手少，时间紧，任务重。我们把编教材的任务，交给每一位任课老师，组里给予必要的支持。这种方法，很是有效，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只能用“不用扬鞭自奋蹄”形容了。这样，我们用了近三年时间，编了十多种（套）教材和有关参考资料，基本上满足了教学的需要。我们所编的教材，除自用外，还向全国兄弟学校推荐，不仅锻炼和提高了自己，还提升了中文科的声誉。陈涛老师编的《古汉语文字释疑》教材，被《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全国发行。张东焱老师编写的《文学概论》，连本科老院校的中文系——新乡师院中文系都采用了。

就在我们编教材的同时，大家并没有满足现状，又在为我系今后的发展，开始了新的思考。1977年下半年，汤吉夫老师提出了编刊物的建议。他认为有了自己的刊物，就有了自己的平台，还能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提升我们的知名度。他的这一建议，得到老师们的认同，决定先办一个面向中学的刊物——《语文教学之友》。为给《语文教学之友》题名，周家驹老师还曾带着一张嘴，跑到了北京师大，请启功老先生无偿献出了墨宝。如今启功先生已经走了，当我们捧着《语文教学之友》这本杂志，欣赏启功老先生那清美隽丽的墨宝时，不由得不令人产生由衷的无限敬意和思念。

我们编辑《语文教学之友》的试刊，稿件全部由组里老师提供，第一期试刊印了1000 份。在向全国中学免费赠阅的同时，还发出了征订、约稿函。这期试刊发出后，获得了众多中学老师的赞赏和欢迎，稿源也是随之而来，更增加了我们继续办好《语文教学之友》的信心。这个刊物，不仅没有赔钱，还有些盈余，这也是我们所预料的。

转过年来，1978年下学期，汤吉夫老师又提出了办文科学报的建议。事情明摆着，办《语文教学之友》，做到了“名利”双收，如办学报，只能无偿赠阅，这是个干赔不赚的赔钱买卖，而且赔得还不少。我们的请示报告，在学校曾引起一场不小的争论。那时印一期学报，如以1000册为准，就得2500元，如办成双月刊，全年6期，就得投入一万多元。当时，地区行署给学校的包干经费，每年不过50万元，花这么多钱，办这干赔不赚的学报，确实令人心疼。后勤领导认为，一年如有一万元给后勤，学校的所有路面，都可以全部硬化。我们考虑学校的声誉和发展，还是据理力争。开放而富有远见的校领导，终于咬牙拍板，支持了我们。我们以学校的名义，先办了文科版学报，跟着就把学报这个刊物，交给学校管理了。

我们语文组，在“文革”中起步，从二年制发展到三年制的中文科，历经种种艰难，老师们的干劲和精神，实在令人难忘。在这几年中，我们有过困惑，更有无私的努力奋斗，还有奋斗胜利后的喜悦，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啊！

五

1978年1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全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各行各业“拨乱反正”的工作，跟着就开始了。一个月后，在我校“掺沙子”的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象征着十年“文革”的历史正式结束，迎来了新的历史曙光。

中文科“掺沙子”的老书记，虽然带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信念进驻校，但进校以后，从未与教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敌，相反，却能和教师和谐相处，对科里的工作，始终予以支持，而他更关心师生的生活，成为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的靠山。他在临行前的那个晚上，科里的全体老师，特地为他举行了送别晚餐。北京的二锅头，老书记喝了不少，最后剩了半杯，他非让我喝不可，并说：“你如不喝，我老头子喝……”他有高血压，怕出意外，我只得一饮而尽。我喝了这口酒后，天旋地转，不能自己，往后一靠，竟靠在后面的烟囱上。后来，棉袄从后背冒了烟，发出了刺鼻的气味，才被大家发觉。30年后，1976届工农兵学员返校，又把老书记从霸县请来，畅谈以往，这就可想象出，当年的老书记与师生相处的关系了。

1981年，省委本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我省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体制，进行了重新恢复和调整安排。从此，我校脱离了地区行署管辖，升格为省管的直属学校，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各个学科改为系，办学体制仍为三年制。党委和学校各级领导干部，也都做了重新任命和安排，一切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特别是汤吉夫老师，因其德才兼备，又有威望，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两年后又荣任为校长，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至于汤吉夫老师，如何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以开阔的视野，大胆改革，把中文系和学校继续推向前进，在国内赢得声誉的历程，因其不在此文计划之内，只能到此打住了。要想知道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只能等待我院的《校史》详述了。

我是1976年3月来校工作的。我到语文组后，马上就当上了组长。就个人条件而言，我有在杨村师范当组长的背景，再就是党员的那顶红帽子，至于在德、才、能等方面，同当时组里有的老师相比，还有很多的差距，实在没有思想准备。我从天而降，当上了这个组长，这不就是赶着鸭子上架吗。“他凭什么一来就当组长、管我们呀！”难怪有的老师有这样的疑问。我在组里工作这几年，勤奋无私，舍得奉献，自认为是自己的优点。尽管如此，几年来，组里的工作，所做出的成绩，我总认为，那都是老师们的功劳，自己只是尽了应尽的心力。我没有忘记那段艰苦奋斗的历史，更没有忘记在那难忘岁月中，共同奋斗过的老师们。我的这篇文章，是回顾当年的一切，而更多的是怀念当年的老师们。

岁月不饶人啊。我和当年的老师们，如今都已到了暮年，白发尽染，齿落他乡，想到当年中文科办学的岁月，五味杂陈的感觉，还是有的。回首过去，仰望今朝，放眼未来，特别是面对蒸蒸日上的“文学院”，队伍如此壮大，事业如此辉煌，30多年后的今天，除感慨外，更望“文学院”，继续前进，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蹉跎岁月，实难令人忘却；美好前景，更令人无限向往……

2014·4·18

周治权 副教授，河北作协会员。廊坊市安次区人，1963年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1976年到廊坊师专，一直从事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2017年11月辞世。曾参与主编或撰稿著作有：《文学与精神文明》（中国青年出版社）、《大学生与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百花文艺山版社）、《古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现代散文鉴赏辞典》（农村读物出版社）等；另外，有关论文、散文、诗歌及其它文章，曾在多家刊物发表；自费刊印《风雨、阳光、路>（自传）、《晚秋抬穗》（诗文集》、《金婚影像集锦》（摄影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