谩谈古代取名字的“四大禁忌”，现代人却都不注重了！

古代名字忌讳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非常普遍和重要。中国古代由于宗法制的影响，在取名字的时候都会有所避讳。讲究“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在言谈和书写时，一律会回避君父的名字。也不能用他们的名字来取名。直到现在仍然有部分人在取名时尽量不与父辈名字冲突。由于避讳的影响，中国人认为称呼长辈名字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一是使用祖先的名字例如：“黄帝”、“周公”、“孔子”之名在汉以后大部分朝代都要避的。汉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号。其原因是汉族传统极讲究辈分。以祖先名字为名，不但打扰了辈分的排序，而且会被视为对祖先的不敬。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赵谈”改为“赵同”，把“李谈”改为“李同”。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名“谈”，所以要避讳。古代的人在说话作文时祖先姓名不能乱用乱写，而且在用到时有意避讳。除了不说及祖先的名字外，更重要的是在给孩子起名字时要对祖先的名字进行避讳。封建制度下，人们不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仅凭这一条就可以处人死罪并殃及九族。于是，这种忌讳便被称为“国讳”。唐朝人因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讳，把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为“不入兽穴，焉得兽子”;把“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类犬”。清朝乾隆皇帝不允许百姓家门楣上贴有“五福临门”，因为他的世祖顺治皇帝的名字叫做“福临”。五代的冯道，善于做官，历经几朝，一度为相，人称不倒翁。有一天，他叫门客给他讲《道德经》。《道德经》起首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门客见一句话有三个“道”字犯冯道的名讳，便随机应变地将“道”字改为“不敢说”。于是，这句话就变成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还有明末的湖广巡抚宋一鹤，有一次去参见总督杨嗣昌。因为杨嗣昌的父亲名鹤，为了避讳，他便在名帖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一鸟。二是使用不雅的谐音有些人的名字，表面上非常高雅，但由于读起来会与另外一些不雅的词句声音相同或相似，便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嘲弄和谐谑，成为人们开玩笑的谈资，产生某种滑稽的效果。这种语词可分为两类：一是生活中某些熟语，一是贬义词。例如：宫岸菊(公安局)、蔡道(菜刀)、卢辉(炉灰)、何商(和尚)、李宗同(李总统)等。上述谐音使姓名显得不够严肃，不够庄重，在大庭广众之下容易授人以笑柄。另外有一些名字易被人误解为贬义词，如：白研良(白眼狼)、吕士丹(驴屎蛋)、刘莽(流氓)、苟雄(狗熊)、贾正京(假正经)、胡礼经(狐狸精)等。这种谐音往往会变成绰号。父母命名时，如不慎重，很容易给儿女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到那时可就悔之晚矣。明代冯梦龙的《古今谈概》曾收辑了许多这类笑话，一则题目叫《贾黄中、卢多逊》：“贾黄中与卢多逊俱在政府。一日，京中有蝗虫，卢笑曰：‘某闻所有乃假蝗虫。’贾应声曰：‘亦闻不伤禾，但芦多损耳。”另一则的题叫《聂豹、郑洛书》：“永丰聂豹、三山郑洛书，为华亭、上海知县，同时有俊声，然议论殊不相下。一日，同坐察院门侧，人报上海秋试罕中试者。聂公笑曰：‘上海秀才下第，只为落书’。郑公应声曰：‘华亭百姓当灾，皆因业报。’人咸以为妙对。”如果说，以上这两则笑话只不过是两位官员利用名字的谐音各逞文才，互为讥讽或是官僚文士们茶余饭后偶博一笑的游戏之作，尚无关大局的话，却也有些人因不雅谐音而丢官失财，发迹无门。《清稗类钞》中就曾记录了“慈禧恶王国钧之名”一段掌故：说的是江苏举子王国钧，清同治戊辰年进士，殿试已列入进呈御览的前十本卷子。等到送呈时，慈禧因王国钧三字之音与“亡国君”相同，触痛了自己的心事而非常恼火，于是将其扔在一边，不予理睬。后来随便给了他一个闲差，在山阳县当了教育工作者二十多年。后因才能卓异，被选为云南某县令，可未到任就死掉了。民间也有许多笑话记载谐音名字的事。从前，福建兴化县有人名叫能柏树，博学多能，并深通簿记，擅长理财，可是各商业公司商号都不敢用他。为什么呢?原来此公的姓名连读，谐音“能破财”。商人以发财聚富为唯一目的，让一位“能破财”的做账房先生，当然是非常忌讳的。所以，此公虽腹有奇才，但终难以获聘，抱恨终身。三是宪讳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如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宋田登作州官，将“点灯”改为“放火”。四是家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家族的血亲祖先是最重要、最该供奉的。因为这个社会的伦理是以"已身"为基点，并由此构筑社会关系的。中国人对神、宗教不那么热烈、虔诚，只是用时方信，不用时就扔到一边，但对祖先则怀有十分现实又深厚的感情，有无限的敬仰和本能的内心折服和归属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喜欢打听对方父母的身份、职业、地位等，如果父母身份高、地位高，别人会感到羡慕，自己也会很自豪。如果父母的社会地位低，名望不好，便会被人瞧不起，自己也常常会有一种自卑感。因此，人人都希望"光宗耀祖"，不要"给祖宗脸上抹灰"，时时想着"衣锦还乡"，不要让人骂"忘了祖宗"。正是出于这种敬祖的思想意识，中国人的家讳思想根深蒂固，即使是在封建制度早已被推翻的新社会，我们仍可经常耳闻目睹这样的事情，像现在全国各地骂人的词几乎不外是"他妈的"，"去你妈的"，骂别人是儿子、孙子、八代灰孙子。而这些咒骂是最阴损恶毒，为世人所不齿的，常常会引起双方拳头相向，甚至拔刀相见，决一生死。古代时的家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封建礼法的承认。《礼记·曲记》上说"入门而问讳"，就是说到别人家做客之前一定要探明人家避讳什么，如果你去朋友家作客不小心犯了主人的讳，好朋友很可能也会反目成仇了。家讳并不全是避父亲的讳，也包含避母亲的讳，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子辈需要避长辈的讳，奴仆也要避开所有主子的讳。北齐的熊安全，一次去见和士开、徐之才。徐父名熊，和父名安，他因为自己的名字和他们犯讲讳，于是将自己的姓、名的第一个字都改了，自称为觫觫生。为了讨好主子，也不怕自己触霉头了。南齐谢灵超的父亲叫凤。有一次他去拜访王僧虔，然后又去看他的儿子王慈。王慈正在练毛笔字。当时王氏子都以书法见称于世。谢灵超看到王慈练字，随口问道：“你的书法和虔公比怎么样啊？”王慈因为他触犯了家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和父亲相比，犹如以鸡比凤。”谢灵超因此狼狈而退。晋朝有个叫王忱的人，一天去看望桓玄，桓玄用酒招待他，王忱因为刚因过药忌冷酒，因此叫仆人去"温酒"，谁知桓玄听后突然大哭起来，原来他的父亲叫桓温，一听"温"字就要痛哭流涕，王忱讨了个没趣，只好匆匆告辞。凡避讳者，都须找一个意义相同的字来代替。司马迁的父亲讳谈，《史记》中因此无一"谈"字，连赵谈都改成了赵同，废弃了编著书字应求完备的宗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因为讳"申序"，向来不为别人作序，如果必须作这类文字，则改为"叙"，后觉不妥，又改为"引"。这种办法虽然勉强可行，但已经明显地妨碍了文字的准确性。如避讳"长"字及同"长"相同的音，琴的长短还可勉强称为"修短"，而肾肠则不能改为"肾修"了。因此那时的人们在避讳问题上真是费尽了心思。家讳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例如父祖中有叫安的，不得在长安县任职；父祖名中有"常"的，不得任太常寺中的官职。如果本人不提出更改而接受了官职，一经查出后削去官职，并判一年的刑罚，无怪乎古时的人对讳咿恐避之不及呢。但比起国讳，家讳中寄寓着对长辈们的亲敬、崇仰与怀念之情，带有更多的自发性。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扬州人直到现在还习惯把蜂蜜叫"蜂糖"，原来唐朝时杨密曾在扬州担任过地方官，为了避他的讳而将蜂蜜说成"蜂糖"。不过这些只是在名讳盛行的封建时代，一些文人雅士的凑热闹罢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大都不注重起名字的禁忌了，但还是注意的好，毕竟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值得去慢慢思考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