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健：知青生涯中的“第一次”

知青生涯中的“第一次”

  文/王 健

很多年前，说起当知青时经历的事，朋友都用诧异的眼光看着我，认为我是把知青经历当镀了金在炫耀。可能是看我的脸与老知青比，年纪轻轻的，泛着青春光泽，一点不像当过知青的人。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解释，他们依然半信半疑。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中国两代人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从劳动的角度讲，锻炼了一代人；从学习知识的角度说，毁了一代人。当时人们都搞不清国家这是怎么啦？心中有这个疑问，但不得不盲从。

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全国性的把大批青年下放到农村进行“再教育”的运动，当然这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作为那个时代的参与者，不会忘记自己的这段经历，常常回忆起在农村的点点滴滴，把这段苦涩岁月、闪光青春牢牢地记在脑海深处。

下乡后的第一顿饭

我是1977年7月下乡插队的。当时国家对知青下乡的政策放宽了，允许每个家庭父母身边留一人；有病的有医院证明可以不下乡；符合条件但不愿下乡的，单位派人作思想动员工作，不强迫了，等等。

说起下乡当知青，很多青年和家庭是极不愿意。但我愿意下乡，把父母身边留一人的机会给了弟妹。当年我的行动很积极：4月就办完了从生产队、大队到公社的挂钩手续，7月20日毕业，第二天就赶到生产队上了半天班。当其他人还在慢慢地办下乡插队手续时，我已经上了第一个半天工，收工时特意叫记分员记上当天的时间。

我不是思想先进，尽管在学校读书时嘴里常讲“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扎根农村干革命”，但满脑子想的是早一天下乡就早一天从农村出来参加工作。

我相信父亲说过的话。父亲在厂里当劳工科长，家里经常有人直接或间接地来谈当知青孩子的招工事情，尤其是厂里每年有两三次招工机会的时候，家里来人不断。父亲给我说，要想招工早一天离开农村，既要比父母的条件，也要比自己的条件；自己的条件就是劳动思想表现、下乡时间长短、社员们和队干部反映的意见等。

我下乡的地方是四川省江津县吴市公社（现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天坪一队。地属穷山恶水，马鞍山坡土存不住水，旱季作物包谷、红苕收成要看天吃饭。山脚下环绕一条小河，要是夏天遇上大洪水，河边一弯水田被淹，稻谷收成会大打折扣。

正常年景，队里每个成人能分混合粮248公斤，全劳动力一天十分值0.27元。要是两个全劳力加两个小孩的家庭，干一年下来基本分不到钱，只能靠喂鸡卖蛋、喂猪等补贴家用，勉强度日，粮食有四五个月的缺口。

我下乡的事早就挂钩联系好了的，生产队也已有安排，住房本是宽裕的，但还是成了问题。队里专门为知青建了三间瓦房，原先队里有两名男知青，在我还没去的头年底，招工走了一个，剩下一人住着三间屋。我下乡后，队里安排各住一间，另一间作为公用。不料这个知青死活不准我同住，队里只好在保管室旁边腾出一间杂屋来让我住。

这是一间草房，有十多平方米，房间还算方正，但门框和四周土墙稀牙漏缝的，住宿、煮饭、堆柴草都在这间屋里，实在让人难受，但只好随遇而安将就了。尽管去生产队前作了一些准备，但是远远不够，第一顿饭就碰到麻烦。

第一天上午到生产队，下午抢着上了半天工，记得是翻苕藤。7月的太阳火辣辣的，大地被烤得烫人，连拂面的风都是灼热的。翻苕藤是比较轻松的活。苕藤贴着地长，会窜出许多根来，影响苕块长大，翻藤的作用就是把窜出的根断掉。人在光秃秃的地里暴晒着，实在受不了这个苦，好几次都想跑掉不干，但顾忌社员们对我劳动表现的反映，只好忍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收工，走回自己屋前已是精疲力尽，就在保管室大坝子边一块石上坐下来歇气。抬头远远望去，远处西面山顶上火红的夕阳被啃去半边，金色的光辉像未出嫁的姑娘变得娇羞起来；在夕阳的照射下，小河流向的远方——邻居平安一队的大片水田，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彩，让人目眩；田里和田埂上有三五人还在劳动着，或站立、或弯腰、或展臂的小黑影，构成山水人水墨画景，美丽极了，让人陶醉！

我陶醉在夕阳的美景之中，肚子却强烈地咕咕叫起来，饿了。过去在家读书，这时母亲会很快把饭做好，最多去帮忙把饭菜端上桌，然后一阵狼吞虎咽。现在往门里看去，自己屋里已经变得黑暗，新灶那个角落一团漆黑。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人为我做饭了。

极不情愿地从石头上站起来，走进屋里一看，除来时母亲硬塞给我的半袋米之外，没有一滴水，连煤油灯也没有，怎么做饭？只好到坡下的人户借了水桶挑回一挑水，摸黑把水缸、碗筷、铝锅洗干净，把灶台、石台、小桌抹一遍，一桶水就没有了。剩下的一桶水倒进水缸，抓几把米放进铝锅加入水，准备烧火做饭。

屋角堆放的包谷秆豆秆，塞进灶膛怎么引火都不燃，用嘴去吹，黑烟直朝面扑来，眼睛被烟熏得睁不开，用手一抹，脸黑得像花猫，心里直想哭。一个昨天还是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今天就跑到山沟里当农民，要自己动手解决吃的问题，心里感觉一阵酸楚。这个心里落差一下接受不了，眼泪唰唰地流下来了。很多年后我都在想。有的人头天风光在天堂，第二天就进牢房，心路历程也不过如此了。

哭有啥用，黝黑的夜里一切还得靠自己。最后一阵忙活，终于端着一碗夹生的大头稀饭，借着月光坐在门槛上吃。没有菜，什么都没有放的饭，咸咸的。此时月亮躲在薄薄的碎云晕中，悄悄地看着我把眼泪和一碗稀饭吃进了肚里。

第一次玩笑开大了

我当学生时从没有开过玩笑，也不会开玩笑，有同学曾说我这张脸，呆板得十年没有变出几个样来。

到了生产队跟妇女们一块干活，尽管她们只是混了半饱，成天却是嘻嘻哈哈的，而我总是板着脸干活、回家，对于她们来说没趣极了。背着我叽叽咕咕，我不知道她们说的啥，也不去关注这事，但感觉她们总想找茬寻乐开我的荤。

7月底，队里收了包谷，队长安排妇女和半大娃儿在保管室坝子剥壳，剥下的包谷壳和包谷须在坝子上堆成几堆。保管室坝子周围没有一棵树，太阳赤裸裸地晒着，头上戴的草帽遮着巴掌大一张脸的荫，脸上身上的汗水不停地往下流，背心都湿透了。就是这么大热天，也挡不住妇女们那张嘴不停地说，脸上不断地笑，好像她们这样寻找生活乐趣，能在辛勤的干活中避暑似的。

我们队里有6户工人家属。俗话说：一工一农，辈子不穷。丈夫常年在外，夫妻难得一聚，她们就成为妇女们取笑的对象，而杨二姐通常是最活跃的。这天，杨二姐的丈夫从永川永荣煤矿上回来探亲，姐妹们终于有了报复她的机会。杨二姐不到三十的年纪，长得丰满高大，走路时两个乳房颤动，就像上下舞动的两个大锤。几个妇女轮番说，胖人骚得很；也有说，今晚要用香皂好好洗洗；还有说，身上那身肉会把男人压死的。杨二姐反唇相讥，说，牛高马大，没有把虱子压死。妇女们的笑一浪高过一浪，开心极了。

取笑杨二姐的节目演过，妇女们开始筹划新节目。我起身进屋喝几口水，出来继续剥包谷壳。没想到杨二姐走到我背后抱住我的腰，一使眼色上来四个大嫂，把我四只手脚牢牢扯住，像“五马分尸”状，动弹不得。这时又上来一个大嫂解开我的腰带，扯开裤子，把一大把包谷须塞进裤裆里。保管室坝子上老婆婆、大小媳妇，半大女孩，一大群人一阵大笑。

我输不起了，一脸绯红，两脚乱蹬使劲挣扎。看着我真的火了，几个大嫂才放我在地上，我爬起提着裤子跑进屋关上门。外边坝子的笑声挡不住传进来，我听着格外刺耳。

我在屋里气愤至极，把裤子里清理干净，出门扭头回家了。坝子上的妇女见我气冲冲走了，没有了笑声。六个弄事的大嫂不知所措，面面相看。可能几个大嫂当时没有意识到情况有多严重，也可能压根儿没想到我会生气得离队出走，但在心里还是惦记着这件事。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手机联系，只能等。

我一路走回家，气慢慢消了，毕竟几个大嫂是开玩笑，没有歹意。三天后，我从家里回到队里，杨二姐第一个主动上来跟我打招呼，见我没生气，她自己笑了。还是队长见我时说话顺气，说：“那天你半下午回家了，队里是给你记了工的哟。”我脸上挤出笑容，算是感谢队长。

后来听说，我走后，队长跑到保管室坝子把几个大嫂训了一顿：人家才来几天，还是学生娃娃，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受不了。你以为像你们这种过婚嫂，脱了裤子光屁股可以在满大街上走哇！一句话，把一个坝子的妇女们又逗笑了。

队长四十多岁，古铜色的脸庞布满沧桑。队里的人都知道他有能力，尤其是说俏皮话，经常把正哭着的人逗笑。上面的领导反感他，队里的人却服他，原因是他当队长要在队里偷偷搞点副业收入，每个社员都会得到实惠。曾经在上面领导的安排下换过两次队长，但新队长没有人上任，他就继续当队长。

从那以后，慢慢地我开始开玩笑了，脸也不是老板着，笑容还是能见到的。算是当初几个大嫂戏弄我达到了目的。

父亲第一次来看我

从江津的家到我下乡的生产队，现在就40分钟车程，交通很方便。那时却要从江津渡江，走很长一段路，在德感坐火车到油溪，再走25里路才到，卡准了船车钟点也要大半天时间。

1978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周末，春雨连绵，连续下了几天还不见停。这天早上我起床打开门缝看，雨丝夹着雾灰蒙蒙一片，地上道路更加泥泞没有一个人走，人们都窝在家里做自己的活。我皱着眉头，愁今天又不能出工。本来前几天春光明媚，马鞍山坡上光秃秃的树枝悄然冒出新蕾，俯瞰地上草木复苏；田土里的麦苗已长出半尺多高，迎风摇曳翘盼春天来临，咳，这雨下得让人晦气。

惆怅之后，我开始做饭。也怪，我这草房漏雨，哪儿不漏偏灶台上漏；灶台漏雨也奇，灶台周边漏，放锅的灶中间不漏，给我留出做饭的机会。要是整个灶台都漏雨，没法做饭，我就索性不做了。现在我头戴斗笠身背蓑衣来烧火、淘米、做饭。当我勾头弯腰往灶里送柴禾时，灶里的火光映红我的脸，房顶漏下的雨滴正好落在斗笠蓑衣上，我暗自庆幸。

突然，门被推开，一股强烈的光线射进来，我逆着光睁不开眼。等我适应光线再睁开时，惊呆了！是父亲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尊凝固的雕像。再仔细看，他两眼挂着泪花，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父亲流泪。

我下乡大半年了，母亲来看过我两次，父亲一次也没来。可能今天是周末，母亲嘴里不停的念叨，父亲就搭厂里到永川丹凤煤矿去拉煤的车，顺道来看我。一推门，见我戴斗笠披蓑衣，房顶漏下发黄的雨滴，不停地打在斗笠蓑衣上“滴答滴答”响。而我若无其事地勾头弯腰正在做饭。

这场景对父亲的震撼，超出了他的承受力。父亲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父亲二话没说，拉起我的手就走。我不明白父亲是什么意思，锅里做着饭，门还没有锁呢。父亲只说了一句：“回家去。”

回到家呆了两天，实在无聊。别人都在忙上班、学生忙上学，我一天坐在家里什么事没有，心里烦。父亲下班回来，我说：我还是回队里去干活。父亲看了我很久，说：好吧。

第二天，我要回队里了，母亲拉着我的手，不停地擦着泪，硬逼着我把家里仅有的两把干面放在包里。

第三天，我回到队里，房门没有锁，东西一样没丢；铝锅里的饭长出绿色的很长的绒毛毛。队里有几个社员来看我。队长关心地问：没被你父亲揍吧？我摇摇头，没有解释。他们是看着我父亲拉着我走的，以为我干了什么错事。

四十多年来，尽管父亲已经不在了，父亲到队里来看我的情景，一直让我感动。

第一次情窦没开

还没下乡插队前，厂里电工孙师傅的儿子孙旭就对我说，如果大队、公社干部家里有女儿，千万不要到他们家里去。我知道他是有教训的。

从1973年起，因为孙师傅是厂里的电工专家，没有他，厂里电器方面出现故障还真通不了电。厂里通过当时的重庆市建工局，两次专门申请特招名额，每次都是两个指标，就为了招孙旭回厂。这两次特招都是我父亲一手经办的。为什么特招一人要准备两个名额呢？当时有潜规则，叫招一人留一人，相当于交换条件。结果两次都没有招到孙旭，每次都是大队、公社两个环节不签署意见而未办成。原因是孙旭人小白脸，又很聪明，刚下乡时为了搞好关系，经常往大队书记家里跑，大队书记和女儿都把他看上了，以后死活不放人。四个名额就这样白送了，那时候多可惜，好多人眼巴巴的盼着哩！

孙大哥的话我牢牢记在心里。

大队干部我只认识书记一人。第一次见书记是那年4月，我通过熟人牵线找到他家，或者说是求他联系挂钩落队。第二次是在公社场上见到，看似偶遇，实际上是书记在找我。

大队办有一所小学，五个班聘请两个老师，其中一个女老师家中有事。书记到队里来打听到我经常看书，估计在学校读书时成绩好，就想让我去取代。这些情况我是后来才知道的。书记赶场时见了我，把我拉到人少的地方，说，要我去代课，每天按全劳力十分记工。

他没有想到我会不同意。我是担心，要是今后有离开农村的机会，大队以学校教育不能缺人为借口不让我走怎么办？最后书记降低条件，说只临时代几天课，我同意了。后来书记兑现了承诺。

我和大队干部就只有这点交情。

在农村你把自己管住，可以保证不去喜欢别人，但是保不住别人要喜欢你。

我们队里张二娘家有一个女儿，比我大一岁，有几分姿色，平时在队里上工干活爱跟我一块，我不和她单独说话。但是有一次我犯难了。队里百分之八十的人家我都去吃过饭，这天张二娘请我去她家吃饭，看样子是认真的。我说这几天闹肚子，想推脱。谁知到时张二娘派她小儿子在门口等着，陪着一路去。我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张二娘说是请吃饭，实际是中秋节吃糍粑。张二娘一家对我很热情客气。张二爷是老实人，话不多，实诚；张二娘是性情中人，老招呼我吃，生怕我没有吃好；她女儿老望着我笑嘻嘻的。其实我喜欢吃糍粑，但这种氛围下能放开吃吗？我只吃了一小块，就放下筷子静静地坐着，尽量少说话，看着他们一家人吃。客人不尽兴，主人一家看来吃得有点压抑。

好不容易熬到吃完饭出来，张二娘安排女儿送我。都是一个队的，就是住得再远，那几步路会找不到？我借口要拉肚子，紧走慢跑回了屋，才算逃脱了这场尴尬。

不喜欢农村姑娘这事好办，要是碰上同是城里来的知青，人长得漂亮，而且两人又谈得来，要想挡住吸引力那就难了。毕竟都在青春岁月，情窦初开是再正常不过。

从1978年开始，每月公社要召集全公社的两百多知青开一次会。说是开会，一般内容都是走形式，大家都是奔着中午在公社食堂有一顿饱饭吃。那时能吃一顿米饭，而且还有朒朒（肉）打牙祭，而且队里还计半天工，谁不会去呢？

第一次到公社开会，只认识女同学张跃。张跃是我初中和高中时的同学，人长得漂亮，一对眼睛亮闪闪的；露出的颈脖白皙，在一头乌发的陪衬下，让人一眼就识别出这是美女。张跃一出现在公社会场，立刻引起不少男知青的注意，到处打听她的情况。偏偏张跃看见了我，开会时就坐在我身边，引来好多双眼睛朝我打望，让我浑身不自在。

其实在学校读书时，我与张跃的关系并不好。读初中，张跃是六班的团支部书记，是学生中的“红人”，经常参与校团委活动。不少男生包括我在内认为她是积极分子，一般来说有点“装虫”，心里反感。读高中，我们在一个班，张跃又是团支部书记。两年高中同学生活没有发现她装过虫，渐渐地不反感她了。这次意外在公社相逢，感到分外亲热，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味道。

我们互相都不知道下乡插队会来到一个公社，而且相距很近。按政策规定她本可以不下乡的，是她自己坚持要来，就比我晚来了一个多月。她下乡的凤凰六队，紧挨着我的生产队，到公社开会几乎是同路，只是我要多翻一个马鞍山背。这样，每次到公社开会，我就到她住的屋叫上她一块走，同去同回。

有两次去开会回来的时候，她一定要留我吃了晚饭再走。吃晚饭的菜，她到农家去借，用炒鸡蛋来招待我，让我受宠若惊。当然她也来过我住的屋，我也是炒鸡蛋款待她。那个年代，能吃上炒鸡蛋已经是很高的礼遇了。

有一次在公社开会，与几个男知青在一起闲聊，我无意中说了在张跃那儿吃过炒鸡蛋，立刻引来讥讽，说他们到张跃那儿水都喝不了一口，你去吃炒鸡蛋？这些人说话的口气和眼神让人受不了。我不知道不少男知青对张跃那么关注，知道失口了，以后当众再不说有关张跃的话题。

到了1978年5月的一天，张跃到我队来找我，说她要调回去工作了。原来，她妈妈担心女儿在农村吃苦，提前病休让女儿顶替进厂。我当然替她高兴，但不会说祝福的话，只是默默地看着她。她有点被看得不好意思了，低下头，轻声说：走那天东西多，能不能送送我？我郑重地点了下头。

张跃住在一个农家大院里。院里住有好多户人家，房子是瓦房，据说解放前是一家地主的屋。看得出，队里对女知青是关照的。张跃说她的东西多，其实她把被子蚊帐席子等好多东西都送人了，我帮她背着的包里只装有几件衣服和日常用品，背着轻飘飘的。

我们说了一路的话，我就没说过哪怕是一句温情的话。不知不觉就到她家了。分手时，她拿过我背着的包，看我一会儿，说：我等着你。就转身跑开了。我怔怔地站在那儿，没有反应过来，只感觉血管偾张热血沸腾，对爱情的到来完全没有思想准备，似信似疑。

第二天我独自返回生产队，想起昨天和张跃一路走说过的话，突然发现自己是喜欢她的。她为什么要我一个人送她，我傻呀，这都不明白？转念一想，她都工作了，我还在农村，这可能吗？就是这个念头，让我关闭了眼前的爱情之门，留下了终身遗憾。

很多年后我听她的闺蜜同学说，张跃曾给她讲，我在农村的日子不会呆得很长。她对我有信心。

那年底，我当兵离开了农村。做得不地道，没有给张跃一个信，当兵一走就是十年。张跃曾主动与我母亲接近，我母亲没有告诉她我的联系方式，我们自然就没有了后续故事。

以后，张跃的个人问题高不成低不就地拖着，时间悄悄地溜走了。直到1986年，张跃28岁，那时算“老姑娘”了，迫与各方压力，匆匆把自己嫁给了一个在铜罐驿的老师。

听另一同学讲，张跃婚后丈夫不喜欢她，两口子经常吵架，两年后她查出患卵巢癌，半年后就去世了。住院期间丈夫不但不去照顾，还经常拿话气她，好像巴不得她早一天死。她走的时候，小孩才几个月。听到这事，我心里感到气愤，同时有一份歉疚涌上心头。

张跃就埋在我父母厂区旁边的荒坡下。过了很多年，在张跃生前闺蜜同学的引导下，我找到她的坟冢。在一片荒草中，一个小土包，上面长满野草，看着心里一片凄凉。

我站在她坟前，仿佛看到她在对我说，人来到世上是受苦受难的，一个人要多保重，好好活着。我睁开眼，她并不在，眼前只有这个孤零零的小土包，眼泪任性地溢出来。

那个女同学在一旁惊诧地看着我。我顾不了许多，任泪滴在脸频上滚淌。情绪稍好一点了，我站直身子，恭恭敬敬地三鞠躬。

默默离开荒坡时，我再一次回头凝视小土包，依依不舍，心里想，我还会来看她的。

2021年9月1日

作者近照及简介：

王健，笔名王慢行，生于1960年。1977年下乡到江津区吴市公社，1978年底入伍，1988年转业在重庆市南岸区工作直至退休。自幼喜欢读小说，近两年来尝试写小说。现居南岸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