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个世纪前的欧洲世界，宗教与政治高度合一，掌控着世界运行的法则；而今，尽管宗教遍布全球，但经历了理性化进程其统治力平均而言已不如从前。宗教影响力的下降是否意味着腐朽以及其衰落的历史必然性？曾经影响力巨大的宗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现在又是如何失落的？关于宗教，还存在许多值得探究的问题。彼得·伯格的《神圣的帷幕》就对宗教的历史处境问题有极富启发性的思考。彼时西方宗教社会学领域大致有两种倾向：以韦伯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宗教是社会的产物，宗教观念也会影响社会。韦伯意图忽视宗教的神圣性内涵而只对宗教的人员成分、组织和结构做社会学分析，在分析的过程中关注现世社会中不同阶层群体的宗教生活，以及对宗教作为社会片段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联和相互影响做了探究。而以涂尔干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宗教是社会和心理统一的源泉。涂尔干关注整全的人与宗教，从微观层面的人的宗教意识到更宏观的宗教仪式，保持人的主观观念和宗教的客观形式之间的统一，得出宗教的社会本质的结论。这两种不同的思路共同成为宗教社会学的肇端，在其之后的伯格力图统一这两种理论与方法论倾向，“既从理论与哲学的角度整体地论述宗教的本质、功能及其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又十分注重宗教的历史演变过程”，被《大英百科全书》称为当今宗教社会学界“极有影响的折衷主义者”。[1]与此同时，伯格所在的时期处于社会学三大家分别提出自己的宗教社会学理论之后，他的理论中常能发现他们理论的影子，诸如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辩证思想、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涂尔干的社会失范理论等等。所以，关注伯格的理论能对当时整个宗教社会学界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是一个合适的切入口。本文的框架是：首先从世界的建造、神正论的逻辑与异化危机、宗教的世俗化三个方面概述《神圣的帷幕》的基本内容，其次就现代性与宗教的问题展开探讨，最后小结全文。伯格所谓“神圣的帷幕”是指世俗社会生活经由宗教的阐释被神秘化，就像被帷幕遮住一样，原本真实的社会体貌现在不可见了。这一过程囊括了书中面对的直接问题：帷幕如何落下？落下的帷幕是怎样的？帷幕又如何揭起？顺着作者的写作思路可以对主要内容做一个概述。在概述之前需要明晰“宗教”概念在伯格这里的意涵：宗教是一种“用神圣的方式来进行秩序化的人类活动”。[2]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神圣”，宗教必然不是或不仅是世俗人间的活动，而是常与非自然的事物或构想相关联；另一个是“秩序化”，宗教存在并得以维系的首要原因是它给予纷乱的现实生活一种确定的规则秩序使之相对稳定，而稳定是社会的本能诉求。根据宗教的这个定义可以得到与宗教相悖的两种社会状态：世俗与混沌。这将在下文具体探究。要想探究社会和宗教的逻辑次序，就必须从社会和宗教之前的状态考察起。伯格首先从人的生物特性入手。他比较了人与其他动物，发现两者的一点不同：其他动物的生理特性各不相同，形塑同时也限制了它们的生存方式。比如，老虎强健的体魄、适于奔跑的形体和锋利的牙齿对其捕猎牛马等动物非常有利，但也限制了它的生存模式只能如此而不能选择吃草捕鱼；而人不同，人没有在自然界中拔群的生物属性，同时也没有对生存方式的限制。人可以选择农林牧渔等种种方式生存，而相对不受限于自然的束缚。但这种生物性的自由和开放性也使得人面对这个无垠广袤的未知世界没有可以依持的认知逻辑或者说世界观。自然的无序自由反而让人害怕畏惧，因而人们需要一种秩序以自持。自然没有提供，就只能由人自己建造。社会应运而生，而宗教则是其中强烈、特殊、确定的一种秩序化方式。由人到社会的过渡的基本辩证过程包含三个阶段或步骤：外在化、客观化、内在化。“外在化指人通过其肉体和精神活动不断地将自己的存在倾注入这个世界的过程；客观化是通过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活动产物达到一种实在，这种实在作为一种外在于其创造者并与之不同的事实性，而与其最初的创造者相对立；内在化指人重新利用这同一个实在，再次把它从客观世界的结构变为主观意识的结构。”[3]这三个步骤阐释了社会形成和反作用于个体的整个动态过程，即便不甚具象。第一部分外在化是人的认知与表达本能的原始形式，在文明大厦建造起来之前，人只作为独立的个体用实践的精神与肉体经验来认知与理解外部自然世界与他人，并将这种认知与理解传递出去。人想要为把握世界找到抓手，即便以个人之力只能盲人摸象。第二部分客观化是与个人外在化呈现或表达相对的过程，个人作为信息发出者的同时也作为信息接收方面对其他个人的表达。这些表达的体量显然比个人自己的直接经验要大得多，而且是陌生的。这种间接接收的直观感受是非人的，似乎是一种“客观”的“知识”。“客观知识”与主观经验认知共同构成“社会”作为人之外或之上的客体形成于观念之中。第三部分内在化是社会形成之后对个人更深一步反作用。人对于世界有一个自己的直接认知，还有一个来自他人的间接认知。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但因为后者的“客观性”，个人需要掌握这种“知识”来平衡或界定自己与他者的交往。由此个人就会分出一部分自我来把握“客观社会”的认知，这一自我代表了不同于对未知世界的敬畏的对无数不可见的其他人的敬畏。客观化自我在这个基础上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真实自我”与客观化自我的内心对话才最终使人实现社会化，并形成这个世界在主观方面的看似有理性。但是这种对话并不容易维持平衡，内心对话的同时还需要实际的人际对话。主观世界观是凭借与有意义的他人的对话而建立在个人意识之中的，世界的主观实在性是以对话这根细绳为轴而转动的。[4]伯格认为，社会的最重要功能是法则化，这与社会于人的生物学起源是相呼应的。法则化在客观的制度结构和主观的个人意识上都能维持秩序和意义。而宗教实现法则化的基础，即一套包含神性世界的世界观，需要足够的合理化叙事与辩护，因为这种超验的构造会引发很多争议和反驳。伯格将“合理化”定义为“用来解释和证明社会秩序合理的在社会中客观化了的'知识’”。[5]有效的合理化意味着在对实在的主观解释与客观解释之间建立对称。而宗教合理化的目的是把人类解说的实在与终极的、普遍的、神圣的实在联系起来，从而人的生存状况被赋予最终的可靠性和永久性的外表，通过自身的合理化来为人的生活提供合理性依托。宗教合理化的过程在具体操作上需要对无秩序现象做宗教性阐释，这种不论复杂程度的解释都可以被称为神正论。神正论要做的就是塑造宗教无限延伸性的特征，进而取得个人对宗教的敬畏和信仰。而神正论的出发点是人对意义的本能的渴求，通过神性答复，宗教取得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每个社会都会对个人自身，对个人的需要、忧虑的问题予以某种否定。在个人意识中促进这种否定是法则的关键作用之一，同时还存在着对屈服于社会及其秩序的自我否定的强化。这种否定性存在于客观化了的自我之中。神正论的叙事给人提供了意义和秩序，同时使世界与人的距离拉开，世界变得“客观”。面对世界的陌生性和疏远，人可以一方面通过“回忆”世界和自我的“人造”起源来消解，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社会世界和社会化了的自我以无情的事实性与个人相对立，回忆的消解不过是个人感受层面的，整体性事实无法改变。人创造的世界最终脱离出人而限制人，这就是异化的过程。在异化过程中个人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在意识中失落了，原本处于能动地位的人现在却不得不屈从于庞大的世界。伯格总结异化的三个要点：其一是被异化的世界是虚假的意识的现象。人创造出一个否定自己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只能以现象的形式被我们认识，并用现象拼出世界的图景。其二是异化会发生在意识的各个发展阶段，而不仅是社会运作的一个结果。对于人的集体性整体而言，异化是构建世界与社会过程的综合性结果，但对于具体的每个诞生于社会的个人来说，社会-文化世界首先是客观的、被异化了的，这先于把它理解为人的作品。其三是异化有效地起着维系社会-文化世界的有序结构的作用，默认世界的客观性的理解使人们能够安置生活中的无数偶然因素。此时确定性本身可以成为意义的组成部分。伯格认为，“一切异化的本质都是把虚假的无情性质加之于人造世界”，结果经验的历史和个人经历被错误地理解为以超经验的必然性为基础。这种虚假意识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宗教。但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既可以利用并强化异化作用，也可以反异化，其最终的目的是维持神圣世界的存在和地位。在前一种情况中，宗教延续异化的进路，来使信徒信仰；在后一种情况中，宗教通过揭示世俗世界的人本性，破除现实世界的异化假象，拉开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距离，塑造并维持神圣世界的崇高地位。这被称为相对化。伯格将世俗化定义为：通过世俗化过程，社会和文化的一些部分摆脱了宗教制度和宗教象征的控制。这一过程从历史上直观来看是伴随着理性化进程展开的。近代物理学的发现打击了宗教叙事的科学性，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巨大提升使人们满足于物质世界的充裕，这些事件反复深刻地打击着宗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伯格认为世俗化的根源在世界性宗教诞生伊始就已经存在，“世界摆脱巫魅”在“旧约”之中就开始了。以色列族长从美索不达米亚出走，这种出走不只是地理或政治意义上的迁移，它造成了与一个完整世界的决裂。[6]以色列宗教的这种摒弃有超验化、历史化、伦理的理性化这三个特征。超验化是宗教的尝试，而历史化和伦理的理性化都关注世俗的人的世界，以及个体的人自身。这为世俗化保留了空间。世俗化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宗教在体制和人类意识两个层面都丧失控制的过程。这两个层面并不是相互割裂、并列的，而是相互融合、强化的。用作为世俗化结果的一句话来说明，体制呈现的世俗化表征本质上也是人的意识的世俗化的体现，人们对于个体之外的社会的观念或想象变得脆弱而摇摇欲坠。原本对于个体外部的有限把握现在化成了无数与自己一样的个人，一种失控和无力朝个人涌来。人们原先据以求得安宁的诸种秩序来源都受到世俗化的打击，这不仅体现在庞大客观的行动体被拆解，比如国家、民族、共同体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一种“虚构”，而且也冲击着人的群体性生活的底色秩序，即伦理道德。以中国为例，在古代中国人们深深地陷在一套完备而强力的封建伦理中，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三纲五常这些应用于不同身份角色的伦常惯习通过渗透入每一个具体个人的意识观念而在相互之间形成制约。尽管封建社会发生过无数悲剧，但社会，或曰整个外部世界对于不论是安于体制还是抑郁逃脱的人们来说都是确定的。直到近现代时期，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等诸多浪潮涌入全球各种文明，包括中国，人们忽然发现原先恪守的道德规范并不是必然的，还有其他的更自由、更平等、更有利于自己的道德体系可供选择。虽然这种道德的自由很容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利己主义价值观念的控制，但人们在价值观念转变的那一刻面临选择时是“自由”的。长期控制带来的渴望自由的反噬在不同文明都有体现。斯科特在《六论自发性》中论及美国许多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生活状态就是拒绝成为佃农，尽自己所能为自己工作，把控自己的生活节奏，尽管会生活得更艰难。美国作为特殊的新生国家，在它不长的历史伊始就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世俗化打破了人类生活由内而外的稳定性，但是并没有提供新的秩序。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本质性的选择困境，这种困境在各个层面都有不同的体现。社会科学界常用“现代性”对其做整体性的概括。从历史进程上看，世俗化是宗教由盛转衰的过程，宗教在人们的秩序诉求中日渐噤声。所有现存的秩序都至少在观念上被颠覆，于是人们将寻求秩序的目光投向了不确定的各处。意识层面的世俗化就其实质而言是否定性的，自然会有肯定性诉求，这种在强烈否定与肯定之间摆动的被动积极的心理境况被彼得伯格称为“现代意识”，与之对应的处境称为“现代情境”。前现代社会的标志性事件是，其制度具有很高程度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确定性。秩序感和确定性的缺失是现代情境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现代意识角度的表达就是从宿命到选择的变化。[7]选择的结果是世界观的多元化，任何一种观念即便具有一定内在稳定性，但不是集体共识就无法成为构建社会秩序的力量，而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内心层面。这种个人化的秩序即使建立起来，也不得不面对不断运动的外部观念世界的冲击。其结果是一部分人秉持内心的个体秩序在社会流变中得到澄明和强化，剩余的一大部分人被社会洪流冲散，漂流在意义感的缺失之中。而前者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必然是碎片化和弱化的。极具现代性特色的一种个人行为是反思。反思是人从其个体视角出发对自己感受到、认识到的外部世界的信息做釜底抽薪式的思考，尝试否定事物运行的出发点来把握、矫正、颠覆自己的认知。反思的前提是对客观化事物的怀疑：事物呈现的模样是否取决于个人的视角？既有事物的存在与发展是否必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反思中常常出现。反思的浪潮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但当反思成为一种态度和立场深入现代人生活，就容易失去其主体确定性。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这种态度如果审慎就与后现代理论接轨，而如果过度就会滑向虚无主义。在现代社会，人们虽然无法从诸如宗教的强力秩序中寻求确定性，但生活始终是连续的。可以注意到，一些人注重“仪式感”，一些人相信星座占卜。这种微观宗教性在日常生活中常有体现。这能否替代古典宗教的作用，以弥散及碎片化的方式存续，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神圣的帷幕》作为彼得·伯格的代表作，包含了其宗教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宗教的实质是人们追求秩序感的一种广泛的尝试，在近现代遭遇世俗化后走向没落。同时，宗教被解构后余出的秩序空缺引起了现代性困境。如何理解现世俗化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现代生活中宗教性以一些微观的形式残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理论基奠。
[1] [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第3页.[2] [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第5页.[3] [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第8页.[4] [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第28页.[5] [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第37页.[6] [美]彼得·贝格尔. 神圣的帷幕[M]. 高师宁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第137页.[7] [美]彼得·贝格尔. 宗教社会学：彼得·贝格尔读本[M]. 谢夏珩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第1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