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有多无耻？进士光时亨极力阻止崇祯南迁，自己却跑南方求官
公元1368年，大明王朝横空出世，开国皇帝朱元璋期望朱明王朝能够千秋万代，万世一系。然而，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律”，大明王朝也难逃此劫。
公元1644年（崇祯17年），276年的大明王朝已经步入风烛残年，但气数未尽！同年，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立大顺政权，敲响大明王朝的丧钟！元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开始东征，2月初，大顺军渡过黄河，3月13日，攻克太原，之后连战连捷，占领山西，兵锋直接北京。
1644年4月7日，大顺军攻克宁武关，当晚，大同总兵姜瓖投降，宣府总兵王承胤降表亦到，又连下居庸关、昌平，明眼人都知道：北京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此时的北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更是热锅上的蚂蚁，他怎么也想不通：“朕自登基以来，不闻声色，不近声色，励精图治，勤政思勉，国家如何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明末的糟糕局面，崇祯皇帝（性格缺陷）要负主要责任，正如史书所评价（崇祯的性格缺陷）：“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
王朝危亡，北京岌岌可危，眼前紧要的不是追责，而是如何应对？崇桢急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并号召在京勋戚官僚捐助饷银。
现实却给了崇祯皇帝泼了一瓢冷水，吴三桂、王永吉、唐通、刘泽清等手握重兵的武将们大多听宣不听调，他开始怀念去年在潼关兵败身亡的孙传庭了，那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支最听话最能打的主力部队了。
吴三桂、刘泽清、左良玉接到诏令，虽然率兵勤王的动作很高调，但是以各种理由迟缓行军速度，满朝文武都知晓这些人的“别有用心”：隔岸观火，准备坐收渔利。
崇祯皇帝号召捐助饷银的工作更是令人失望：那些平日满嘴“仁义道德、为国为民、忠君爱国”的勋戚官僚们，个个富得流油，此时却争相哭穷卖惨，连富可敌国的国丈、太师周奎，也只肯出几两银子，其他人就更指望不上了。
真是应验了那句话：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崇祯此时已经没有更多的选择，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一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坐以待毙；二是效仿大宋王朝，南迁（南京）偏安一隅，凭借长江天险重振旗鼓以图东山再起。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并不是最优的选择，更不是崇祯皇帝的初衷。三年前，崇祯皇帝就有了南迁的念想，但他却不愿意自己提出来，害怕有损尊严，对不住列祖列宗。他希望诸臣恳切劝他“南迁”，这样既能“保住性命”，又能“保住名声”，其实就是典型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然而，诸位臣工不愿意配合崇祯演戏，害怕崇祯秋后算账，自己成了替罪羊，毕竟“放弃国都，南迁偏安”并不是多光彩的事情，要是被人戴上“投降派”的罪名，按律可以灭九族。公元1644年正月，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左中允李明睿斗胆劝崇祯尽快南迁，史书详细记述了两人之间的商议过程。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三，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皇帝告诉他："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并请崇祯勿犹豫，尽快决断。崇祯一直有意迁都，三月初四日，崇祯对众臣说："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朕将何往？又劝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
“左中允”一职属正六品，一般兼翰林院编修衔，掌记注撰文之事。也就是说，李明睿虽然是个明白人，比较务实，但是官微言轻，不足以压下杂音。崇祯却将他抛了出来，等于是将其架到了火炉上。
反对南迁的内阁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挑唆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进言，激烈谏阻，光时亨是个作秀高手，如今的键盘侠要是见了他，也得甘拜下风。祖宗之训，圣人之法，为臣之道，君王之德，信口拈来，口如悬河，灿如莲花，一副大义凛然之态、视死如归之情，俨然是纲纪国法、人伦道德、君臣之道的守护者，保护神，义正词严，严丝合缝，让人无招架之功，反驳之由。
兵科给事中，明清两代参与军事监察的职官名称，为皇帝的近侍职官名称之一。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兵机奏章，稽查兵部、太仆寺、銮仪卫(清)之违误，并有建言进谏之责。
光时亨，字含万，桐城人，崇祯甲戌进士。时亨为人有才气，断决明敏，清正自守，性嫉邪，不为群小所悦。起家知四川荣昌县。已而征入京师，历兵、刑二科给事中，直声震京师。
光时亨的谏言非常讲究策略，先是将矛头对准李明睿，朝堂上站在“道义制高点”严厉谴责李明睿，并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不杀李明睿，何以治天下！"接着，光时亨先声夺人，捎带着将群臣“教育”一番（怒骂群臣）：“食君之禄，关键时刻不思以死报国，却建议皇帝迁都，试问国家尊严何存？”
李明睿有苦说不出，后背吓得直冒冷汗。群臣见崇祯默不作声，也都缄口不言。毕竟，谁也说不过光时亨，光时亨说的道义确实没错，虽然会导致“崇祯万劫不复”。群臣沉默后，光时亨对着崇祯就是一番慷慨陈词：
“你不要江山社稷啦，你就不管你们爸爸爷爷祖爷爷的陵寝啦，你要做明朝第一个出逃的皇帝吗？”
光时亨甘愿当作“反对南迁派”的利剑，最大的目的就是博取“名气”，有名才有利嘛！这时候，崇祯应该学老祖宗朱元璋的狠辣，将这个只会“清谈误国”的读书人用“廷杖”打个稀巴烂，并严查其“不法行为”，将其定罪发配前线与起义军交战。
偏偏崇祯好面子，面对光时亨咄咄逼人的“反问”，崇祯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为了不丢掉面子，崇祯脑门一热，豪言破口而出：“朕志已定，死社稷！”
几日之后，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再次劝说崇祯南迁，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督师大学士李建泰上书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防止被“一网打尽”，毕竟再不走，就真的来不及了。
这时候，光时亨再次跳出来添加戏码，他大声痛斥，并用历史典故提醒崇祯：“奉太于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这话说得“一箭双雕”，点中了崇祯的死穴，更给范景文，左都御史等大臣扣上“别有用心”的大帽子。崇祯再次强调：“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
崇祯被光时亨的豪言壮语所感染，激动地问其如何应敌，光时亨哼哼唧唧，说不出所以然，以“臣定与皇上一起为国尽忠，共赴国难！”
崇祯南迁的机会至此彻底丧失，1644年4月21日，农民军抵达居庸关，沿途关隘守将纷纷投降，大学士李建泰在保定投降。4月25日，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刘宗敏所入城。
崇祯想将太子托太师带走避难，结果发现城门已经出不去了。崇祯万般无奈，让太监撞钟，想召集人马抵挡，但是文武大臣竟无一人前来，都忙着迎接新主了。崇祯绝望之下，草草处理了后事，吊死煤山。
劝说崇祯南迁的左都御史李邦华听说崇祯自杀，也自杀殉国，临死前在阁门留下遗言：“堂堂丈夫，圣贤为徒。忠孝大节，之死靡它。”而光时亨则屁颠屁颠投靠了李自成，继续做着兵科给事中的官职，大言不惭讲述“忠义道德”的大道理。
与此同时，光时亨给身在南方儿子的信里说：“父子奉侍两朝，古已有之”。他在信里开导儿子说：
“诸葛兄弟，分仕三国；伍员父子，亦事两朝。我已受恩大顺，汝等可改姓赵，仍当勉力读书，以无负南朝科第也。”
对比光时亨写给前线作战将士的诗句：“沥血矢神明，弹剑听龙吼！”热血之情，字字铿锵，是不是感觉这货是典型的“两面派”，虚伪至极，真正的利己主义者。
满清入关，李自成兵败退出北京，光时亨跑到南京，投靠南明弘光政权。马士英对光时亨等人厌恶至极，上书弹劾：“给事中光时亨力阻南迁，致先帝身殒社稷；而身先从贼，为大逆之尤。”
结果，光时亨被论罪，与周钟、武愫同时被斩杀。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崇祯临死前曾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并十分怨恨地说：“文臣皆可杀！”可后世的读书人又将大明亡国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崇祯，明亡于崇祯不假，但是文臣误国更是可恨，只是可惜了那些为国尽忠，奋勇杀敌的忠臣良将了。
明朝能让崇祯折腾十七年，靠的就是一群贤臣毁家纾难，比如赵光抃这种人，捐献家财养兵打仗，最后不敌却被崇祯杀死，家人没有怨言，继续抗清。卢象升死后尸体腐烂无人过问，三年间家人替他上书多次，要求给个名分，崇祯不给，卢象升家族后来抗清而死的人又有十几人。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放之四海皆准！看看明末那些以君子自称的东林党人的混账表现，我们就会明白：百无一用是书生，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明朝末年，文官集团已经彻底地沦落为“精致的利己主义群体”，他们牢牢地掌握着舆论话语权，骂人成了他们的工作主要内容，占据着道德的制高点，骂同事，骂领导，骂皇上。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