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如何保护环境？
文/煮酒君
环境保护近些年来似乎讲的越来越多，大的方向，不仅有政府加大管控力度，关闭污染企业，推行清洁能源。小的地方，普通民众也逐渐对身边破坏环境的行为更加敏感。比起几十年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原因，其实很简单，这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只有在人们吃饱、穿暖后，才会有闲情欣赏“青山绿水”，才会珍视周围的“金山银山”。当普通百姓连衣食都难以保证时，大谈环境保护无异于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历史上一直盘踞于东亚一隅，特殊地理环境，加上历代朝廷开疆拓土，一直是个大国。疆域内陆理复杂多变，山川林泽遍布四野、资源丰富，所以很早就专门管理山林物产的法令。虽然内部战争不断，朝代更迭频繁，但是一旦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后，就开始重视资源的保护。当然，古代的朝廷实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自然资源的管理并不是仅仅出于保护环境，更多是为了限制私人开发，为皇家增加税收。譬如，《周礼》记载，先秦时期，有专门机构山虞、泽虞、川衡、林衡等。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如在有山林物产的地方设置藩篱保护边界，严禁人们入内乱砍乱伐。林衡为山虞的下机构，其职责是负责巡视林地，执行禁令，调拨守护林地的人员，监督他们守护森林的功绩，奖赏有功，惩罚劣吏。
到了唐朝，管理山林的虞衡除了管理本质工作，还要兼管一些其他任务。譬如《旧唐书》记载，虞部郎中、员外郎之职，“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园圃，草木薪炭供顿、田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为四邻，三百里皆不得弋猎采捕。殿中、太仆所管闲厩马，四都皆五百里内供其刍蒿。其关内、陇右、西使、南使诸牧监马牛驼羊，皆贮蒿及茭草。其柴炭木橦进内及百官蕃客，并于农隙纳之。”可见当时的虞部任务不仅要掌管山川林泽，京城园圃绿化，还要管理物资供应以及打猎事宜。
宋朝建立后，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开始发展，政府开始重视生物资源的保护。同时宋代重文轻武，倡导儒家仁爱思想，在关怀万物，心怀恻隐之心之下，对于生物资源的保护也更加严格。宋太祖赵匡胤执政的建隆二年，也就是公元九六一年二月，还专门下诏禁止采捕。当中规定：“春天二月，一切捕捉鸟兽虫鱼的工具皆不得携出城外，不得伤害兽胎鸟卵，不得采捕虫鱼，弹射飞鸟，依次永为定式。”宋真宗赵恒执政的天禧三年，公元一零一九年二月，也下诏禁止捕获山鹧，其诏为“自今诸色人，不得采捕山鹊，所在长吏，常加禁察”。山鹧又名山鹊、赤嘴乌，据说此鸟能解果实之毒，估计当时，已经被滥捕到快要灭绝了，所以皇帝专门下诏特别进行保护。
明朝时期隶属于工部的虞衡对于保护环境，比唐宋更加细致，《明史》的《职官制》里对于名胜古迹的保护有细致的规范：“虞衡，典山泽采捕、陶冶之事。凡鸟兽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宾客、膳羞之需，礼器、军实之用，岁下诸司采捕。水课禽十八、兽十二，陆课兽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时。冬春之交，罝罛不施川泽；春夏之交，毒药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躏，谷登禁焚燎。若害兽，听为陷阱获之，赏有差。凡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开窑冶、置墓坟。凡帝王、圣贤、忠义、名山、岳镇、陵墓、祠庙有功德于民者，禁樵牧。凡山场、园林之利，听民取而薄征之。”
不过，清朝对于东北实行封禁，并不是出于保护环境，而是纯粹出于保护自己所谓的“龙兴之地”的目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间接的起到了保护环境的结果。不过因此付出的代价也颇多。道光、咸丰以来，东北流民私垦日盛，清廷的财政税收也日益窘迫，沙皇俄国越来越得寸进尺，侵土蚀边日趋严重。清廷为了充实边疆，不得不部分开放禁荒，直到光绪初年清政府发给汉族移民执照为止，封禁政策结束，才彻底开禁。
其实，纵观整个历史，对于环境的破坏最严重的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朝廷自己。不仅朝廷更迭引起的内战，导致百姓流离失所，环境遭受极大的破坏。譬如《战国策魏策》就记载：战国时期，“秦十攻魏，五入国中......林木伐”。秦国十次攻打魏国，魏国的林木被砍伐殆尽。《墨子》也记载了当时战争对于林木的破坏。《非攻》下篇：“入其国家边境，莈刈其禾稼，斩其树木。”说的便是战争中为了打击敌国，将其庄稼和树木一起砍光。不仅林木受损，其实水资源也被破坏。古代史籍中都有水攻的战争，《史记》中记载秦军攻打魏国时，也采用水攻的方法夺取大梁。这些攻城的方法，对于己方伤亡较小，但是却能造成敌方的重大损失，所以，很被一些人使用。可是这样的攻城之法，带来害处却是巨大的。大水浇灌之下，方圆几十或上百里的地区所有生物都难逃厄运。并且使得耕种粮食的土地受到长时间浸泡，土质变坏，产生严重的生态灾难。抗日战争时，民国政府为了阻断日军进攻，炸开黄河花园口堤坝，使得九十万百姓死亡，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洪水过后便是蝗灾，到处是沙丘，地表突兀凸凹，根本无法耕种，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破坏。
即使和平时期，一旦政局稳定，皇家就开始大肆营造禁苑宫殿，杜牧曾经在《阿房宫赋》中感叹，“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竟是在“蜀山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朝时，中宗李显第二任皇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喜欢用多种禽兽毛羽皮革制作裙子和鞯面，“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中的官员纷纷跟着仿效，争相制作奇装异服，一时间江岭一带的珍禽异兽几乎被捕绝。宋仁宗景佑年间，当时朝廷的贵族盛行鹿胎为冠的奢侈风气，这样一来，全国的鹿便遭到了一场大劫难。直到皇帝专门下诏，不许戴鹿胎冠，不许制造鹿胎冠，更不得采捕，如有违犯，严厉惩处后，这种荒唐的做法才被约束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