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冷内战”｜安杰洛·科迪维拉
按：作者安杰洛·科迪维拉（Angelo M. Codevilla，1943～），美国保守派学者，担任过海军军官、外交官，曾在参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任职，现执教于波士顿大学。本文摘译自克莱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英文标题 “The Cold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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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古人所言，政治家的首要关切，必然是本国人民的福祉。尤其是在革命时代，有关国际事务的思想、话语以及行动，必然要服从国内的需要。这就是“美国优先”的基本含义。不过，“美国优先”在国际事务上有同样重要的含意，它意味着要认真考虑美国可能为自身而非外国所做的事情，而非像今天很多政客和评论员在所谓的对俄外交政策讨论上所做的那样——仅将它们当作国内政治斗争的武器。
美国正处于革命的阵痛中。2016年大选及其余波，反映出这种区别、差异甚至敌对，这种现象在过去的25年里，已经在美国统治阶级与其他国民之间成倍地增长。在内战时期，林肯总统观察到，双方“都在向同一个上帝祈祷”。他们崇敬同样的开国元勋和立国原则——尽管以相互冲突的方式。当时没有人怀疑，那些站在对立立场上的人们也是负责任的公民。然而，今天已无人持此观点。我们的统治阶级及其支持者，大体上都将根植于圣经的宗教信仰视作造成世间所有错误的根源。据美国民权委员会宣称，“只要 ‘宗教自由’仍然暗示着歧视、不宽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恐同症、伊斯兰恐惧症、基督教至上论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不宽容，那么，这个词汇除了虚伪便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政府机构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立场和偏好，而它们几乎与民主党完全一致。随着国家利用政府权力将这些利益、立场和偏好强加于被统治阶级，它成了一个党派的国家（a partisan state）。这种党派国家的政治目标，与其说要取消那些时刻为被统治阶级而斗争的政治家的合法性，毋宁说是要削弱被统治阶级本身的合法性。大约150年前，自从伍德罗·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发表著名的讲话算起，各大学一直在传授：普通的美国人无法管理自身，因此，他们需要接受专家统治。数百万的毕业生已经把自己看作专家的化身，相信他们有统治的资格。他们所理解的歧视、不宽容、种族主义以及性别歧视等概念，实际上不过是有人不情愿向他们屈膝服从。
另一方面，大约三分之二的普通美国人为上流阶层的蔑视而愤怒。他们认为，这个“体制”已经被操纵且违背了他们的意愿，因此是不合法的；而且，还认为那些选举的和任命的官员，再加上法官、商业领袖以及教育家，正在将国家引向错误的方向。非精英阶层指责精英阶层违背他们的意愿，以腐败的方式统治着他们，掠夺他们，把他们拖入注定失败的战争。许多人要求补偿——利益补偿。
因此，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已经撤回了对其他人（或机构）的同意，包括对共和主义（由宪法所界定，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的同意。现在很难想象，对于构建一个良好政府所必需的信任和赞同何时才能回归。相反，我们已经开始了一场“冷内战”（a cold civil war）。政治家的首要任务，就是阻止它继续升温。在当前的形势下，培育彼此的宽容，很可能需要以一种陌生的、不受欢迎的方式弱化联邦以容纳各种差异性——否则情况很可能变得更糟。
偏袒
几乎整个统治阶级——政府官僚、法官、学术界、媒体界、相关的利益团体、民主党官员以及民主党的辖区——都已经加入了“抵制”2016年大选结果的阵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Tom Perez最近声称，“你并没有赢得大选”。这并不是针对唐纳德·川普所谓的性格缺陷。这场抵制运动针对的是那些美国人的代表——这些美国人已不再投票支持过去25年里所受的那种统治了。这是一场针对大多数美国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冷内战”。这场抵制运动的成员想要维护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实际目标，就是妨碍乃至剥夺2016年大选胜利者的合法性。他们的政治目标在于恫吓川普的选民，使他们相信他们应该悔改并服从上等人。这场运动可能会打断川普的任期。
然而，与此同时，这加剧了整个国家的不满情绪。2016年的选民，重复了2010年和2014年（甚至还有2012年，除了那年的总统大选）的选举模式。选民投给共和党，表明他们希望减少政府对国人生活的干涉，希望摆脱统治阶级的社会经济议题和政治正确。但是，从过去到现在，共和党高层一直没有分担选民的忧虑。那些投票希望“清除害群之马”的美国人，一次又一次，所收获的只是由同一批非选举的官僚所出台的更加难以理解的规则；甚至，那些温和的抑制无孔不入的干涉的尝试，也被这同一群法官判决为无效。他们开始相信这个体制已经被操纵了。简言之，他们想要彻底清理门户。
不过，这些革命性情感，并不等于旨在扭转过去100年进程的条理清晰的方案。唐纳德·川普打算清理门户和复兴美国的承诺将极其困难，即使他得到民众的理解，并伴之以有力的执行。但是，统治阶级如此强大、无处不在且立场坚定，以至于想要遏制其势力就必须拥有至少与之相匹敌的权力、野心和气势。换言之，这将会把这场“冷内战”的右派力量提升至与左派力量势均力敌或超越后者的地步。然而，政治家的任务，是尽可能地维持和平，而非挑起争端。
由于对“善”的理解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美国社会已经分裂为两派，彼此日益敌对。任何一方想要强迫对方屈服，这预示着美国有可能重蹈其他民族革命的覆辙。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就在于，各方都能安于各行其是——但仅仅在那些同意他们如此的人当中。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应该限定在，可以维持运行而又不至于摧毁国家凝聚力的程度。
林肯的案例
南北战争（造成的伤亡占当时服役年龄美国青年10%）之前的事件，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借鉴。由于北方人和南方人都想把他们关于奴隶制、关税及其他方面的立场强加于对方，这场冲突隐约持续了30年。南卡莱罗纳州曾经取消了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由于战争成了迫使南卡接受关税的唯一方式，所以，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国会尽管威胁使用武力，但是仍然促成了一项折衷方案——事实上使南卡获得了它通过取消关税想得到的利益。
到了1858年，这场“冷内战”已经把美国变成了一座“分裂之家”，林肯警告这最终会导致一方彻底压倒一方。林肯很清楚自己希望哪一方取胜。但是，直到南方向萨姆特要塞（Fort Sumter）开火让他别无选择，林肯倾向于使冲突冷却。他向南方派出友好的官员——事实上同意至少暂时中止联邦法律，尽管他也明确谈到他会捍卫南方的联邦要塞和军火库。他还在北方忠实地执行逃奴法案，甚至考虑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专门来保护蓄奴州的奴隶制。他相信，只要奴隶制不被允许进入西部领地——无论南部各州在他们的边界内做什么，美国社会的多元特征都将最终得以保全。
从这一程度上讲，林肯遵循的正是美国与异见人士相处的典型方式。自从罗杰·威廉姆斯带领所在团体，离开马萨诸塞而创建罗得岛以来，美国人都是通过调整到更适合的群体来避免争执。美国宪法表明，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被一个共同承诺所联结，即效忠于“自然法则、上帝的律法以及这片土地的最高法律。我们对基本原则的共识的减弱，已经增加了我们容忍各种差异的难度。
正如林肯的情形一样，美国联邦政府所能施加的实际限度，应该成为运作的指导方针。今天，类似的政治才能如何体现？当代美国政治冲突的升温，主要来自左派的企图，现在也愈发来自右派，这些企图迫使整个国家以同样的方式接受同样的价值观。政治家应该着手质疑和缓和那种趋势。
接受现实
让我们看看那些给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或州）。数百个美国城市宣布，他们拒不执行联邦的移民法律。臃肿的加州政府已经设立了一个行政办公室，专门来研究对策以逃避或搁置川普政府所推行的令加州憎恶的政策。为什么不呢？就实际情况而言，联邦政府无权强制地方政府置大众的反对于不顾，以执行联邦法律甚或法院判决。诚然，今天各个联邦机构都有各自的特警队（SWAT）。但是，那些有选民支持的州政府或市政府官员，能够废止或干脆忽视某项联邦法律、法规或法庭判决，因为联邦政府很难采取有效措施来反对这种情形，并且这么做通常也是不明智的。派军队逮捕那些遵从地方法律或政策的民选官员或公民，是完全行不通的。诚然，1957年，艾森豪维尔总统曾经派101空降师到阿肯色州小石城，去执行最高法院就“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作出的裁决结果。但是，这种象征性的行动（未遇抵抗、未使用暴力、没有逮捕）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府当时享有一种道德权威，而这种道德权威自那时起已经被挥霍殆尽了。那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事实上，今天的加州和马萨诸塞州的人民，跟德克萨斯州和南北达科他州的人民，在如此众多的方面存在差异，以至于想要把联邦政府的规定强加于他们之上，就需要更多的武力。以行政力量取代日渐减弱的共识，将不利于维系国家的统一。那么，处理这个问题时为什么不接受现实？
德州曾经出台一项法律，该法律实际上关闭了州内的大多数堕胎诊所。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其无效。尽管如此，德州把这些诊所关了又能怎样？派军队拿枪指着德州游骑兵强制他们重开诊所？如果北达科他州宣称它是一个“未出生婴儿的庇护所”，并明确禁止堕胎，那么，联邦政府又能怎么办？就此而言，当禁止吸食大麻的联邦法律被科罗拉多和加利福尼亚州所忽视，联邦政府又能做什么？犹他州反对其境内“国家保护区”（由法令所规定）的边界。如果犹他州确实忽略那些边界，联邦政府又能怎样？还有，在学校祈祷呢？如果每个州都可以擅自决定联邦法院所禁止的事情，那么，华盛顿的官员们又能怎么办呢？
由于认同政治已经取代了说服的政治（politics of persuasion）并融合了斗争艺术，政治家应该同那些忽视或抵制联邦法律、条例或司法裁决的辖区相互容忍以尽力维系和平。蓝州和红州以不同方式处理医疗、教育、福利和警察事务。坚持“一刀切”，显然没有任何好处。每个人为什么不能花自己的钱，并按自己的意愿立法？至于那些给移民提供庇护的城市，联邦政府能够也应该撤回这些辖区从联邦政府获得的任何被用于不当职能的资助。其实，随着左派的和右派的辖区实际上取消了某些联邦政府的行政职能，国会议员们也越发不愿维持这些职能了。美国的国父们已经从帝国的历史中学到，将不同民族维系在同一个国家内要求尽可能少地干预这些人民关于自身和善的观念。是时候重温联邦主义了。
《独立宣言》确立了这样的限定：未经他人同意，任何人都无权统治他人；因此，实现这种团结的可能性，只能源自说服的政治。今天，通过计入非美国公民的选票，左派控制的各州和城市在全国政治中获得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加州向100万非法移民发放驾驶证——意味着事实上的选民登记。还有不计其数的地方，如纽约市、底特律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布劳沃德县，也做着类似事情。数百万的重复选票构筑起一道保护当前统治阶级的壁垒，而这些统治阶级则把其自身的意志强加于被统治阶级。由于这种欺诈威胁着美国政治的声誉，所以，通过一项要求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的选民，必须证明其公民身份的联邦法律，是维系国家凝聚力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