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于分裂的法国社会（中）｜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
作者克里斯多夫·考德威尔，美国《旗帜周刊》的资深编辑，著有《欧洲革命反思录：移民、伊斯兰和西方》。
本文译自city journal，英文原文可点击文末左下方的“阅读原文”。
宋宗澳 译，万吉庆 校
按：法国第二轮总统大选将在5月7日举行，本文可以为我们了解法国大选提供一些参考信息。全文9000余字，分三次发布，此为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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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依按照社会阶层分析了他们对移民问题的观点。54%的高层管理人士对法国当前的移民人数持满意态度。但是，只有38%的中级专业人员、27%的劳工以及23％的文职人员持有类似态度。至于这些移民本身（他们的意见很少被关于法国移民的讨论所考虑在内），只要生活在巴黎而不是巴马科（Boumako）本身就是一种红利，即使是生活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居依强调，在某些方面，移民事实上要比原住居民过得更好。他所指的不是平权措施。那些政府规划的“城市敏感地带”（ZUS, sensitive urban zones）的居住者，现在确实获得了一些特殊的福利。但是，自从法国人将公民平等奉为一种政治理想，强制消除就业和教育领域的种族偏见要远远早于其他国家。这些强制措施已经生效了差不多有十年。正如地理学家居依所言，一个更重要的优势是，这些移民，生活在城市贫民窟——尽管简陋，仍然是“处在都市圈”。他们靠近公共交通、学校以及一个现实的就业市场——这里本来会有成千上百的职位空缺。正值法国乡村流动日趋停滞之际，城市敏感地带刚好成了法国居民流动性最强的地方——尤其是城市郊区。
同美国民主党或英国工党类似，法国的社会党基于全新的人口因素和政治现实的认知，已经重塑了其自身。2012年，奥朗德就是凭借Bruno Jeanbart（民调机构“OpinionWay”的部门主管）和已故的Olivier Ferrand（社会党智库“Terra Nova”负责人）于2011年10月所谋划的策略当选总统。这两位曾警告，很大程度上因为文化多元问题，工人阶级不再投票支持左派政党。专家建议组织一个由少数族裔、高学历人群（通常就职于新兴经济领域）、妇女、青年人以及非天主教徒构成的替代联盟——即一个法国版的“奥巴马阵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个选举的多数派，但是它拥有足够的文化吸引力。
在世纪之交，居依开始受到许多法国读者的关注。那时，他正在巴黎左派媒体《解放报》的版面上，推销美国记者大卫·布鲁克斯的新书《天堂里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居依当时为“布波族”的形象所吸引——“Bobo”是“bourgeois”（资产阶级）和“Bohemian”（原意为波西米亚人，在此意思是生活放荡的人）这两个单词的缩写，它被用来形容那类出现于90年代后期高技术经济泡沫的上中阶层（upper-middle-class）人士。这个词语可能已经被英语读者所淡忘，但法国读者却记忆犹新。就像bébé、Dada和tutu一样，你可以在任何一部优秀的法国词典中找到Bobo这个词。
对布鲁克斯来说，“布波族”曾是一种“昵称”。现如今的暴发户已不同往日了。跟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更善解人意、更有教养，就是那种在Restoration Hardware为1950年代的圣诞灯饰——提醒人们想起童年——而停下来的人。然而，在居依和多数法国知识分子看来，“布波族”就是一种诋毁。这些暴发户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掠夺成性，缺少道德良心的约束。他们将工人阶级从那些已经建立多年的社区里赶出去，然后还盼着这个国家感谢他们。
同美国一样，法国的“布波族”，既是文化巨变的原因，又是文化巨变的结果。这个国家的各种文化机构——包括大学、电视台、喜剧俱乐部以及政府，仍然是从前的样子。但是，这些机构周围社区的社会状况已经被改变了。现在，文化产业领域已经百分之百被全球化的受益者所占领了。现在也没有巴尔扎克著作《高老头》中伏盖夫人的那种寄宿公寓了——在这公寓里，向上奋斗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每天不得不同那些没有前途的人们擦肩而过。在巴黎的大部分地区，法国的工人阶级正在消失，甚至被排挤出足球场——那里在1998年法国夺取世界杯以前，曾一直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精神堡垒。这个国家的文化变了。
法国的政治也是如此。自社会民主时代以来，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可避免地使贫富对立，一个群体的获益必定使另一个群体受损。然而，大都市的资产阶级不再亲近那些收入不高、观念迥异的土生土长的法国人。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居依所谓的“幸运法国”）——这里一度发生过阶级斗争，现在人们常常会遇到一种彬彬有礼甚至意见一致的外观。但这只是一种幻象：其中一方已经出局了。
老式资产阶级没有被取代；但是，它已经得到了第二资产阶级——他们占据了以往属于非资产阶级的房产——的补充。每一个生活在香榭丽舍大街第二帝国高档公寓里的老派经济银行家，都对应一个新经济电视主播或者高新技术专利律师，他们生活在马莱街区那些过度改造的筒子楼里。一个纽约人可能会将这两种资产阶级类比为纽约上东区和上西区的居民。他们通过不同的上升渠道到达此地，他们曾经可能还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现在却立场一致。居依指出，保守派总统候选人、波尔多市长阿兰·朱佩和左翼社会党人、里昂市长热拉尔·克洛布，均采取相同的政策。巴黎现在不仅是法国最富有的城市，而且还成为法国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城市。巴黎居民已开始用“左派”——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这一看法产生争议——来描述自己的政治立场。很多时候，巴黎人就意味着居依所谓的“左派标签”，或者我们可能称其为“玻璃天花板左派”，他们专注于在精英之间——而不是从精英那里——进行再分配：我们可能没有对穷人做过什么，但是我们的确首次任命一个残疾的女同性恋担任停车专员（parking commissioner）。
根据居依的观察，那些向上奋斗的都市人，称巴黎为“希望之地”、“思想之邦”。这让人想起Richard Florida和其他“创意阶层”的推崇者。创意阶层成员的幸运在于，对他们来说，似乎同任何资本主义斗争均没有关系。再也没有比目前更优越的条件了——它使这个幸运阶层的人们深信不疑：他们的特权源自于他们比其他人更善良、更聪明以及更诚实。他们还能怎么想？他们从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者。同创意阶层共同分享城市的移民则截然不同，他们带着异国情调，甚至还令人恐慌。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全球经济体系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正在失灵，他们却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移民，我们的力量”——《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标题，这是去年9月纽约恐怖爆炸案之后，由伦敦市长萨迪·可汗（Sadiq Khan）、纽约市长白思豪（Bill de Blasio）和巴黎市长希达戈（Anne Hidalgo）联合署名发表的。这种隔阂恰恰就是去年世界各地的选举结果——从英国脱欧公投到川普当选——如此难以预料的原因。那些处在城市之外、法国边缘的人们，似乎是隐形的；他们的愿望也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就好像不存在一样，但是他们又确实存在。
https://www.nytimes.com/2016/09/20/opinion/our-immigrants-our-strength.html?_r=0
人们过去常常将经济等同于社会——它只是国民生活的收支方面。所有的公民都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体系之中（这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从中获取了同等的份额）。正如居依所描述的，新兴经济更像是一种个人效用（private utility）：它提供资金和货物的方式，就像电力公司提供电力一样。如果你在家总是有电，那有什么好担心的？但是也很有可能电源会被切断。
对于那些被隔离于法国新经济壁垒的人来说，这种不幸是很严重的。他们在经济上陷入困境。3/4的法国大学生，在毕业三年以后，可以自力更生。与此相反，那些未获得大学学位的同龄人，其中有3/4仍然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往往还早早地离世。2016年6月，据法国国家统计局公布，法国的男女预期寿命自二战以来首次下降。并且，土生土长的法国工人阶级很可能推动了这次下降。事实上，这些处在法国边缘的人，看起来很像查尔斯·默里在《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一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可怜的美国人，他们不仅在收入和寿命上落于下风，而且还在组建家庭、心理健康以及教育各方面一败涂地。他们在政治上的疏离感也十分显著。而今，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出身于工人阶级的立法代表还不到2%，这与二战结束后的20%形成鲜明的对比。
同他们在冷战时期的父母不同，这种被排斥者已经不再相信通过努力就可以使社会分配更平等。当然，也有大量挑战“体制”的政治路线，从2017年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提出的确立最低收入保障，到其竞争对手、前经济部长马克龙主张的建立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但是，这些方案都被他们的潜在受益者看作是体制受到操控的进一步的证据。现在，福利国家已经不再被这些受助者所信任。从这一点来看，法国在郊区移民上花费的开销已经很巨大了；增加公共住房的供给，只会招致更多不受欢迎的移民。建设任何大型公共工程的效果也会是一样的。反过来，投资教育事业，则有利于富人阶层，他们刚好处在从中获益的最佳位置。在居依描述的这个分裂社会，传统的政治路线没有市场。
法国的两个传统政党——共和党（曾经追随戴高乐精心构思的保守主义路线）和社会党（曾经遵循社会主义路线），仍然在争夺选票，但是争论的议题范围却日益缩小。真实的鸿沟，已经不再是在“左右”之间，而是在“中心”与“边缘”之间。传统政党仍然在左右之间的争执不下，而国民阵线却是局外人的政党。
实际上，国民阵线不仅反对自由贸易、开放移民政策以及欧盟，而且还将自身树立为反全球化的主要代表。在2015年的地方选举中，它获得了55%的工人选票。社会党、共和党、绿党以极左翼，总共仅得到了18%的工人选票。为了联合狙击国民阵线，传统政党，就像他们经常竞争一样，开始勾结起来。在这些地方选举的第二轮中，社会党退出选举，转而支持他们的对手共和党，企图制造一种共和党多数派以抵制国民阵线。建制派政党为捍卫体制而联合起来对付反建制政党，全世界都在上演这一幕。德国出现了两个最大政党的“大联盟”，西班牙可能很快也会出现这种联盟。在美国，川普和桑德斯两位候选人都获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而这些选民则担心两大政党的主流候选人都在提供基本上相同的纲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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