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察右中旗报》始末：（三）过渡
本文作者：刘玉昌
（三）过渡
大约在1991年7月份，龚书记对我说，经过一年来的试办，将《察右中旗讯》过渡到《察右中旗报》的条件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做这方面的工作吧。我就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说，这得申请统一刊号，只要有了统一刊号，咱这张报纸，不仅可以登广告收费，还可以公开对外订阅发行，将来可走“以报养报”的路子，这样就能减轻财政拨款的负担。
龚书记说，该怎办就办吧，如果需要帮助，你可去找旗委招待所的贾树华所长商量。不久，我就通过内蒙古日报社群工部主任石富生的引荐，认识了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处长吴团英。当把所有备审资料交给他时，却迟迟批复不下来。后来我又委托石主任去打听消息（因为吴处长原在内蒙古日报社工作过，与石主任是同事），原来他们对这类刊号控制很严，因国家尚未出台《新闻法》，为杜绝私人打着公家旗号办报盈利，所以严格审查。为此我专门去了吴处长办公室，不仅带了十几期《察右中旗讯》报样，还向他介绍说我旗有23万人口，也属于一个文化大旗了，旗政府所在地人口达到5万，从各方面衡量都符合条件。在听完我汇报后，吴处长一张一张地翻看我带去的原报，发现上面全是正规新闻报道，没有专为吸引读者而登载的乌七八糟或低级趣味的文字，结果就口头答应了。
第二天，在吴处长的关照下，我顺利地拿到了新的刊号，即NZ15——0064的正式批文，这就等于给《察右中旗报》注册了“户口”。从此之后，它便进入地方三级党报的序列内了。不过，这也不是永久性的，每年必须带报样来年检一次，若发现登载违规内容，立即吊销该执照。此外，有了正式刊号后，我们报社也具备加入内蒙古报业协会的资格了。
待我回到旗里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去文化局找到高恒老师，请他重新题写报头，因为高老师的书法在旗里已经很有名气。一看是曾经在宣传部工作过的老同事跑来找他，高老师也没推辞，但他却很慎重，并且说，这报头是个重要地方，用我的笔体影响太小，还是用“毛体”吧！我说，去哪找这五个字哩？高老师说，“内蒙古日报”就是拼的“毛体”，咱们能找全最好，找不全仿“毛体”也好。我说：“那就全都拜托给你了。”
第二件事情就是在拿到高老师的报名题字后，我又找到木工做了一个崭新的大牌子。再用大红油漆在那雪白的牌子上，刻涂出“察右中旗报”社几个大字。其中，前四个字是仿毛体，后一个“社”字是标准宋体，高高地悬挂在林业局大楼上，格外引人瞩目。
那剩下的事情就是“招兵买马”、扩大采编队伍了。当向龚书记专门汇报后，他说，一定要选好人，千万不能滥竽充数啊！为能落实好龚书记的重托，我是不敢有一点马虎，返身就去组织部找高希贤部长商议（此时杨文斌部长已经调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高部长与我父亲惯熟，早年他在元山子公社任党委书记时，我父亲担任米粮局人民公社党委书记。由此高部长就把我当晚辈看待，一点也不摆官架子，但他仍然是坚持公事公办。
首先他声明说，你们报社用人只能在旗直机关的范围内挑选，因为我们部门最近出台个“土政策”，为限制旗直机关超编，今后不能再从乡下往回调人了。而我却坚持从全旗范围内选人，并且理由很充分。我说：“高部长呀，这报刊编辑与起草公文人员比起来，那笔头子必须硬戳，可又是个受罪营生，旗直机关会写的不愿意来，不会写的来了也干不成。”但不论我怎么说，高部长就是不松口子。情急之下，我只好用高部长办公室的座机电话向龚书记求援，恰好龚书记没出门，他拿起办公室桌上的电话，就听我向他请示。稍停片刻，他让高部长接电话。不知他俩说了些什么，当高部长放下电话，就吐开口子了。
这样，我先是调动李文连，只以为他是旗直单位的人，调动起来容易。可当办理具体手续时，才发现他的工资关系还在三道沟乡里。原来这么多年里，文化局一直是借用他，根本没有办理调转手续。这次报社用人，才彻底解决了他拖延了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当年张曙光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他大力倡导“念草木经，兴畜牧业”，乌盟盟委书记杨尚就响应上级号召，提倡“推广科技，草木结合”。我想今后旗报肯定要有科技方面的内容，于是就想调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明明。因为我在编辑《察右中旗讯》的过程中，发现他给我们撰写过不少科普文章，文笔也不错，我就看准他这个人才了。
也算是好事多磨吧，原单位对调动王明明倒也没啥意见，反倒是旗妇联主任张先业坚决不让他走。后来，我就去找张主任商议，可她态度坚定地说：“在旱田推广滴灌技术，那是盟妇联给我们旗妇联下达的联系点项目，我们正搞了个半片子，你把他调走了，我们那项目就黄了！”我说，张主任，你们搞项目也离不开宣传呀，王明明到报社，不是一举两得嘛！结果张主任被我说服了，王明明是第二个调来的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个人才。
张文杰在《高原星》编辑部里，一直负责诗歌版的编辑工作，并且在外地报刊也发表了不少现代诗，我想把他调过来编辑旗报副刊。可他是原单位派驻布连河乡的科技下乡人员，要求蹲点达到两年，这突然一走人，那人数就缺下了，种子公司的石金莲经理说他是业务骨干，要别人可以，要他则不干。经过我多方协调，她总算答应放人了。张文杰调来后，主要负责第四版的文艺稿件编辑。后来，他干脆就把副刊栏目命名为“高原星”了。
此外，又陆续从乌兰苏木政府调来张志刚，从技工学校调来张振生，从农业局调来李秀珍，从水利队调来王海燕，从脉金矿调来郭建光，搞摄影的任利清不占编制，也不领工资。这期间报社人员也有流动变化，李志军、张建林、贾美枝与田丽英也曾在报社工作过一段时间。一年后，张振生调任农机厂副厂长。实践表明他们都是能够抵挡一面的人才。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大约在1991年深秋，《察右中旗报》社正式宣布成立。当时，道布登已调到旗统战部任部长，高君晓继任旗委宣传部长。由此，在旗委的红头文件里，由高部长兼任报社社长，任命我担任总编辑，兼任副社长。其实，这也是龚书记的有意安排。在后来的工作中，正如龚书记期望的那样，高部长放手让我抓业务，并且在管理上大胆依靠我，我也经常向高部长汇报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诸如购买高档照相机等设备，高部长全都给及时解决了。他这个人很有领导艺术，每隔一个阶段，就与我们八九个采编人员围坐一桌，喝酒唱歌联谊一回，大家无拘无束，尽情开怀畅饮，高歌一曲。每到高潮时刻，高部长就会在大家的鼓掌声中，唱《小二黑结婚》里小芹的那段清唱：“小河的水轻悠悠，我在那河边洗衣裳……”每当回忆起当年我们相聚的大好时光，至今都令我难以忘怀。
翌年初春，全旗“三干会”如期举行，在明确了全年奋斗目标之后，按照以往惯例，又对各单位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在新一轮的部门领导干部任免职通知中，高部长不再兼任报社社长，任命我担任报社社长，兼任总编辑，同时还规定将报社列入旗委管理序列，为正科局级部门。这样从次月起，我按正科局级待遇，每月工资又提高了一百多元。
这一年，新落成的旗政府大楼经过加固后，一些党政业务重叠的单位进行了整合，旗委大院空出来不少办公室。根据旗委办的统一安排，旗报社办公地址从林业局搬迁到旗委大院第二排的西侧，一共有四个房间。在整个通头走廊里，只有两个单位，东侧为旗政法委员会。这样一来，我们的办公条件大为改善。记得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在给我配备办公设施时，旗委办管后勤的谢忠义将五十年代金巴旗长使用过的一套桌椅搬过来供我使用。它看上去虽显陈旧，但却结实厚重，台面约两米宽，两边各有五个抽屉，正好适合我做总编文案所用。全报社所有采编人员，分为编辑部、采访部和通联部等，几乎是每三人一间办公室。另外，机关党委还将报社列为单独党支部，任命我为支部书记，开展正常的党务活动。
1992年报社的一切工作全部转入正常，在开展下一年度党报党刊征订中，我们与旗邮政局合作，将旗报与其他党报一样，列入全年的计划征订当中，这样就把发行也并入邮局投递渠道了。这个时候的报纸印刷每期大约1500多份，由于有了统一刊号，每期新报出来后，由通联部及时向外旗县寄送交流，并且给内蒙古报业协会与报刊管理处寄发备存。
可当时能与我们报社互寄报纸的乌盟旗县级报社只有凉城县一家，《凉城报》的总编是戴启元，他提出来定期交换的意见，主要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对盟里的其他旗县我们只能寄给宣传部门，因他们也没有报纸可交流过来，所以好多旗县的宣传部门就向当地领导建议，以察右中旗旗委为榜样，创办本旗（县）委机关报，发挥地方报的独特作用。
图为全体采编人员在旗报社门前欢送张振生调离报社赴旗农机厂担任副厂长的合影留念
每逢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佩服龚书记所具有的超前意识，引导全旗新闻宣传媒体走在全盟前列，当时《察右中旗报》的创办乃是全盟第一家。尽管《凉城报》比我们起步早，但此时已经落后于我们报社了。首先我们的报纸印刷技术已经实现了激光照排、胶板印刷技术，不仅图像清晰、版面美观，而且用铜版纸印刷，质量也很好。而他们仍旧停留在锻铸铅字、平板印刷的水平上，报纸所用纸张比较粗糙；其次是我的发行量比他们多。另外，我们已经是周报了，即每星期出版一期，而他们只有三名采编人员，十多天才能编印出一期。两家报纸的大小一样，虽然都是四开四版，但报纸出版周期延长明显处于劣势。
可能是我们对外交流的旗报发挥了传媒作用，也许是因为受新闻宣传大气候的影响，反正是过了不久，察右前旗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李玉飞专门到我们报社取经来了。此人个子不高，却精明能干，他不仅参观了编辑部，还把我们报社的“采编流程图”、“人员分工表”以及“设计版样纸”全部复制了一遍，而我们也毫不保留，还把所有规章制度全都复印给他了。他走了不久，达茂旗的李文俊来了，这人性格外向，见面就说我们旗也要办报了！
这一年秋天，内蒙古报业协会召开年会，来函通知我去参加。在会议期间，乌盟地区参会人员相聚在一起。好家伙！仅仅半年功夫，周围旗县就成立起来好几家报社。参会的有《察右前旗报》社长李玉飞、《达茂旗报》社长李文俊、《集宁晚报》社长赵勇、《商都报》社长何庆彤等人。到1993年秋，内蒙古新闻出版局在赤峰市宁城县举办“全区旗县报总编辑业务研讨会议”，此时的乌盟旗县报又增添新成员，内有四子王旗的《杜尔伯特报》、《武川报》以及《丰镇报》等。在会议期间，大家参观了《宁城报》社和当地的历史古迹辽代藏经塔，并听取该报总编刘海成介绍他们如何创新栏目、活跃版面的经验和体会。在会后刘总编还安排我们参观了本县八里罕镇的“宁城老窖”酒厂，这个白酒的品牌当年非常有名，该酒厂厂长马德海还是“全国劳模”。我记得一进大门口，厂区中央立有一块大石碑，上面有乌兰夫题字的“塞外茅台”四个大字，光彩夺目，至今难忘。
图为当年的全区旗县报总编辑会议在赤峰市宁城县召开，前排居中者为厅长珠兰其其格
该文作者冠名刘洋，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西南山区窖蒿湾村，曾任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央企神华做新媒体策划，现供职国家能投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