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返城“农民工”，也写给“城市居民”
1
春节过完了。
我小时候（1970年代后），过完年代表家的饭菜油水渐少，直到做一锅土豆丝汤时汤水都变成黑色。从那时候起就天天盼着下一个年的到来，不过这个过程是渐进的，年完了还有正月十五，正有十五完了还有二月二。
春节过完了也要把新衣服都脱了入柜，以后有点啥正经事儿穿。但这些过程都没有啥痛苦的感受，年复一年。
后来长大离开家上学，过年的时候我妈还给我留两大鹅腿，开学时给我带上。那时也没有塑料袋，用黄草纸包了一层双一层，怕渗出油来。我走出家门，踏上去镇里的雪路，回头看时，父母还站在房后落光了叶子的白杨树底下张望。
在那番景致里我会想起一句话：儿行千里母担忧。
这句话还有后半句：母行千里儿不愁。
父母都是农民，也没出过门，自然就没有后半句的体会。
现在不同了，对于现代的农民来说，过完年就代表要返城去打工。
这些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的春节是在返乡与返城的纠结中度过的。
2
很多年轻的父母返乡的最大动力不是过年，不是看父母双亲，而是看孩子。
虽然移动通信解决了视觉和听觉上的亲近，但那毕竟是假的，在网络虚拟中产生的，没有温度，没有触感。
珠海拱北最大的购物中心是华润万家超市，卖玩具的柜台放到了很偏僻的角落里，在一个出口的墙角。节前我总能看到一个年轻的父亲或母亲在那里徘徊，想买又不想买。因为太贵，一辆玩具车要几百块。但最后还是狠心买了，当把一个大大的盒子放在行李箱上面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里充满了孩子般的满足。
他们本可以在网上买，同样东西的价格大概只有华润万家的一半，他们为什么不在网上买呢？那么大的东西带着又不方便？
他想孩子收到玩具时，交到他手里的人不是快递员，而是他的父亲或母亲。
就是这么一点的亲情交接，对于很多父母和孩子来说都显得很奢侈。
3
宁浩的电影一直关注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比如今年《疯狂的外星人》中的耍猴人。耍猴自古就是一门职业，或者叫手艺。但时代的变迁把这门手艺给淘汰了，你说，是耍猴人做错了什么吗？不是，他们依然努力，依然致爱着这一行。但因为动物保护概念的引入耍猴人成了罪人，谁都看不起。“耍猴的”成了被歧视的对象。
如果说耍猴人是社会的边缘群体，那么农民工呢？农民工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但农民工这个称呼里面有没有“耍猴的”那种歧视呢？没人说没有。
反过来说，农民工是不是社会边缘群体呢？最起码很少有人把他们当成社会的主流群体，因为我们在社会的主流活动中看不到他们的影子，这个占社会劳动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群体被人为地边缘化了，以至于每年过年回家见一次孩子都成了奢望。
我上小学的时候（1977年），上课的时候总有家长爬在窗外看他的孩子，老师没好气地向骂狗一样把他们骂走，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能读个课文、会做个算术题都兴奋不已，被骂走的时候脸上都是笑容。
那时的生活是困苦，上小学时有内裤穿的孩子都没几个，可在孩子和父母心中都有没情感的缺失，甚至有现在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一年级的孩子会请假回家吃奶，老师不给假，当妈的会跑到学校给孩子喂奶。
听过“故事FM”公众号里一个打工母亲讲的故事。
孩子刚会喝米浆的时候她就到东莞打工了，刚出来的一两个月是在乳房肿涨和对孩子的思念中度过的，总算熬到了春节，能回家看孩子了，但离开又是痛苦。
孩子一点点长大了，知道妈妈是谁了，为了不让孩子哭，她骗孩子带孩子一起走，孩子高兴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在爷爷奶奶带孩子出去玩的一会功夫，她走了。后来孩子不接她的电话，说她是骗子。
直到孩子都上初中，对她还有防范之心。她择选回老家陪孩子，可是在老家捉襟见肘的收入根本就没法满足孩子在物质上的需求，没办法，她又和儿子商量，我不能陪你了，还得出去打工。
这位母亲说：谁能告诉我，该怎么选择？我知道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只希望我的孩子长大能有一份像样的工作——能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的工作。
还有一位打工母亲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也是“故事FM”里讲的，“故事FM”是一个“用你有声音、讲述你的故事”的声音节目公众号。
这位母亲16岁就到了杭州打工，18年的打拼很成功，自己当了个体小老板。因为杭州的房子太贵买不起，户口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她儿子7岁的时候，已满足了杭州积分入学的条件，但因临时性的政策变动，孩子入读公办学校的计划又泡汤了，没办法又只有回到老家。
她说：这几年的生活都是围绕孩子上学活的，到了啥时间去办暂住证，啥时候交个人所得税，就怕忘了，把一本挂历上的日子画得满满的，结果政策变了。在杭州生活了18年，早把自己当杭州人了，可诺大的杭州城就是容不下我儿子一张小小的课桌。
她带儿子回家的路上，看到有公办学校的家长因暑假学校装修甲醛超标在校门口拉横幅拒绝入学，她说：我家孩子不怕甲醛，让我家孩子当空气净化器吧，可我们连受害的资格都没有。
4
春节过完了，又有多少人踏上了返城之路，而站在路口相送不但有老人，还有孩子，他们看着父母的远去，再回来就是下一个春节。
今天早上起来看了一条视频新闻《春节后父母离乡返工，留守姐妹一路狂追，哭瘫倒地，大喊“妈妈别走”》
是一件发生在贵州大山里的事儿，父母要返城打工，姐妹两人一路追一路哭，爷爷奶奶拉不住，最后把老师找来了。
看着父母背影渐渐消灭，姐姐抱着妹妹默默流泪。
父母的心情又是什么样呢？正像在东莞打工的那位母亲所说：每次离家，我都不敢回头，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
他们做错了什么呢？什么也没错。
在这一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没有人感谢他们，甚至有些城市还把他们当成了城市不良因素的根源。
而在制度设计上的某种自私，让他们彻底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连最起码的人伦亲情都要牺牲掉。
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因为人讲伦理，伦理使代际之间的亲情得以延续，动物不会认识它爹或它奶奶是谁？
以牺牲人伦亲情为代价的发展还不同不发展，因为这会使人类脱离文明的本质，走向黑暗丛林法则，换句话说，叫把人变成动物。
科技发展了，不用把人变成动物了，可以人工智能了，这些节后离乡进城打工的父母与智能机器人的区别是他们情感的一大部分在留在了家里的孩子身上。
城市需要农民的劳动力，让他们当工人、洗盘子、刷碗、洗快递、捡垃圾，但就容不下他们孩子的一张课桌。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有人想过为了农民工子弟做好一点牺牲吗？制度设计上有这方面的自私，而这其中已成为城市居民的居民更是最大的阻力。
好像问题的根本是户籍制度，而背后是成了城市居民的主流群体对农民的看不起。
他们是一群谁也离不了，但又谁都看不起的群体，也包括他们自己。
还不如宁浩《疯狂的外星人》电影里的那个猴子，还能冒充一把外星人，受到众人的瞩目。
这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5
中国人往上倒几代都是农民，中华文明起源于农业文明。
现在的城市居民们，不但是制度亏欠农民兄弟，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便利城市公共服务中，又有多少不是留守儿童的眼泪呢？
当公办学校制订招生计划，或考虑积分入学制度时，没人会想到没有农民工，这一切都没有。更不会有人想把我儿子的课桌让出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