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

一般说来，今天十个人站出来，大概可能会有一两个属于音盲——五音不全，对音乐毫无感觉；还有三四个甚至五六个属于一知半解——会哼几句流行歌曲，但是你让他完整地将一首歌唱下来，他会有不小的困难：或者跑调、或者忘词。而真正有一定的音乐天分，嗓音动听、节奏把握准确的，不会超过两三人。

所以，40多年前那个属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居然几乎人人都能唱几段样板戏，并且还是京剧而非通俗歌曲，唱得还有模有样，这，简直就是文化奇迹。

奇迹的诞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几乎人人会唱几段样板戏的年代，在我看来，就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首先是这些样板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京剧，而是经过了改造的“革命现代京剧”。改革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用人人都能听懂的普通话替代了很多人未必能够听懂的“京腔”。这样的革命，让总体而言文化水平偏低的工农兵有了学唱、会唱的可能。其次，汪曾祺一类文人的介入——也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事实上让这些歌词变得流畅、生动，富于音乐感，所以，更好懂、更好记。还有一个条件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那就是整体的政治氛围或者说巨大的精神压力：当学不学、会不会与立场、感情相联系的时候，大家还不是拼了命也要学？

记得我上小学那阵，学校经常开大会：有批判会、有讲用会、有形势报告会、有内情传达会等等。只要不是属于主题十分严肃，比如说写进党章的既定接班人，后来竟然试图抢班夺权里通外国、最后“摔死”在温度尔汗的内情传达会之类，总会有老师或者同学站起来，高声来一句：“要不要请×××来一段革命京剧？”而台下的人们总会予以最热烈的反映：“一二三，快快快！三四五，不要躲！”那时学校5年级有一位生着一副红脸膛，打着一条长辫子，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几乎每次都会被点名。而她也是百炼成钢，会辫子一甩走上台去，落落大方地来一曲“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匪夷所思的是，在20年之后，她竟然成了我的同事，并且还成为了我的邻居：我们住单位同一幢宿舍楼，她与我同一单元而且对门。

我本人也与样板戏发生过两次关系：一次是在小学四年级，一次是在初一。

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到新疆支边的一位堂叔给我们家寄来了一顶皮帽子，帽子到底是羊皮的还是狗皮的或者其它动物毛皮的，不知道；但毛皮是外翻的，棕色的，戴在头上暖和得不得了——尤其是相对于我们的身上相对单薄的棉衣与脚下龇牙咧嘴的棉鞋。那时候，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参加了学校《白毛女》的排演，并在其中饰演杨白劳的角色。偏偏杨白劳的头上缺一顶皮帽子。我这顶皮帽子理所当然地被学校借用了近两年，我的脑袋也因此在寒风中辛苦了两年。那位演杨白劳的同学，后来进了省戏校，学的是敲京鼓，再后来做了记者。——这是后话。

我读初一，“革命现代京剧”风靡一时。县里的京剧团为培养新人，到下面的各中学挑选学员。看上去相当时尚的一对男女跑到我们教室，站在讲台上向下张望。我忽然想起从哪里听说的演戏的两眼一定要十分有神、机灵的说法，有意竭力转动眼球，做出一副机灵的模样。那男的也果真瞄上了我，将我带到了校长办公室进行最初的面试。面试的内容很简单，让我随便挑一段革命现代京剧演唱。这时候的我，因为从没见过这样的世面，心下不免有些慌乱，竟然一时想不起来任何一曲唱段了！后来，经过那位女性招聘人员的提示，我唱了一段《东方红》。记得那时的我脸红耳赤、声音带颤，恨不能找一个地洞钻下去。

40多年后，我们家时常还可以听到革命现代京剧中的一些非常熟悉的唱段。那是我90多岁高龄的岳父在收看电视台中的戏曲频道，那里面经常会播出这些“革命京剧”。我岳父属于半文盲，我也从没听他哼过哪怕半句京剧。因此，他常听这类曲目，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真心喜欢，还是因为“习惯成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