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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树栋 张耀崑 题字：王树明
编辑：赵志忠
产学合作 首创造纸印刷研究所
印伟人像 小将匹马排忧解难
编者按:一部《古今印刷趣谈》，让我走进八十五岁高龄的淮镇籍老乡，张树栋先生的印刷史学和他的精神世界中。翻书灯下，受益匪浅！张树栋先生现居北京，其原籍是河北省献县淮镇东刘庄村，他是中国印刷史学的著名学者，其著作等身。作为乡贤张树栋先生虽身居京华，心系家乡，在疫情防控期间为家乡捐款，助力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此书为张老先生的封笔之作，征得老先生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开始将全文刊发《古今印刷趣谈》。张老先生以中国的印刷发展史为线，将中华传统文化从远古至今贯穿起来，其中有历史事件、人物传说、趣事等。阅读《古今印刷趣谈》一书，我们从书中或许能得到启示，我们淮镇是全国重点镇、河北省重点小城镇，又是千年文化古镇。梳理淮镇文脉，整理淮镇文化，创建文化淮镇，构建中国·淮镇。我们需要精神动力，寻找文化之源，那就请大家继续关注“诗眼看世界”，在淮镇籍学者张树栋的《古今印刷趣谈》一书寻找答案吧，让我们为构建中国·淮镇而共同助力！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产学合作 首创造纸印刷研究所
我国古代的印刷教育，千百年间，一直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手把手地直接传授。到了近代，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由教师在学堂给众多学生先理论后实践、直接讲授的教学方式随之传入我国。就印刷教育而言，培养职业工人的技工学校率先登场，随后才是中等专业教育、大学专科与本科乃至研究生等高等教育随之跟进。最早而又采用产学合作形式出现的研究生教育，以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办的造纸印刷研究所为最早。著名印刷教育家李兴才教授于此功勋卓著。台湾的印刷高等教育，在光复初期，仅有1949年从大陆苏州经广州迁来的国防部测量学校大学部（制图学系主修印刷课程）。1953年，台湾师范学院在“工业教育学系”内设有“印刷师资组”（现在发展成为台湾师范大学图文传播学系），培育职业学校的师资。1955年，在台湾艺术专科学校设有“美术印刷科”（现在发展成为台湾艺术大学图文传播艺术学系）。1966年，中国文化学院设有印刷工业专修科、1968年改为四年制印刷学系、1975年又增设夜间部印刷学系（现在发展成为中国文化大学信息传播学系）。1967年，复兴工业专科学校设有印刷工程科（约十年后停办）。1969年，世界新闻专科学校设有印刷摄影科（现在发展成为世新大学图文传播暨数字出版学系）。总括来说，到此为止，正式以“印刷学系”为名的，应以1968年改制成立的“中国文化大学印刷学系”为第一个，不仅在台湾是第一个，在两岸四地，也是第一个。接下来，要谈一谈在两岸四地，也是第一个“造纸印刷研究所”的创办经过，因为曲折有趣，故将其纳入《中华印刷趣谈》之中，作为一个印刷典故加以记述。
话说：著名印刷专家李兴才教授（以下简称李教授）在中国文化学院担任最先成立的“印刷学系”主任期间，鉴于当时各大学的研究所招生简章上，都要列出可以报考的科系中，均未列入“印刷”这一系，致使众多毕业的印刷学子问津无门，没有进一步进修深造的机会，便连续三年、三次，以文大校函建议教育部：请在公费留学考试中增设“印刷类科”，得到的答复均是“留备参考”。李教授去找承办官员陈情，回答的第一句话竟是“研究印刷，还要出国留学啊？”李教授虽一再申述有其必要，但限于名额，还是轮不到印刷。于是李教授退而求其次，要求：“那让我们申请自己办研究所可以吗？”回答是：“办研究所，除了师资，需要花很多钱，私立大学经费不宽裕，要办，将来也由公立大学去办吧！”可公立大学，当时连一个“印刷系”都还没有（台湾艺专美印科至1995年才升格为学院改系），又怎么可能创办研究生班呢？1982年，李教授拟订“增设造纸印刷研究所计划书”，先征得何寿川先生同意出任所长，并签准由文化大学敦聘何先生为副教授兼所长，项目报请教育部请准予增设“造纸印刷研究所（内分造纸、印刷两组）”。教育部审批文化大学的设所计划时，发现何寿川先生既身兼台湾最大的“永丰余造纸公司”和“中华彩色印刷公司”龙头企业董事长，又有美国高级学位，觉得有何先生这位大企业老板支持并出面主持、亲兼所长，便核准了我们的设所计划。此后，文化大学正式聘何寿川先生任所长、许庆云教授兼造纸组主任、李教授兼印刷组主任，于1983年，造纸、印刷两组，同时分别招收第一届硕士生。这个以造纸印刷为名的研究所，在两岸四地是第一个；在世界上，迄今也未曾听说有第二个。李教授于此，功莫大焉。
后来，何寿川所长发觉，公立大学创办一个工科的研究所，至少要花上亿经费，两组等于两个研究所，文化大学仅核列创所经费区区二十四万元（每组十二万元），好像要将研究所需要的经费，全部推给他负担似的，加以他的大企业己经够多、工作负荷已经太忙，对研究所之事，便兴趣缺缺。何先生兼任研究所所长三年间，一共到过学校四次，一次招生发榜会、一次系庆会、两次与毕业生合照。另外，还在台北市区主持过三次所务会议。学校每个月只发给他车马费五百元，真是太委屈何先生了。但研究所能藉何先生的名望而顺利奉准设立，对印刷界确是大功一件。何先生也许想不到，2009年，接替他担任中华彩色印刷公司董事长兼经理的张中一博士，正是在他兼任研究所所长期间，在印刷组攻读硕士学位的第一届毕业生。辛勤播种，必有收获！幸好，李教授主持的印刷组，从未麻烦何所长为研究生或学校提供过任何经费。这是李教授洽经二十几家较大型的印刷公司工厂同意，推行产学合作计划的成果。
研究所与印刷企业合作培育干部人材的具体做法是：研究生每周有二至三天在校上课，三至四天分送到各公司工厂作研究实验，利用工厂的机器、设备、材料、统计资料，为工厂解决生产或经营管理方面的实际问题，之后再在教授指导之下，撰写硕士论文；工厂则酌发研究生工资、有专人辅导考核、代办劳保，毕业后是否留用，全凭双方意愿。这样，学校的指导教授，等同于工厂的义务顾问；学校省了机器、材料费用，还解决了研究生就业问题；印刷业主自己参与培植人才，储备干部，既解决了求才不易之苦，又解决了经营管理和生产上的技术难题。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直到李教授退休，印刷组的研究生变成硕士，几乎都是产学合作的成果。无中生有，克难成功，人人就业，皆大欢喜！1945年，台湾在光复之初，印刷业几乎呈半停顿状态，无论公营还是民营，一般都是活字排版凸印或石版（俗称浆糊版）平印的店铺式小印刷厂，仅能承印文字书刊、线条式或加色、套色的印件。1949年，国民政府自大陆迁台，同时迁来了两家大印刷厂，一家是从上海迁来的“中央印制厂”，一家是从南京迁来的“国防部测量局制图厂”。其中：“中央印制厂”专印政府的有价证券，“测量制图厂”专印军用的多色地图。有价证券印刷，以雕刻电铸凹版为主、平版为辅；地图复制，则以照相平版间接印刷为主。这两家印刷厂，在当时的台湾，可以算是权威型的大印刷厂，各领风骚。1950年初，政府主管部门，为了统一印发各级政府机关、学校悬挂在会议室及大礼堂正上方的国旗和孙中山先生遗像，委托“中央印制厂”代为印制。当时的台湾，印套色的国旗，尚不成问题；但印人像，一律采用火棉胶（collodion俗称罗甸）玻璃湿版（wet plate）加网照像，所用网屏的网线数，是供制作铜锌凸版用的，通常每吋只有60、80、100线；供平版制版用的，每吋也只有100、120、133线，网点太粗，不够精致。所以，主管部门，特别委托香港的印刷厂，用干片（film胶片）和每吋150线的网屏，照了双色调（duotones）网目底片回来，交给“中央印制厂”制版印刷。所谓“双色调”，是用单色原稿，先加网照一张正常反差的网目阴片，再将网屏转换角度相差30度，照成一张低反差的网目阴片，然后翻晒成两张网目阳片，制成两块平凹版。印刷时，两版用浓淡不同的墨色套印而成，使色调更为丰富。“中央印制厂”用香港印刷厂拍摄的150线网目阴片制版试印多次，不是光辉部的细小网点消失，就是暗影部的网点扩大模糊，均告失败。乃以公函致“测量制图厂”，请派员前来该厂指导解决难题。当制图厂征求官员意愿时，因虑及权威的中央印制厂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怕自己去了也无法解决，有失颜面，无人愿意前去。结果是制版股的年轻技工杨鑫，自告奋勇，愿意前往一试。主官想，先去一名技工，若解决不了难题，再派官员去，并不失面子，于是杨鑫得以成行。杨鑫的父亲杨震东、哥哥杨格，都是制图厂的官员。1942年，正当对日抗战进入艰苦阶段，杨鑫12岁，小学毕业，为了生活，就进入制图厂制版股当练习生，因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技术进步特快，三年后，升为技工。到他19岁时的1950年，已是熟练的制版高手了。杨鑫到了中央印制厂，厂长杨樾（后来曾任中央印制厂协理的杨晖之胞兄）与他攀家门、称兄道弟，先招待他住进大旅馆，自用轿车接送，十分礼遇。杨鑫仔细观察中央印制厂的磨版、制版、印刷作业流程之后，断定问题出在版材处理不当。按当时制作照像平版，平面版（surface plate）、平凹版（deep etch plate）均用锌版，而锌版必需先用磨砂磨版（plate graining）、次用硝酸明矾液作亲和腐蚀（counter etching），制版最后，再用磷酸树胶液整面腐蚀（preparing）。杨鑫认定是磨版用的4号金刚砂太细，经过腐蚀之后，版面细小的颗粒（grains）消失，无法承载网点印墨，所以图像光辉部的小网点消失；版面的吸水性也差，造成图像暗影部的大网点扩大而糊版。于是，杨鑫建议：另购本地产的2号玻璃磨砂，自己配制药液、亲手操作磨版、腐蚀、晒制印版、上机印刷。结果，一次就将双色调的精致人像顺利印刷成功。各级政府机关、学校，从此都挂上了在一张重磅铜版纸上，上半段印有国旗、下半段印有孙中山先生双色调精美遗像的大像框。因为用粗磨砂磨出来的版面颗粒（grans）较粗，经过腐蚀之后，版面仍保有细小颗粒，可以承载光辉部的小墨点，则光部网点不会消失；版面无印纹部分，也可保持适当的润湿水份，暗部网点也不会扩大糊版。杨樾厂长十分高兴，为杨鑫设宴庆功、导游台北名胜、致送杨鑫相当于其原薪三个月的礼金，凯旋而归。制图厂同时收到中央印制厂的谢函，皆大欢喜！一时传为佳话，也是印刷界的一则趣谈。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男，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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