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现玺印的文化价值——评价胡长春教授的《战国玺印(分域音序)》上下册

　　胡长春教授早年出版了《新出土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上下册。上限接《殷周金文集成》截止时间1994年，下限至2002年底。当时对金文的整理和研究，尤其是补编工作已经是令人叹服的。十八年过去了，从江南引进到西南大学的胡长春教授又在不懈的努力，他及其研究团队共同完成了战国古玺印章的户籍编制工作，编成洋洋大观的上下二册，利用最新资料，锁定9371玺印文字的户籍，编号、引文、注释、索引、分域等，工作量庞大，而他们作得细致辛劳，将印章分类易查，而于学术届，艺术界及教育界皆有裨益，可谓功德无量。细观此书，我以为此类著作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

　　一、体现文字考证价值

　　胡长春教授早年攻读硕士期间，跟随著名学者、书法篆刻家徐无闻先生，于书法、文字之研究方法颇受启迪。徐无闻先生曾说：“研究文字学，不论是理论的探讨，还是文字的考释，都需要以整理字形资料，编纂工具书为基础。”(《甲金篆隶大字典》序，四川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这是胡长春教授编辑此书之出发点；在攻读博士期间，跟随何琳仪教授专攻文字学，更有专业素养，所以他在书法与文字之间立足，很容易拓展空间，也是一般书法家和文字学者所不能完成的。胡长春教授独具之优势，使他能够跨学科研究又能独立深入每个领域。对战国玺印文字的释读，为早年之夙愿，为文字界、篆刻界、书法界编辑一本实用的、方便的、有价值的参考书籍，促成了他花费大量心血来完成这一浩繁的工作。文字考证，诸家之说不一，需要辨别，甄选其优，这首先需要长期的、广博的、专业的知识积累。文字考证的基本功在《新出土殷周青铜器铭文整理与研究》中，实收铭文11983件，《殷周金文集成补编》收录1517器。分别对钟、铎、铃、鬲、鼎、簋、卣、觚、尊、簠、敦、豆、爵、角、盘、斝、壶、盂等器物进行了诠释。他利用“二重证据法”，采用“大禹治水式”和“天子射猎式”两种方法加以隶定和考释。注重新材料的使用和参证，分为燕、晋、楚、秦、吴、越六国地域，论述其殷商及宗周的世系及王年、礼制、军事、经济以及其他方面，这种功夫为今日战国玺印分类编号释读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战国玺印》这9371字的收集，阐明出处及编辑号码，如人口之编户籍，需要许多程序。光是引用印谱简称表达73种之多，借鉴和参考的诸多书目达数十种。《前言》所说：“每枚玺印仅标出处和释文，力避繁琐，方便读者使用”，其实读者当知其前面的考证功夫方能理解后来之成果。对文字的考证和释读，尽管未必都是正确无误，甚至充满争议，但他凭着长期之研究和观察，取精用弘，大胆取舍，可谓独具慧眼。而每字编号易查，索引归纳出来每字的出现概率，又增加了释文的对比性和可行性。文字考证即是文化诠释，徐畅先生的《先秦玺印图说》(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最为详备，可以参考。胡长春教授自然也吸收了这些方法，在文字考证与取舍中择善而从，如从索引表5点查“市”字达60印之多，9点查“亭”达11处之多，可以根据其不同写法而判定其国别，完全肯定楚国等大国国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以及当时各地的商业特色，印证当代史书记载的准确性。欲识玺印文字当二书参看最为有益。

　　二、归纳印章的鉴赏价值

　　战国古玺研究者不乏其人，且方法众多。如南京徐畅先生认为：“将玺印、封泥与古文献相对勘是古玺印研究的重要途径”、“对出土战国封泥进行综合研究也是古玺印研究的重要方法”、“玺印与文献资料、汉画像相印证，也是玺印断代的重要方法”(《先秦玺印图说》，13-16页代序)。然总体来编号登记，并按照音序分域来编排者，胡长春教授乃是首位。战国纷乱，文字多样，南北异域，错讹难免。要对数量众多的玺印文字作出登记、注释、分类、索引，分门别类的分为官印、私印、封泥印、吉语印、符号印等，是非常烦杂且辛苦的工作，但对于学习篆刻，查找文字者却是非常便利。此书可谓是篆刻学习肯研究者之福音。拉查找YU音的字如于、余、玉、鱼等都归纳在一起，非常简便。又如查找带“长”起首的印，直接查出“长劲”、“长鬼”、“长旬”、“长狂”、“长留”、“长渴”等数十字，且易于进行同字对比，一字多形，如此字“长”的变化形态，对比中更能思考出在印章布局中的微妙变化，随势赋形，伸缩自然。“长”字随着字数多少，位置宽紧而有着长、短、方、圆、粗、细等变化，充分体现古人的艺术才华和应变智慧。按照音序、地域分类排列，非常有益于对比和鉴别，对于重复频律较高的字，不仅便于理解和把握，更利于对印章文义的了解，了解古代文化的特点和取向，如对“事”字起头的印章多达150多方，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印章归纳带来的文化现象研究，可以促进我们更深刻的思考。尤其是按照地域分为秦、燕、晋、楚、齐、待考六类，不仅可以看出印章风格之区分，而且能感受到地域审美的差异。同样查一“卢“字”，多达十余字形，分别在六国各文字系统中，对比查看，变化甚大，足见作者编辑此书之深意。地域印风之对比研究，也可以反映出审美文化之差异。齐地官印之端雅刚健，私印之轻空灵秀，与楚国官印之烂漫诡奇，私印之矫变瑰丽是很有对比性的。齐鲁文化之清雄端重与楚文化之汪洋恣肆，自然截然分明。玺印虽然是方寸世界，足以觇视战国百花齐放的文化变迁。

　　三、丰富书法的借鉴价值

　　胡教授带有书法和文字两个方面的研究生，在文字考证说书法创作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编辑此书，当然是具有综合功能的，沾溉学林艺苑是其目的。书法学习古代甲骨文、金文、籀文，多注重铸刻的大件作品，临摹也多从官家物品出发。当代研究金文等更注重从私人器物，尤其是从印章入手，更具有典型意义。如黄惇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印风--先秦印风》(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对古玺印风五系地域秦、三晋、燕、齐、楚的玺印列表对比，风格真是古今之别，方知地域分文化之差别巨大。如徐畅序中所列“楚官玺印面大小尚无定制”、“齐官玺以阴文为多，或不施边栏，或有边栏，少数有竖线格或十字界格”、“燕官玺多为阴文有边栏，布字多为两行”、“秦印中的界格似乎是一个识别秦印的标志”等等，已经初步对各地域玺印风格进行鉴别，当然还需要更精准的鉴别和鉴赏。安交大杨锁强教授团队所著作《周原金文书法艺术》(西泠印社出版社2020年版)颇具开创之功，从地域文化到艺术审美之统一，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视野，超越了一般性的学术研究层面。我有二篇专文评价，此不赘述。胡长春教授团队的努力，其心希古而制在当时，对于文字、印章、书法三方面的裨益，利于教学、研究和创作，一劳永逸，举一反三。其著作《中国书法与古文字研究》已经表达了其努力的方向：书文互通，以文促书。而观《战国玺印》的书法价值则反映在两个方面：

　　(1)文字形态的多变性与统一性

　　战国玺印文字灵活处理其点画，万字不同，一字多形。战国玺印一般都很小巧，在有限空间能够千变万化，达到了“方寸世界，气象万千”之妙境，管窥了宇宙自然之规律。一字的形态随着空间的疏密而能延伸、收敛、屈曲、省减等，足见其书写之智慧。如1995“董朝”、1996“董臣”、1997“董成”、2001“董弟”的比例大小、线条弯曲程度、外框粗细对比等，都是绝对的不同，随机翕张，给书法的启发甚为明显。观《墙盘》与《毛公鼎》等字，同样的存在着变通之原理。

　　虽然，各国文字存在着差异，但又有着内在的统一性，读者当观图而对比，而鉴别，而分析，自然会有心得体会。

　　(2)虚实相生，刚柔相济的辨证法

　　作为方寸世界的战国玺印，以朱文为主，书写性更强。玺印的智慧，体现在对多数字处理的技巧上充满了中国美学之辩证法。如“计白当黑”，残泐有趣，虚处见神，如1757“长逮”、0628“武尚都尉”等；“疏可走马”之印，线条虚和，留红甚多，如0622“徒口都尉”；“密不容针”之印线条密丽，意象恢弘，如3252“苏谨”、0041“糜渼¨舍玺”等；“长短相形”者对比强烈，注重反差效果，如2383“扈市”、8355“夭玺”等；“似欹反正”者，以曲救正，柔中见刚，如9032“中信”、5396“司寇之玺”等。邓石如的“印从书出”与黄牧甫的“书从印出”正好诠释了书法与印章的互动。乔大壮先生在《黄先生传》中论述黄牧甫篆刻时说：“作篆极渊懿朴茂之胜。”原因在“自秦、汉玺印而外，益取材钟鼎、泉币、秦权、汉镜、碑碣、匋瓦、，故能于皖浙两宗以次衰歇之后，自树一帜，并世学者尊为黟山一派云。”(黄惇《中国印论类编》上册，468页，荣宝斋出版社2010年版)黄牧甫的书印互参，成就了其大师地位。我曾篆《近现代印人的书法研究》长文，揭示了这一现象，值得大家深思。(《中国书法》2009年2期)

　　当然，此书并非尽善尽美，尚有可商榷之处。如每对六个地域玺印印风之分析，应加赏析之文，介绍其特点和分类。当然这更可以出版《战国玺印赏鉴与文化审美》之类专著了。总之，从编辑体例看，图文并茂，风格多样，装帧大气，使用方便，故而此书是相当具有收藏、学习和研究价值的。(邱世鸿)

庚子季秋于江宁方山抚云斋南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