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精神分析五讲·第2讲

精神分析五讲

第2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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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布洛伊尔对其病人使用“谈疗法”的同时，巴黎的杰出人物沙可（J. M. Charcot）也在萨尔拜特利尔医院开始了对癔症患者的研究，他的研究导致了对这种疾病的新的理解。当时，他的发现在维也纳是不为人所知的。但是10年后，当布洛伊尔和我合作发表关于癔症现象心理机制的《绪言》（1893a）时，我们已经完全被沙可的研究迷住了。我们把病人的致病经历看作是心理创伤（psychical traumas），并把它与躯体创伤（somatic traumas）等量齐观，而躯体创伤对癔症性麻痹（hysterical paralyses）的影响是在沙可那里得到最早论证的。沙可在催眠状态下人为地再现了癔症性麻痹，布洛伊尔关于类催眠状态的假说只不过是这种事实的反映而已。

我在1885~1886年曾做过这位伟大的法国实验家的学生，他本人不倾向采用心理学的观点。是他的学生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首次尝试对癔症中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心理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把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作为我们的立足点是学自让内。你们会发现在让内癔症理论中，当时在法国盛行的遗传（heredity）与退化（degeneracy）观点占有重要位置。据他所言，癔症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本身表现为心理综合能力的先天薄弱。他相信，癔症患者在把复杂的心理活动统合为一个统一体方面是先天无能的，因此才表现出精神分裂倾向。请允许我打一个平常而明了的比方，让内的病人使我们想到一位体虚的女子，她出门去逛商店，回来时大包小裹的；可是她的两只胳膊和十只手指却拿不了这么多东西。所以，一开始是一样东西从她的怀里滑落了，当她弯腰去把它捡起来的时候，另一样东西又掉了，如此反复不已。这种分裂现象不能完全证实患者心理能力的削弱，因为当我们发现患者综合统一能力不足这一现象的同时，也观察到了其效能部分增加的例子，好像是一种补偿方式。当布洛伊尔的病人忘记了她的母语和其他语言，而只记得英语时，她对英语的掌握程度竟然如此之高，以至于给她一本德语书，她就能正确而流利地直接读出它的英语译文。

当我后来以自己的力量继续开展布洛伊尔所开创的研究工作时，我很快就对癔症性分裂（意识分裂）的根源有了另外的想法。这种分歧对其后的一切研究都具有决定意义，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不像让内那样从实验室里的实验出发，而是从我心中的治疗目的出发的。

我首先是从实际需要中获取前进的动力的。布洛伊尔所采用的宣泄法（cathartic procedure），首先必须使患者进入深度的催眠状态，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下，患者才能触及他在正常状态下所遗忘的那些病因性关系。但是我很快就开始不喜欢催眠术了，因为它是一个变化无常、甚至可以说是神秘莫测的盟友。当我发现不论我怎么努力都只能使一小部分患者进入催眠状态时，我决定放弃催眠术，让宣泄法从它里面独立出来。既然我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改变我的多数患者的心理状态，我就开始研究正常状态患者。我必须承认，在最初，这看起来像一种既无意义又无希望的工作。我的任务是从患者那里了解对我来说连患者都一无所知的东西。一个人怎能期望了解到这些东西呢？这时对一项既出色又有指导意义的实验的回忆给了我很大启迪，那是当我和伯恩海姆（Bernheim）在南锡一起工作时（1889）亲眼目睹的。伯恩海姆告诉我们：那些被他带入催眠的梦游状态并在其间体验到了各种经历的人，只是看上去似乎对梦游状态下的经历丧失了记忆。但这些记忆却有可能在他们正常的状态下得到恢复。确实，当他问及患者那些梦游经验时，他们开始坚持说对此一无所知；但他拒绝让步，坚持追问，并使患者确信他们肯定知道，那些被遗忘的经历总能再现出来。

于是，我对我的病人也如法炮制。当我问到他们坚持说再也想不起更多的时候，我就明确指出他们对此肯定是知道的，只要说出来就行了。我甚至大胆宣称，只要我把手一放到他们的额头上，那些正确的回忆就会涌现出来。用这种方式，无须催眠，我就成功地从病人那里得到了我所需要的那些证据，以建立病人所遗忘的情景与这些情景所遗留的症状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项费力的方法，时间长了会使人精疲力竭，不适合充当永久性的技术。

然而，在我用这种方法获得决定性的证据之前，我一直没有放弃它。我发现能证实如下事实：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真正丧失，它们依然属于患者，并随时会在联想到那些还被记得的事情时再显露出来。但是，确实有一种力量在阻止它们进入意识，而迫使它们处于潜意识状态。这种力量的存在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当你试图把病人的潜意识记忆引入到他的意识中时，你会觉察到一种与此相关的力量在对抗它。这种保持致病条件的力量在病人方面是以抵抗（resistance）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正是基于抵抗的观念，我才建立了自己对癔症中心理事件的历程的看法。要取得治疗效果，事实证明消除抵抗是必要的。从治疗的机制出发，也就有可能对疾病的起源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现在以抵抗的形式出现，阻止被遗忘的材料进入意识的那些力量，想必当初就曾导致了遗忘，并把那些致病的经验排除在意识之外。我把这个假设的过程称为“压抑”（repression），我认为抵抗的不可否认的存在证明了这一点。

下一步我们可能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如这些力量是什么？在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癔症的致病机制中的压抑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在宣泄法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病因性情景，对此进行比较性研究就有可能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所有这些经验都与一种愿望冲动的出现有关，这种愿望冲动与患者的其他愿望形成鲜明的对照，并被证明与其人格中的伦理标准和审美标准格格不入。它们发生过短暂的冲突，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把这种不可调和的愿望输入到意识中的念头成了压抑的牺牲品，并把与此相关的记忆一起排除在意识之外，且从此被遗忘了。因此，与患者的自我不相容的愿望是压抑的动机；患者的伦理标准和其他标准是压抑的力量。接受这种不相容的愿望冲动或者延长这种冲动都会产生严重的不快，这种不快可以通过压抑的方式加以避免。因此，可以把压抑看成是保护心理人格的手段之一。

我不想举出很多的例子，只引用一个我本人诊治的病例，从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压抑的决定性因素及其长处。针对当前的情况，我还要缩简其病史并省略一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我的病人是一个女孩，在她参与了护理之后，失去了敬爱的父亲——这与布洛伊尔的病人的情况很类似。在此后不久，她的姐姐结婚了，她的新姐夫唤起了她心中一种特殊的同情感，这种情感很容易在家庭亲情的幌子下被掩盖起来。又过了不久，她的姐姐生病去世了，当时病人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场。当她们被匆匆召来的时候，并不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这位姑娘赶到她死去的姐姐床前，有一个念头在她脑海中瞬间闪过，大概可以用文字表达成：“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断定，这个念头把她自己不曾意识到的对其姐夫的深深的爱恋在其意识中暴露出来；但随后就被压抑了，这是因为出于感情上的反抗。这位姑娘出现了严重的癔症症状，当她接受我的治疗时，表现出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床前的那一幕，以及曾在她脑海中出现的那种可憎的自私的冲动。在治疗过程中，她又都回忆起来了，并伴随着极其强烈的情感重现了那一致病的情景。治疗的结果是，她又恢复了健康。

也许我们可以从当前的实际情景中举一个粗略的比喻，来就压抑及其与抵抗的必然联系向你们提供一幅更加生动的图画。我们假设，在这个讲堂里，在这些听众中间，他们的安静和专心令我不胜感激；但是却有一个人在制造混乱，他的无礼笑声、叽叽喳喳的说话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的声音干扰了我对所讲问题的注意，我不得不声明我无法继续讲演了。这时，你们当中有三四个身强力壮的人站起来，经过一场短暂的争斗，把这个扰乱者赶到了门外。于是他就被“压抑”了，我也能够继续自己的讲演了。为了防止干扰再次发生，为了防止被推出讲堂的人再次冲进来，那几位用行动实现我的意愿的先生用他们的椅子顶住了门，因而他们就在完成“压抑”之后又建立起了“抵抗”。现在如果你把门里和门外两个场所释译成精神分析术语“意识”和“潜意识”，在你的面前就呈现出一幅关于压抑过程的恰到好处的图景。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观点与让内的观点有何不同之处。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心理器官某一部分缺乏综合能力所造成的。我们从动力学角度来解释，即依据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解决，把它看成是两个对抗的心理集合体积极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们的观点又会引发大量的新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境当然是相当普遍的；那种自我努力回避痛苦回忆而没有造成精神分裂结果的现象也是相当常见的。我们必定会认为，如果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分裂，那么一定会有更深一层的决定因素存在。而且我也愿意向你们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使我们面临着一种心理学理论的终结，而是面临着它的开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要获得全面的知识还必须等待进一步、更深入的研究成果。

试图用压抑的观点来解释布洛伊尔病人的病例是不可取的。那一病史与这一目标是不适合的，因为它的发现都是靠催眠作用的帮助达到的。只有你排除了催眠的影响，你才能看到“抵抗”和“压抑”，才能对真正的致病事件的历程形成正确的看法。催眠掩盖了抵抗，并使得心灵的某一领域敞开，让人接近；但是，与此形成对立，催眠又在这一领域边界处，用抵抗筑起了一堵墙，使得墙后面的一切都变得难以接近。

我们从布洛伊尔的探索中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所证明的，在症状与病因性经验或心理创伤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但我们现在一定不要忘了用压抑理论的观点来看待这些发现。一眼看上去，找到一条从压抑通向症状形成的道路确实好像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对此做复杂的理论阐述，倒愿意回到刚才用来解释压抑的那个比喻上去。你们不妨这样想，把捣乱者清除出去和在门口设置岗哨并不意味着事情的结束。也许那个被赶出去的人变得怒气冲天、不计后果，想给我们找更大的麻烦。确实，他已经不在我们中间了，我们已经摆脱了他的存在，摆脱了他的无礼笑声和无聊评论。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说，压抑并不成功。因为现在他在门外肆无忌惮起来，大喊大叫，用拳头砰砰地砸门，比刚才的无礼行为更严重地干扰了我的演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尊敬的校长斯坦利·霍尔博士愿意充当调解者与和事佬的话，我们一定会感到高兴。霍尔博士会去与门外那个不守规矩的人谈一谈，然后回来要我们无论如何还是应重新接纳那个人，他亲自担保那个人会表现好些。鉴于霍尔博士的威望，我们决定解除压抑，并再次获得了和平安宁。对于描述心理医生在用精神分析法治疗神经症时所承担的任务来说，这个比喻提供了一幅不错的图景。

说得更直接些，对癔症患者和其他神经症的研究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那些不被容许的愿望所依附的观念。的确，他们已把它逐出了，意识和记忆之外，并且明显地使自己免除了大量的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冲动继续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正在窥视着被激活的机会，一有机会，那些被压抑的观念就会以一种经过伪装、难以辨认的替代形式成功地进入意识之中，而原来认为可以通过压抑免除的不愉快情绪现在又与这些替代物联系在一起。被压抑的观念的替代物——症状——能够防止来自于防御性自我的进一步攻击。取代过去的短暂冲突，现在出现了一种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消亡的病症。以症状中歪曲的临床表现为依据和线索，我们就能从中找到与最初被压抑的那些观念相类似的残迹。替代物发挥作用的途径可以从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寻到踪迹。为了达到治愈的效果，必须使症状沿着同样的途径回溯，使其重新变成那个被压抑的观念。如果被压抑的观念再次被带回到有意识的心理活动中——这一过程以克服大量的抵抗为前提——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病人竭力想避免的那种心理冲突会有一个较理想的结果，这会获得比压抑更好的结果。有很多这样适当的治疗方法，它们可以使心理冲突和神经症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而且在一些特定的病例中这些方法可以结合使用。我们使患者的人格相信拒绝接受致病的愿望是不对的，而且有可能引导他们全部或部分地接受这种愿望；或者也可能把这个愿望本身引向一个更高的、不会招致反对的目标（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升华”）；或者把对愿望的拒绝看作是正当的，但是那种自动的，因而也是无效的压抑机制，将在最高级心理功能的帮助下，被一种谴责判断所取代——这样就实现了对愿望的有意识的控制。

如果在现在被称之为“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所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没能为你们做出清晰易懂的表述，请大家千万要原谅我。困难不只在于这一课题的新颖性。那些不可调和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依然成功地存在于潜意识之中，它们有什么样性质？当压抑失败、替代或症状形成之前，必定会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那种主观的、构造上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