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琳：迟到的纪念——写在褚斌杰先生去世12周年之际

2006年11月1日，我的研究生导师褚斌杰先生去世了。我大概是两天后才从家人的电子邮件中获知这一消息的。怎么会呢？我不敢相信，马上给师母黄筠打了一个电话确认此非误传。刹那间，最后见到先生的那一幕一下子浮现到了眼前：1991年8月18日，距我离开中国还有三天，我特地去蔚秀园褚先生的寓所向先生辞行，聊过几句之后先生亲自送我下楼。当我骑上自行车在几十米远的路口拐弯时，一回头发现先生仍站在楼门口目送着我远去。我急忙跳下车向先生示意请他赶快回去。褚先生抬起手来，在夕阳中向我挥手告别，那一幕从此便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谁知这一别竟成了与先生见的最后一面。

一

我第一次见到褚斌杰先生的名字，是在1981年北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招生的导师名单上。褚先生招收的研究方向，正是我打算报考的先秦两汉文学。自1978年2月入学以来，陆陆续续听过许多老师的课，也接触了不少中文系的老师，唯独没听说过褚先生。于是我特意到图书馆阅览室翻开报刊资料索引查找了近两个小时（那时查找论文可不像如今这么方便），竟没有找到一篇褚先生的大作。我颇有些沮丧地走出图书馆的大门，正巧遇到陈贻焮先生。我与陈先生已经非常熟了，寒暄不过两三句便转到了我所关心的话题上。提起褚先生，陈先生立刻滔滔不绝起来。据陈先生说，褚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曾十分活跃，50年代学界有关《长恨歌》、李清照、李煜等的讨论都是由褚先生引起的。他文章写得相当漂亮。不仅如此，褚先生性格爽朗、待人宽厚。陈先生说，如果你做了他的弟子，必将受益无穷。最后还特地对我说，如果你没听说过褚斌杰这个名字，“楚子”你该知道吧，那就是褚先生的笔名。

褚斌杰《中国古代神话》 资料图片

楚子是我所熟悉的学者名字之一。上古代文学课时，曾浏览了不少专家学者对文学史上各主要流派与作家的研究论文，其中一些就出自楚子之手。图书馆201阅览室的李鼎霞老师得知我对报考褚先生的研究生有兴趣，特地帮我找到褚先生所作《中国古代神话》与《白居易评传》两本书，让我对褚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褚先生是山东人，北大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曾做过游国恩先生的助教，后调到中华书局做编辑。褚先生20多岁时就已经是学界中一位颇为知名的学者了。我好奇地问，为什么60年代后就再也见不到褚先生发表的研究文章了呢？李老师叹了口气：还是等你做了他的弟子，自己问他吧。

后来，我如愿以偿，与章必功兄一起考上了褚先生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再后来，随着与褚先生越来越熟，先生坎坷的经历也就知道得越来越多。80年代中期，《古典文学知识》约我写篇有关褚先生的文章，褚先生大概担心我不知天高地厚会惹出什么麻烦来，嘱我写完之后一定要先让他过目。至今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已记不全了，唯一记得清清楚楚的是我在文中提到褚先生在学界沉默了20多年的原因是因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讲台，去中华书局当编辑。褚先生看后命我将这一段删去。他说：与很多人相比，我的这点遭际实在算不了什么，就拿当年同系的裴家麟（裴斐）先生来说吧，我实在不知幸运了多少倍。再说，过去的事已然过去，不必再提了。说这段话的时候，褚先生脸上常有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了少有的严肃，使我觉得根本没有违拗、商量的馀地。其实，我明白褚先生心中是怎么想的，最后这段话变成了“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褚先生离开了他热爱的讲台，去中华书局做了20多年的编辑”（大意如此）。



二

我算是正式入了褚门，可是接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时，系里告诉我，褚先生眼下正在为中央电视大学录制讲课录像，非常忙，至少有半年的时间无法回系里教课，系里决定让费振刚先生暂时替褚先生带我们两个研究生。一天下课后，费先生找到我和章必功兄说，褚先生正在搬家，你们俩快去看看能否帮上点儿忙。我和章兄赶到中关村的一座筒子楼，老远就看见一位个子高高、偏瘦的中年人正在指挥几个人从车上往下卸东西。我认定那就是褚先生。我走上前去自报家门，褚先生未曾说话先就哈哈一笑，然后伸出手来，顷刻间，与先生见面之前的种种担心以及对先生的神秘感与陌生感随着先生的笑声化解了。我和章兄立马加入到搬运东西的行列中。身为北大中文系副教授的褚先生一家四口搬进的居所其实是只有两间屋子的简易筒子楼。望着极其陈旧简陋的水泥地、石灰墙，与我所知的林庚先生居住的燕南园小洋楼，王瑶、陈贻焮先生镜春园的院落，季镇淮先生朗润园的高级公寓，甚至与褚先生学生辈的老师所居住的教师公寓相比，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褚先生的家具不多，家里不少的空间都被书占据了。我们把东西搬好后，褚先生说，今天太乱了，改天再请你们吃饭。那天褚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平易可亲、学者型的长者，那握着我的虽然是一只书生的手，却极其有力。

中关村的筒子楼，我只是搬家时去过一次。再一次见到褚先生，是我在名义上做他的弟子大半年之后，大概是1982年秋天了。一天，费先生给了我和章必功兄一个地址要我们去见褚先生，方知先生已经搬进了蔚秀园。蔚秀园的公寓不大，也不奢华，但与中关村的筒子楼相比绝对天壤之别，至少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那时节，我已经读完了《周易》《左传》《诗经》《墨子》《论语》《孟子》《楚辞》等，正在读《庄子》。心想先生召见一定会问书读得怎么样了。谁曾想我们三人坐在褚先生的书房里拉了一个多小时的家常！这一次的家长里短，彻底拉近了我与先生间的距离。也就是从那天起，我正式开始了在褚门的学习。那些日子，先生要我和章必功兄每两个星期去见他一次，而且要我们分头去。先生还说，只要有事，随时都可以去找他。这不免让我有些纳闷。先生很忙，可除了非三人不可的事，如编撰文体辞典、参加建安文学讨论会、去南方实地考察、安排实习讲课等，先生很少召见我和章必功兄一起去。多年后我曾问他这是为什么。据他解释，如果我们两人一起来谈学习心得免不了相互影响。一个人来，才好根据每人的具体情况对症下药。虽然自己多花了些时间，可对我们各自更有好处。至于时间，只要少看点儿电视，少睡点儿觉、少说些没用的话、少做些没用的事就全都有了。出国以来，我与国内师友联系不多。先生去世后，曾上网粗略查看过先生的学术成就，发现先生一边上课，一边带硕士、博士的同时，还撰写了近20本书，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先生享年仅73岁，大概与他这种对工作、对学生的认真精神，对事业的执着是分不开的。过去的几十年，他一直要把那失去的20年抢回来。按照先生的心胸，倘若不是这么拼命，再活个10年、20年，当不成问题吧。

在蔚秀园见过先生之后不久，我如约去先生那里汇报我的读书情况，特别想听听先生对我硕士论文选题的看法。先生只是笑着说：从你读书汇报的详略中我看得出来你自己已经有了想法。如果还没有想好，就再多考虑一下，现在还早，不必急着给自己定论文题目。然后，先生递给我一张书目，记得上面有关于《楚辞》《庄子》的两三本书，建议我读完再去见他。回宿舍的路上，我暗暗佩服先生的洞察力。读本科时，因为听林庚先生的楚辞课以及对林庚先生本人人格魅力的钦佩，喜欢上了楚辞，同时，也对《庄子》特别感兴趣。仅仅是一次谈话，先生就已经知道我的倾向了。

三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先生的门下，“传道”“解惑”自不必说，对“受业”，我也感受良多。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养成了两个习惯。一是读书有了想法后马上记下。先生总是说，做学问千万不能懒散，一懒散，这个想法就可能永远找不回来了。自此我总是把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带在身上，无论是去图书馆、在宿舍看书还是坐公交车，一旦有什么想法就马上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二是写文章。先生说，文章落笔之后，至少要读三遍，先生强调的是读而不仅仅是看。先生说只有在读的过程中才会发现问题，而看却不一定。而且要我们文章写成后先在抽屉里放上一个月，然后再拿出来读三遍，直到满意再寄给报刊。我谨遵先生的教诲。这两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离开中国的时候。

先生鼓励我们做研究、写文章，不要怕失败，也别迷信名家。只要是在读书、研究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一家之言，就大胆写出来，即使与导师的观点不同也不必有什么顾虑。我当时只当是先生说说而已，谁成想竟还真碰到过这么一次。大概是1984年年初，某省召开建安文学研讨会邀请先生出席。先生要我和章必功兄每人写一篇文章送交会务组。我写了《阮瑀略论》一文，主要考订了阮瑀的生平并对其作品做出了自己的评价。先生看后找我谈了一次，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并嘱我修改。阮瑀在文学史上算不上是有影响的作家，想不到先生对阮瑀的作品也如此熟悉，我不禁为先生学识的渊博感到钦佩。回去后，我又认真研读了阮瑀的作品，觉得很难按着先生的意见修改，第二天便十分忐忑地跟先生实话实说。先生听后只是笑着说，只要成说就行，并留下了我的文章。后来因种种原因我没能参加这次研讨会，可是几个月后却收到了主办单位发来的信件，称褚先生推荐的《阮瑀略论》将收入《建安文学讨论集》一书。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的包容，对我的鼓励很大，使我有勇气向先生提出自己各种成熟或不成熟的看法，在敢听先生教诲的同时，也与先生做学术上的探讨争辩。先生这种对后辈学生的提携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在中戏任教时，也鼓励学生与我争辩，曾有一位学生因不同意我对孔子的看法，竟写了一封七千多字的信与我探讨。

先生得知我毕业后想进大学任教，于是在聊天或汇报读书情况时常有心无心地聊些教书的技巧。1983年年底先生安排我去他的本科班做教学实习。先生建议我在认真备课的同时，也要准备一些与授课内容相关的轻松的话题，一张一弛，好让课堂的气氛活跃起来。实习课那天，我虽按照先生的嘱咐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上了讲台，一时紧张得把准备好的开场白全忘了。我正紧张着，一眼望见坐在第一排的先生，先生惯常的笑容、鼓励的目光使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顿时感到轻松起来。一轻松竟然也开始胡说起来了。记得我讲的是庄子的人格精神，谈到藐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时不知怎么竟冒出了这么几句：你们知道吗？褚先生的笔名是楚子，不过，此“处子“非彼“楚子”。课堂上马上爆发出了阵阵笑声。我瞥了眼先生，先生从容地走上讲台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处子”与“楚子”两个词，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想我可能闯祸了，先生虽宽宏大量，可是他能容忍我当着几十个学生的面开他的玩笑吗？事后证明，先生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说我的玩笑让课堂气氛活跃了。不过，先生也提醒我说：这种时候，你应当板书的，所以我替你上去写了。先生的教诲让我在日后的教书生涯中受益无穷，使我成功地走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讲台，也使我成为加拿大政府语言培训中心最受欢迎的中文教师之一。

四

1983年夏季，褚先生带着我、章必功兄和季镇淮先生的弟子夏晓虹兄去江南实地考察。那时我开始对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们师徒几人一同去了南京栖霞寺。先生说，如果我们走散了，两个小时后在山门口会合。寺院里人很多，很快我就看不到先生与夏晓虹兄了。就在我东张西望搜寻着先生与夏晓虹兄的身影时，巧遇一位老法师，就跟他聊了起来。他邀我去他的房间喝茶。我看看表，离集合时间还有20多分钟，就兴冲冲地进去了。没想到，一聊起来，就把时间忘了。等我再一看表，已经与先生约定的时间过了近半个小时。我急忙向老法师告辞，正准备向先生道歉并接受大家的批评时，先生又是哈哈一笑：你可回来了。如果你出了家，我怎么向徐匋（我妻子，当时的女朋友）交代。先生的谅解与宽厚让我心中轻松了好多。事后夏晓虹兄告诉我：你没按时回来，褚先生非常担心你出了什么事，让我找了你两次。这么热的天，褚先生坐在石头上一等就是半个小时，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你的导师可真是好脾气。

1999年，褚斌杰先生在湖北秭归 资料图片

先生大度、好脾气、宽容，但人总有七情六欲，再大度开朗的人也难免有心情不舒畅的时候。大概是1984年深秋的一天，我去拜访先生，我发现一向与世无争的先生因人事、工作等心情有些郁闷，我开玩笑说：您常常告诉我无论做什么都需要有张有弛，可您整天不是上课就是做学问，从不参加任何休闲活动，也很少与北大其他学者教授交流。这样不行。于是我跟他提到北大九三学社常常组织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社员自由参加。先生倘若有兴趣，不妨参加个组织。至少遇到什么苦闷，可以有个散心的地方。我这么一说，褚先生误以为我是九三社员。我说，要参加九三学社，不是教授也得是副教授，最起码是讲师，我哪儿够格啊。我之所以了解北大九三学社的一些情况，是因为我曾随岳父北大西语系教授徐继曾先生参加过一次北大九三学社组织的活动，还在那里碰到了中文系的两位老师。先生听后，对我的建议颇有兴趣。当时，我岳父是北大九三学社的负责人。我从岳父那里取来申请表格，请褚先生填完后交了上去，并为他们安排好面谈的时间。大约是在1985年的春夏，先生正式加入了九三学社。

五

先生不但在学术上对学生指点良多，而且当学生遇到其他问题时，也往往爱护有加。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庄子》，我一度担心答辩时有些问题回答不了。先生得知我的顾虑后又是哈哈一笑，马上鼓励我说：你不必担心过多。只要正常发挥、准备充分，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当时我硕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由褚先生、倪其心先生、阴法鲁先生和社科院文研所的谭家健先生组成。答辩进行得还算顺利，最后阴先生突然提出要我谈谈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我一时有点儿愣住了。我对阴阳五行虽有接触，但从没研究过庄子与阴阳五行的关系。脑子里正急速运转着如何回答阴先生的问题，褚先生大概觉出了我的为难，忙插话说：这可是够写一本哲学专著的大课题啊，景琳，你当记住阴先生提出的这个课题，早晚有一天把这篇论文搞出来，交给阴先生。我遇到的难题就这样被先生的几句话化解了。

1983年夏天跟先生去南方实地考察归来后，先生认为这次游历使我的文章、学问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希望我能多出去走走，开阔眼界，参加更多的学术交流，并说他一定要再带我出去。那时，凭我与妻子两位大学老师的工资是无法自费参加学术活动的，就没把先生的话放在心上。1989年7、8月，我收到全国首届庄子学术讨论会的邀请信，会议的地点在庄子老家安徽蒙城。那时我已在中戏工作了5年。当我向系里提出参加学术研讨会的请求时，系主任苦笑着说：每年11、12月咱们系穷得连买粉笔的钱都没有，哪儿还有经费让你出去开会。系主任说的是实话。每年年底都领不到粉笔，只好用不知谁收集起来的粉笔头。而我自己的那点工资和一点儿稿费，也仅仅够养家糊口而已，自费参加会议想都不敢想。大概在8月底，收到了先生的一封信，嘱我得便时去见他一趟，并问我是否收到了邀请信。那时节我周末常带孩子去北大看她外公外婆，顺便去先生家拜访。先生得知我的窘况后说：我答应过再带你出去一趟，这次会议的费用我来想办法。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次开会的费用是怎么解决的，反正一切都是先生安排的。这件事让我很受感动，但真正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在这次与先生长达两个星期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先生对我的爱护。

1989年10月从北京去外地，在火车上先生就再三告诫我：管好你那张嘴。自古道祸从口出，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我向先生保证一定只谈圣贤书，不提窗外事。开会那几天，我与先生同住一间饭店，同在一个讨论组。头一两天大家相互不熟悉，倒也相安无事。后来，几个年龄相仿的人越来越熟，共同的话题也就越来越多，聊天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一次会中休息，我经不起大家再三询问，正想说点儿什么的时候，先生马上说自己的烟没了，让我陪他去买一包。这种买烟送打火机的事在会议期间大概发生过两三次。其实，我心里明白得跟镜子似的，知道是先生生怕我惹祸。记得有一天先生跟我聊到半夜，讲了很多50年代他同龄人的亲身经历，但唯独没有说他自己。我知道先生说的别人，其实很多就是他自己的经历。先生甚至告诫我，与女同事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或者谈话，一定要半开着门；一定不能和一个女同事单独出差；对学生关心的同时要掌握好分寸，保持好距离；教书不光是教知识、教做学问的方法，更是做人……我默默地听着先生的絮叨，心中却充满了感激，深知这都是褚先生的肺腑之言。此前，我看到的褚先生，更多的是一位学者，一位教授，一位大度、爽朗、慈祥、宽厚的长者，从那晚开始，我把先生视作父兄。也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我对先生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分，我真正了解了50年代末期发生的事在他心上留下了多么深重的创伤，也看到了先生开朗大度、与世无争的背后隐藏着一颗久经磨难的谨慎之心。

先生走了12年了。12年来，先生的很多友人、弟子写了许多文章，对先生的学问、学术地位、人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么多年，虽然我也总想写点儿什么寄托自己对先生的怀念，但每每坐在电脑前望着互联网上搜出的先生的照片却又不知从何下笔。在先生逝去12周年的今天，就将这篇文字权当一份迟到的纪念，呈现于先生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