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西厢记》情爱描写探因
王实甫写就的元杂剧《西厢记》，是一部广为流传、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戏曲名著。剧中青年书生张君瑞与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而又历经波折的爱情故事，令人难以忘怀；而积极促成这桩美满姻缘的丫鬟红娘，从此成为了热心替有情人牵线搭桥者的代名词。掩卷深思，剧中令读者和观众称奇惊异的，或许不仅仅在于莺莺的闭月羞花之貌，抑或其特有的那份女性的温柔多情，更在于她为了追求自由爱情与幸福生活而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偷吃禁果”的那种大胆果敢。这个重要事件，就发生在该剧第四折“草桥惊梦”一场戏里：剧作家花费了相当多的情节篇幅，来敷陈男女主人公的月夜幽会及其性爱行为。
作为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饱受封建礼仪熏陶的贵族少女（其身份乃相国千金），莺莺小姐随母回乡安葬亡父灵柩，途经普救寺暂作歇息时与半道路过而逗留寺内的青年书生张君瑞佛殿邂逅， 双方一见钟情；之后有了西厢月下隔墙相闻、抚琴酬韵；草寇孙飞虎兵围寺庙欲掳莺莺为妻，老夫人为保全身家性命而做出“愿将女儿许配退贼者”的允诺，张生巧用心计修书搬请挚友白马将军引 兵解围，由此成为老夫人名正言顺的“乘龙快婿”。本来一对有情人暗自欣喜，孰料老夫人只准
“以兄妹相称”的赖婚之举，让两人如当头冷水浇淋漓而意乱情迷；张生因相思之苦卧床不起，牵肠挂肚的莺莺先是派遣红娘殷勤探视，随后径直深夜登门，并以身相许。剧情至此，剧作家从当事者张生的视角，连续使用了五支曲子，生动细致而又优美抒情地描绘了一对少男少女初次幽会而情不自禁的“偷食禁果”的情景。如果套用当今影视剧坛一句流行话来说，无疑便是所谓“床上戏”了：
［元和令］：绣鞋刚半折，柳腰够一搦，羞答答不肯把头抬，只将鸳枕捱。云缳仿佛坠金钗，便宜髻儿歪。
［上马娇］：我将这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兰麝散幽斋。不良会把人禁害。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胜葫芦］：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
［幺篇］：但蘸着些儿麻上来，鱼水得和谐，嫩蕊娇香任恣采。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愠香腮。
［后庭花］春罗原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揣。畅奇哉，浑身通泰，不知春从何处来？无能的张秀才，孤身西洛客，自从逢稔色，思量的不下杯；忧愁因间隔，相思无摆划，谢芳卿不见责。
毋庸置疑，上述几支曲子相当细腻传神地描摹、铺叙出一对热恋男女羞涩懵懂而又鱼水和谐的性爱前后的完整过程。前两个曲子写的是张生替莺莺宽衣解带时小姐“羞答答”的少女羞涩之态；第三支曲子所言“软玉温香”，“软”是指硬度，“玉”比喻光洁度，“温”则意味莺莺的体温， 这三方面属于张生触觉上的感受，而“香”无疑属于人物的特定嗅觉。“露滴牡丹开”一句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描写人物性爱行为的最典雅而又最富于诗意的名言佳句，历来为人称道。第四支曲子以鱼与水的密切依存关系，生动形象地彰显出两个年轻人性爱行为的和谐有致。最后一支曲子则点明莺莺确系“处女”之身，遂使得张生倍增怜爱之心。就在灵肉一体、身心交融的如此氛围中，张生获得了“畅奇哉，浑身通泰”的快感，并达到“不知春从何处来”的美妙境界。
以如此优美雅致、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铺叙张生与莺莺的这次幽会及其性爱行为，充分无遗地表明与彰显出剧作家王实甫对其笔下主人公追求自由爱情及其大胆性爱行为毫无保留的首肯与褒扬态度。正是借助“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一段爱情佳话，王实甫吟唱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 眷属”这一千古传诵的伟大爱情主题。
国内有些学者从梦幻视角解读《西厢记》,认为该剧“草桥惊梦”一折,“描写张生梦前孤寂、梦中交欢、梦后凄苦的全过程，是全剧中最重要的内容”。（见刘文英、曹田玉著《梦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49页)把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性爱行为看作一场子虚乌有的梦幻与错觉，这显然属于为“梦”字所迷而做出的与剧情不相符合的误读。笔者认为，剧中实际发生的性爱行为，对于彼此钟情的崔、张之间自由爱情的发展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枢纽作用。我们不妨从戏剧 情节发展与人物情感发展的双重逻辑性来推敲一番，便不难见出这段“性爱戏”绝非可有可无甚至毫无必要的赘述乃至败笔。其在戏剧结构功能上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主要体现为：
第一，作为崔、张爱情故事不断发展的一大重要环节，莺莺以身相许，和张生私下结合，堪称整个戏剧情节转折的枢纽。本来老夫人嫌弃张生没有功名且家道中落，以“门不当户不对”和“相国生前已将女儿许配表兄郑恒”为由，公然赖婚；而莺莺与张生的私自结合，迫使老夫人为求“家丑不可外扬”而被迫无奈地同意（接受）这桩姻缘（所谓“事实婚姻”）。笔者认为，此乃决定这对有情人之自由爱情修成正果、最终演绎成为一幕喜剧而非悲剧的基石所在！
第二，莺莺以身相许，给予了备受相思之苦煎熬，忧闷成疾竟至奄奄一息的张生莫大的精神慰藉，使他内心从疑惑猜测游移至对莺莺小姐的一片痴情深信不疑，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切人为甚至自为的隔膜、路障统统被消除和化解，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
第三，彰显出人物身上源于自然本性而非虚伪矫情之举的爱情的巨大力量。莺莺的以身相许显然不能等同于那类水性扬花、轻浮放浪的下贱女子，她是在爱情力量的驱使之下，以一种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脱俗的超常（违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诚爱意。心动不如行动，无论以何等言语向张生表白爱恋之意，都很难达到消除张生疑虑的效果，行动本身就是爱情的最佳注脚。
第四，完成了莺莺性格的终极塑造，向人们展示了人性（剧中具体外化为“爱欲”）在封建礼教藩篱的束缚之下，会爆发出怎样强大的反弹力量。莺莺本来是一个谨守礼数的贵族少女，母亲对她从小的言传身教，使她不敢擅自越闺门一步，素日未曾与异性有过任何亲密接触。唯有得到母亲的许可，她才敢去后花园游春。但青春少女的苦闷和作为强烈爱欲的原始人性的渴求，使她在偶遇张生之后，经过几度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踌躇犹疑的内心矛盾，最终情感(爱情)战胜了理性（封建礼教），从而实现了人性的大爆发。正所谓哪里有压抑，哪里就有反抗。莺莺的性爱行为，属于对其自身长期遭受性压抑的一种抗争与反拨的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
熟谙中国古代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读者也许颇感好奇，进而会产生某种迷惘和疑惑：在讲究男 女授受不亲、婚姻大计惟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瞻的所谓“男女之大防”的礼教禁锢森严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古典戏曲《西厢记》里为什么竟会出现如此大胆率真的性爱描写呢？追根溯源，剧作家王实甫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从“文学总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的一种形象化反映”的视角来讲，剧中崔、张之间的性爱之举，乃是对日常现实生活里深陷热恋情网中的青年男女“偷食禁果”情形（按照当下流行话语来表述亦即所谓“婚前性行为”）的一种真实反映。
人类社会生活包罗万象、五光十色，然而以性角色为本位的个体生命和以两性结合为基础的家庭构成，却是其最基本细胞，爱情生活由此毋庸置疑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一个最基本而又极其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既然文学是人学，文学每每以人的感情和命运为描写重点，以展现人性、人情及其时代风貌与社会本质特征为己任，那么爱情理所当然地会成为文学反映人类生活的一大重要题材和主题。众所周知，爱情属于一种以性爱为基石的为人类所独有的高级情感，包括性欲、性心理、 性生理、性行为等诸多因素在内的性爱（或曰“情爱”），作为人类的自然生命本质和一种自然需求行为，应当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人的生理机能同社会关系的有机交融。如果说爱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那么性爱无疑便是这一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涵；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这一命题完全成立，那么性爱便难以和无法与爱情须臾相剥离。中外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曾精辟指出：爱情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异性之间相互吸引与愉悦乃至最终身心相互结合的性爱！性爱既是爱情的物质本源，同时又承载着“种的繁衍”的人类再生产的社会重任。马克思认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恩格斯亦明确肯定“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人类以来就存在的”，强调真正的爱情乃是“两个将要结合的青年人……自由地处理他们自己、他们的身体以及身体的器官”的、“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由此赞成并提倡文学艺术“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中国古代圣哲孟子早就说过“食色，性也”；最早见诸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诗经》开篇《关雎》，谈论的便是男女之爱（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显而易见，性爱之于文学，并非一个能否描写的问题，关键在于这种性爱描写如何做到自然健康、富有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力戒粗俗鄙陋、纯粹追求感官刺激的自然主义描摹渲染的，那种高度“审美化”的艺术表现问题！循此视角来看，《西厢记》里的性爱描写，正是遵循借助唱词娓娓道出而非实际形体动作展览的中国古典戏曲特有的审美化的“虚拟”原则间接表现出来，并且这种描写紧紧贴合戏剧情节发展的进程与刻画人物的特定需要，可谓有的放矢、合乎情理、不失分寸。因此是十分成功、值得肯定的！
其二，崔张故事题材上的内在传承性。
任何创新都无法脱离对传统的继承。关于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被写入文学作品，最早见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和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莺莺传》里对人物的性爱，仅有十分简短且颇隐晦的几句描述：“至则娇羞融冶，力不能运肢体，曩时端庄，不复同矣”。董解元在其《西厢记诸宫调》里，显然对人物的性爱有了相对较多的敷陈。例如［大石调·洞仙歌］“拍惜了一顿，呜咂了多时，紧抱着哼，那孩儿不动”，原本已经勾画出崔莺莺一任张君瑞爱意抚弄的情景。而［中吕调·千秋节］里“婉香汗，流粉面。红妆皱也娇娇羞，腰枝困也微微喘”等，对于人物的性爱行为更是予以丰富和补充性的描写。鉴于诸宫调终究属于一种曲艺形式的说唱艺术，较之元杂剧《西厢记》通过演员扮演角色借助唱、念、作来表演故事的传播方式，其影响力显然要小得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漠视甚至否认的一点是：王实甫这部杂剧对于人物性行为的情节处理，与《会真记》和《西厢记诸宫调》中的相关关目（即情节）之间，显然存在着一种强化、丰富、扩充的内在传承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