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荣：把你种在这片土地 | 特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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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学选刊》2020年11期
郑执《森中有林》特约评论
把你种在这片土地
特约评论
不妨将2018年的“匿名作家计划”视为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的一次“集体出场”，尽管这次“集体出场”纯属偶然——因为是“匿名”，所有参赛者都不以真名出现，在大奖揭晓前，彼此互不知情。在参赛的三十五部作品中，双雪涛、班宇、郑执同时入围十一人长名单，最终“新人”郑执凭借《仙症》摘得首奖。通过这次具有话题度和形式感的文学活动，三位沈阳籍80后作家的集体亮相，也成为引发热议的话题。他们的作品频频出现在《收获》《当代》《十月》《作家》等重要文学期刊上，更分别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新人奖、钟山之星文学奖等奖项的肯定；相关评论密集刊登于《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重要学术期刊，其中不乏针锋相对的论争；各种访谈、对话、讨论可见于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时尚媒体（如《GQ智族》）和各种微信公号。考虑到文坛和批评界已很久未出现具有共识性的、能够展开对话的议题，以及他们并不算长的写作时间，双雪涛、班宇、郑执的出现几乎可称为“现象级事件”。
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沈阳，作品主要以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为背景，以“子一代”的视角回望“父一代”的历史，书写重工业基地大规模国企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及精神创伤；内容上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和倾向性，艺术形式上大量借鉴现代主义文学的叙事技巧；东北方言俚语的幽默与人物命运的凄凉酸楚形成强烈的反差，文本风格冷峻、颓败、荒凉、宿命。因其鲜明的共性特质，有研究者将其作为整体加以考察，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当地文化部门的命名更具宣传性：“铁西三剑客”（以下简称“三剑客”）。
“铁西”是解读“三剑客”绕不开的通道。对于1985年前后出生于沈阳的一代，上世纪九十年代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型是很多人与历史震荡的第一次正面遭遇。骤然降临的生活困窘是少年对世事无常最初的体验，双雪涛和班宇在访谈中多次谈到“下岗”对各自生活的影响，以及周遭见闻的“下岗”生活；郑执在“一席”演讲中提到的“穷鬼乐园”是那段历史的另一种映照。这种切身体验直接进入到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北方化为乌有》《大师》、班宇《枪墓》《盘锦豹子》《洪水之年》、郑执《仙症》《蒙地卡罗食人记》中，成为“三剑客”文学叙事的起点，也转化为他们与历史对话最初的思想视野。因此，“三剑客”的文学创作在起步阶段便避开了80后写作的常规区域：青春史的反复咀嚼、个体经验的持久沉溺、自我情绪的无节制放大。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关键词：下岗、工人村、买断工龄。这一系列散发着旧时气息的词汇之于今天，似乎会让人产生恍然隔世之感——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遥远，更深远地指向价值观、精神资源、社会症候的全面更迭。而这场世纪更迭的经验与遗产似乎还未得到有效的清理，就径直淹没在世纪末华丽转身的炫影中。
80后一代的社会经验大多形成于九十年代——一个社会整体转入市场经济轨道，开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想象的时代——对历史的转折、断裂以及巨大的伤痕缺乏直接的体验和理性的认知。之前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与“短二十世纪”在新一轮现代性神话的映衬下，显得“陈旧而迷糊”。扑面而来、蓬勃沸腾的后现代生活，物质的盛宴、海量的信息以及完美生活的愿景，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年轻作家“向后看”的意愿与动力。因此，当一部分80后作家耗尽了个体经验、青春写作的势能，就暴露出对社会生活整体把握与艺术呈现的乏力，对历史深度阐释与重构的慌乱。“史家不幸诗家幸”，“三剑客”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经验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与不足，在对复杂社会生活与命运际遇的艺术呈现中加注了历史的宽度与厚度。
“铁西”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行政区域，作为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与工业文化的原初空间，其完善的生活设施配套和先进的工业生产体系，构建了社会主义初期的现代化想象。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对应着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建构，围绕着工业建设与工人阶级，当代历史完成了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认同。但随着历史的改弦易辙，在“效率”“效益”“资本”组织的新型意识形态和社会逻辑中，传统重工业生产沦为落后的“前现代”产物，产业工人也从“工人阶级老大哥”跌入“下岗工人”行列。“铁西”象征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及其社会组织方式，在新中国前四十年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意义和贡献被“悬置”在空荡荡历史的阴影中。“铁西”以及工人的命运勾连着历史链条上的两个时代、两种话语。“三剑客”对“铁西”解体与离散的书写，一方面拓宽了80后写作的视野，从个人情绪、个体经验走向更广阔的群体，辐射到更开阔的各社会阶层的生活万象；另一方面，作为年轻作者，通过书写这场以“现代化”的名义重组生活的浩大变革，找到了与当代史、文学史对话的有效切入口，补充了关于九十年代的文学叙事中缺席的一部分。
在关于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之交的文学书写中，下岗工人是徘徊在叙事边缘地带“不可见”的群体，他们或者被无视，或者作为可有可无的部分一闪而过，又或者作为苦难叙事中“被看”或“被消费”的载体。而在文学史脉络中，有两条清晰的处理九十年代的思想路径。一条是“回归日常生活”，还日常生活以合法性，从八十年代耽于理想的呐喊转向实际功利的计算，现实主义既不是理想愿景的取景器，也不是承担社会使命的批判利器，而是肯定个人欲望的烟火生活，零度叙事的新写实小说即在这个谱系中；一条是在“市场正义、资本神话”观念支配下的写作，白领文化、中产阶级、自由竞争、世界主义，成为最能安抚人心的意识形态，私人化写作和女性写作大概可以划入此路。无论哪条路径，都没有一个合适的位置安放那个数目庞大但面目不清的下岗工人群体。之于前者，下岗工人恰恰是被抛出了日常生活的轨道，失掉了日常生活的正当权利；之于后者，下岗工人“天然”携带的社会主义文化血统正与资本神话、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针锋相对、背道而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大厂》曾正面书写九十年代国企内外交困、体制改革势在必行的局面，小说“光明”的尾巴似乎为问题的解决留下了一丝曙光。但“曙光”和“春天”并没有到来，“三剑客”的小说《跷跷板》《空中道路》《肃杀》《北方化为乌有》《逍遥游》等，呈现了从“父一代”延宕到“子一代”的巨大精神创伤，让我们看到历史并没有终结，数以千万计下岗人群的命运也理应获得文学的正视，不能在文学史上缺席，正如无法想象文学史上缺少书写两千万人“上山下乡”的“知青文学”。
在新中国之初的文学版图中，东北因其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和生产基础而具有了“先进性”“现代性”的指征，《原动力》《火车头》《乘风破浪》《沸腾的群山》等作品以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意象建构起社会主义文化与工业文明的象征体系，更隐喻着新中国崭新的政治面貌和精神空间。通过这些作品，“东北”的意义，从地域性的文学能指延伸至整体性的意识形态所指。八十年代“知青文学”中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北极光》进一步印证、夯实了其悲壮、雄浑、热血与苍凉的整体性品格。但随着九十年代体制改革的开启，东北曾经的贡献与经验慢慢淡化，旧体制漫长发展中积累的落后因子，如保守、惰性、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等，却经由大众文艺（小品、影视剧）及媒体的导向“输出”，定型为固有、特有的地域性品质。经过“东北——全国——东北”的意义转化，在外界印象中，无论是地域空间还是文化属性上，“东北”都渐趋封闭，遥遥相望于时代与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而其中的历史因素、政策导向、话语策略等多重构成原因几乎无法获得理性辨析。“三剑客”对“铁西”和沈阳历史生活的书写，重新再现了镶嵌在历史链条中的东北历史与生活。借用余华评价作家哈金的句式，他们讲述的是东北“历史和现实的根部，那些紧紧抓住泥土的有力的根，当它们隆出地面时让我们看到了密集而又苍老的关节，这些老骥伏枥的关节讲述的就是生存的力量”。日常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日常落实在每一条寻常巷陌、每一个人的日日夜夜。暴力、谋杀、寒冬、热血、死亡，是一段历史落幕的墓志铭，有多少朴实、粗犷、幽默，就有多少绝望、灰暗、恐惧；有多少历史沉疴，就有多少地方性情，亟待获得清理，获得指认。个体与城市，只有在历史中才能确认来路和面目，也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获得救赎和重生。
“三剑客”从“铁西”走出，因“东北”书写获得了极大关注，其作品中的共性也显而易见。但谈到各自写作的最初动机时，他们又都表示“仅仅是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与研究者所看重的文本对历史的介入、与历史的互动并不一致。换言之，三个人的写作动机中“无意识”地“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成分，远大于“有意识”地重述“宏大历史”的愿望。当写作者“熟悉的生活”高度相似，作品内容、情节、风格甚至细节上的相似也就在所难免。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班宇《枪墓》与郑执《森中有林》中不难找到多种元素的呼应，多线索多人称的叙事视角转换，以“悬案”结构故事的痕迹，等等。但三位青年作家也都在有意识地寻求写作上突破和拓展。双雪涛的小说集《猎人》、班宇的小说集《逍遥游》中，“铁西”元素在明显地淡化、减弱，尝试在题材、内容、风格上做出调整和改变。《猎人》中著名的艳粉街不再是主角，只出现了一次，老北京往事、江湖恩怨、传奇人生，一一写来，作者特有的冷峻简洁中揉入了迷幻、梦境的元素，笼罩着疏离、孤独的气息。《逍遥游》作为班宇出版的第二本小说集，叙事重点也从“老铁西”“父一代”的生活转移到“新铁西”“子一代”的生活，其中虽然还有“铁西”历史的痕迹，但在很多作品中仅仅是作为生活背景或一带而过的历史瞬间，而非制约生活或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对文体的自觉和敏感，始终贯穿于班宇的小说写作中，《工人村》 《空中道路》 《枪墓》《山脉》《夜莺湖》，每一篇都在“怎么写”上尝试着不同的调度调配。他的近期作品《石牢》再次呈现出富有冲击力的文本结构，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意蕴。这部短篇发表于《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的“九十年代”专题，小说淡化背景，情节离奇，人物性格模糊，具有强烈的象征和寓言色彩。情节推进借鉴了悬疑小说和犯罪小说的手法：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庙宇中，自称杨树、李德武、孙程、潘宇的四个人偶然聚集到一起，每个人的过往经历神秘而不可告人，来到此地各怀心事。只有外面有车来接人，他们才有机会离开庙宇，四个人为了争取获得离开庙宇的机会展开了机智的博弈，有的人用假名掩盖经历，有的人移花接木试图误导他人，更有莫名暴力的介入。紧张悬疑的情节“逼迫”读者跟随错综复杂的谜团和各种突发状况调整思路，做出判断；情节的峰回路转和充满寓言象征的叙事，又极大地激发着读者想象力，带来一种特殊的阅读体验，如同余华所形容的：“犹如锋利的刀片，阅读的过程就像是抚摸刀刃的过程，而且是用神经和情感去抚摸，然后发现自己的神经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划痕。”
《石牢》中，班宇不再纠缠于具体的空间、人物、命运，而是用象征性的叙事书写对九十年代的整体性认知。庙宇，既是又不是隔绝、封闭的空间，它有历史的渊源，但“破败”了，被重新修建——正如九十年代通过与八十年代的断裂，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规则话语。来到庙宇的四个人，都曾经有自己的生活，但又因各种理由无法再接续过去的生活，必须在庙宇中开始新的“游戏”，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四个人都有逃出去的可能，但又都随时可能丧命。小说用四个人的博弈，隐喻了全新时空、社会规则制约下的社会整体心理、情感、行为方式的改变，一面是对八十年代的无比怀念，一面是在新时代中迅速大显身手；一面是丛林法则中蕴藏的勃勃生机，一面是多方博弈下的险象环生；一面是时代向个人敞开的无限可能，一面是欲望之下随处可能的无底深渊。庙宇与石牢，救赎与囚禁，既悖论又合理的一组组意象，抽象而贴切地将希望与失望、恐怖与慰藉、冷酷与温暖、荒诞与真实、暴力与柔弱，一个转折时代的复杂特质勾勒得惊心动魄。
如果说双雪涛、班宇的小说中融入了“高浓度”的铁西生活经验和成长经历，郑执则是“三剑客”中“铁西”味道、工业质感最淡的，故事有些也发生在和平、沈河这些沈阳的老城区，他的小说更多是与另外两位共享了“九十年代”这个历史性的时代节点。新作《森中有林》中，除了在地名、器物、语言上还可以感受到沈阳的痕迹，全篇删繁就简，情节、叙事都渐趋冷静、克制，并无意“逗留”在地域维度上，《仙症》《蒙地卡罗食人记》中的魔幻因素也消失了。“老城区”的“老故事”中，淡了历史巨变的偶然性，浓了世事无常、人亦无常、兴尽悲来的普遍性。简言之，《森中有林》结构了一个阴差阳错扭结在一起的故事，探索并呈现着个人“偶然”的悲剧与人生“普遍”的无常，人性灰暗与光芒交织的斑驳，善与恶、绝望与救赎并存的时刻。
《森中有林》中的人物无一不“悲剧”。吕新开父母早亡，读高中时爷爷去世，彻底成了孤儿，一次恶作剧般的举动误伤了廉加海；短暂拥有了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后，妻子却意外死亡，自己也丢了工作并短暂入狱。廉加海原本是警察，无辜受贪腐牵连丢了工作；因为女儿的眼疾，妻子绝情而去；收破烂却被射伤眼睛，女儿因为自己卷进命案而丢了性命。廉洁、吕旷，甚至看上去导致悲剧雪崩效应的王秀义、卫峰，也各有不幸。在一个个盘根交错的命运悲剧中，又都无法明确地指认造成悲剧的根源，似乎命运本是如此，如廉加海所说：“可能有些仇，根本没有仇人。我一辈子的仇，都不知道找谁报。”正当你试图将阐释的空间引到先锋小说的“空缺”“误会”“暴力”，小说中绵延流淌在个人悲剧中的温暖善意，又在命运的悬崖峭壁处伸出救赎之手。卫峰带着耗子药去见廉加海的那一刻，不能称之为人性的高光时刻——毕竟任何暴力手段都不应被张扬——但至少人性在此刻获得了尊严，生活展露出前行的可能。尽管运用多视角、多线索的叙事方式，已有珠玉在先，实证考察沈阳城市地理，“彩塔街和青年大街”也并无交叉，《森中有林》仍然是因众多“薄情寡义”的小说倒了胃口之后，让我重新被打动的那一部。小说结尾处吕旷和王放的相遇不乏偶然，偶然中人性和生活又绽放出希望的生机。飞机舷窗下，茫茫大地，绿树已成荫，爱与救赎依然是人世间最深沉的眷恋。“我想你也走不了，年轻人。”“有人把你种在这片土地上了。”——如此意味深长又略显文艺腔的对话，更像是出自历经沧桑、洞悉真相的前辈老者之口，又何尝不是这片土地给予每个人的况味，是希望也是困境，是追问也是救赎，是凡俗也是超拔。
李敬泽先生曾将新人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出手就像个老作家了”；另外一种则“真是年轻，他出手时我们看不出来路，料想不到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这样的人，让我们不踏实”，但“他也让我们感到我们很可能是做对了，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个对世界有新话、独特的话要说的人”。双雪涛、班宇、郑执“三剑客”的写作从东北这片土地的根脉中长出，凭借一系列扎实的作品与“天时地利人和”，收获了关注与声誉，而他们也必将且必然走出“铁西”，展开更多样、复杂的可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期待他们在更长久的创作中写出对世界的“新话、独特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