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来给人民公敌定罪的证据可以多种多样，无论是实物证据还是道德证据，无论是口头证据还是书面证据……每个公民都有权抓住阴谋者和反革命者，将他们扭送到行政官的面前。一但知道了，那么公民就有义务揭露他们。——大革命年《牧月法案》（Law of 22 Prairial Year II）被饥饿和仇富的情绪所点燃，巴黎的“长裤汉”（注：sans-culotte,穿不起套裤的人）么坚称他们的生存权是政府的义务。但这种政策与资产主义对于国民议会的想法不一样。“长裤汉”极端共和者们要求革命政府立刻增加工资、稳定物价、解决食物短缺，处罚敛财者，消灭一切反革命者。在社会理念上，极端共和者们要求法律消灭贫富差距。他们的想法是一个小商店主和小农民们的国度。他们想要一个民主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普通人也可以发声。在这个方面，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这个英国的激进者相同。潘恩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政府应当保证自然权利，然后对公民放任自流（关于潘恩，见第十四课）。换言之，长裤汉们的想法是被大革命本身政治化的。在1792年八月10日，愤怒的巴黎男女攻击了国王的王宫，杀死了数百瑞士守卫。这次起义是大革命的极端化的开始。路易和玛丽·安东内瓦特（玛丽·安托内瓦特传：我的人生是一场近乎完美的悲剧）不得不逃离罗浮宫的花园，而要求立法会的庇护。皇室家族开始了他们的软禁生涯，尽管住得很舒服，但是国王已经失去了他所有的政治功能。革命者们起草了自己的宪法，在这部宪法里，他们已经没有国王了。
到九月，巴黎已经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害怕反革命，“长裤汉”们摧毁了监狱，因为他们认为监狱在秘密保护密谋者。超过一千人丧生。到处都是街斗，城市的各个区都立起了围栏。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巩固革命，为了将它进一步推进。1972年9月22日和23日，君主制被正式废除，一个共和国建立了。1972年9月22日被认为是共和国的元年。在十二月，路易十六因侵害臣民的自由而受审，在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像一个普通罪犯一样被处死了。从这一刻开始，大革命已经没有退路，而只能继续前进。
（处决路易十六）
在处决路易十六以后，国民公会取代了国民大会，而放在它面前的是无数的问题。用来为大革命提供资金的纸钞（assignats）的价值下跌了50%。通货膨胀、持续的食物短缺、各种反对大革命的农民起义，到处都是。法国已经处于内战的边缘。同时，革命者们发现他们自己不仅处于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中，还处于与荷兰、西班牙、大不列颠的战争中。就在大革命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时，大革命的领导者们变得更为激进了。在1793年6月以前，温和改良派主宰了国民公会。这些人称之为吉伦特派，这些人喜欢一个非中央集权的政府，各个省或是部分可以决定自己的事务。吉伦特派也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1793年6月，公会内的门派之争愈演愈烈，其结果是雅各宾派取代了吉伦特派，而雅各宾派是一个远比吉伦特派激进的组织。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都是自由的中产阶级，但是雅各宾派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这个政府里，雅各宾派占据着核心地位），巴黎是国家的首都，以及世俗政权对于经济的控制。雅各宾派打算争取“长裤汉”们的支持。雅各宾派组织紧密，训练严格，并且确信从这一刻起只有自己才有责任拯救和“管理”大革命。1793年6月22日，“长裤汉”们包围了国民公会的会议大厅，要求立刻逮捕全部吉伦特派。公会向暴众们妥协了。公会中的29名吉伦特派成员遭到了逮捕。雅各宾派现在不仅牢牢控制着国民公会，也牢牢控制着法国民族。他们本身就是政府。而他们现在面临着更多急迫的问题：无处不在的内战，经济低迷，他们还要持续满足“长裤汉”们，他们还面临着外国的侵略，法国的口岸全部都被封锁了。他们害怕自己的失败不仅仅是自己的失败，还会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只有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挽救大革命。所以，在1793年4月，公共安全委员会成为了最高领导。公共安全委员会是国民议会的一个分支，这个委员会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组织国家防卫，制定外交政策，以及监督部长们。这个委员会同样可以下令逮捕反革命和审判反革命，对整个民族塑造政府权威。令人讶异的是，只有十二人控制着公共安全委员会，而这个公共安全委员会最终的控制者是一个名为马克西米连·罗伯茨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的人。
在罗伯茨比尔的乌托邦中,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揭发坏人和暴政，惩罚暴君和叛国者，帮助不幸的人，尊重弱者，为被压迫者抗争，尽可能善待自己的邻人，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的正义”。罗伯茨比尔是卢梭的门徒——他们都认为公意志是一种绝对存在。对于罗伯茨比尔来说,实现公意可以成就完美国度(Republic of Virtue)。而拒绝公意则会导向暴政。罗伯茨比尔知道，只有消除了来自外战和内战，这种完美国度(republic of virtue)才有可能实现。为了保护这样的国度，罗伯茨比尔和公共安全委员会启动了“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反革命、吉伦特派、修士、名门、贵族立刻都变成了嫌疑人。丹东(Danton，1759-1794)，一个寻求和欧洲和解的革命者，被处决了。公共安全委员会也同样关闭了“长裤汉”们的一些政治俱乐部。公共安全委员会害怕自发的行为，这样革命的领导权可能会落入别人之手。在恐怖统治中，大约有17，000人丧生。工具就是断头台(guillotine) ——方便、人性化。在1794年，里昂出现了大规模的处决。南特的船只上装满了死人——一次执行，就处死了500人，然后点燃船只，让它们沉没。大约有15，000人正式地消失了，而超过100，000人作为嫌疑人被扣押。
罗伯茨比尔和公共安全委员会进行恐怖统治是因为他们需要它的帮助，而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嗜血的疯子。他们确实是希望通过建立短暂的独裁以拯救共和国(一个罗马的理想)。到1794年的夏天，恐怖统治的作用似乎已经没那么大了。共和国看起来已经实现了，贵族们的密谋也被镇压了，惩罚叛国者的需求降低了，大部分的“长裤汉”们也都回家经商了。同时，对恐怖统治的需求降低了，所以对罗伯茨比尔的领导地位以及他的权力也没那么需要了。一些国民公会的成员，因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下令逮捕了罗伯斯庇尔。在1794年7月27日(热月九日)罗伯茨比尔被逮捕，并在第二天就被斩首了——“长裤汉”们并没有来救他。由于热月政变(9th of Thermidor) 雅各宾派共和国的国家机器瓦解了 。领导权转移到了有产阶级的手里，那就是大革命温和阶段的那些人。到1795年，政府的管理到了五人的督政府手里。新的立法权变成了两层：五百人大会(Council of 500)以及元老院(Ancients or Senate)。督政府企图保护1789年大革命的成果，反对旧制度(ancien regime)复辟，也反对普遍的民主制。他们不愿意出现雅各宾派的极端激进，而不想有“长裤汉”们的纯自主。督政府勉力维持到了1799年。这时，法国大革命已经结束，法国想要恢复平常。激进主义已经被有效地镇压了。但是法国还是处于与欧洲的其他部分的战争中。由于这些战争，领导权开始被转移到一些将军的手里。这些将军们中的一人在1799年11月获得了政府的控制权。在1804年12月2日，这位将军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宣布自己是法兰西皇帝——新的奥古斯都·凯撒。就像弗朗西斯·福瑞特在《法国大革命:1770-1814》(Blackwell,1996)中评述的那样：
“1789年后的十年，公众意见中的法国大革命已经变成如同本杰明·康斯坦( Benjamin Constant)的分析中的那种事物：一个世界主义者们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们可以看到它的组成成分是反贵族的热情和理性主义，但又被这个民族的历史性重武思想的选择而扭曲。督政府无法认清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情绪，也无法保护那些受到威胁的利益。两边都有一种潜在的对于国王的需求，但是这个国王要和别的国王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国王是由于人民主权和理性而诞生的。这就是拿破仑·波拿巴，这位法国大革命之王，为什么会诞生。在1789年，法国人以君主制的名义创造了一个共和国。十年之后，他们以共和国的名义创造了一个君主。(215页)”
在我们了解了这些以后，那么法国大革命到底有什么成果呢？首先，大革命削弱了贵族的政治影响和领导地位。贵族们失去了他们因出生而获得的特权，而从大革命开始，特权建立在财产和富裕的基础上。就像“长裤汉”们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这其实只是一种邪恶取代了另外一种邪恶而已。第二，由于只要有能力就可以获得相关职位，资产阶级们现在有机会担任国家的最高职位了。实际上，整个19世纪，法国都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它所反映的都是中产阶级的需求和价值。第三，大革命把法国从王朝国家的旧制度变成了现代国家(中立、自由、世俗、理性)。法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行省组成的联邦，它不再是国王的私人财产。相反，法国现在属于人民。在旧制度里，个人只是臣民，但现在他是公民，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大革命试图将启蒙哲学的观念应用到实践当中——法律面前的平等，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媒体自由。在19世纪，所有的这些观念加速了改革的步伐。而在那个世纪，“长裤汉”们声音又一次出现了。所有的这些发展都被工业革命本身所加速(见第十七节) 。法国大革命把“长裤汉”们变成了一个政治组织，而工业革命让他们融入到工业之中。这两个事件最终塑造了欧洲的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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