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叶公馆里的范先生
比较巧的是2014年我在为社区老人免费拍摄肖像时，拍摄的范若良老先生就是居住在叶公馆里居民，我还曾经带了新闻晨报的记者韩小妮采访过范老先生。这几天查我自己写的老建筑背后的故事却发现少了这一块，于是重新开始梳理内容。
2014年5月30日拍摄的范先生肖像一点都看不出92岁高龄。
范老先生的祖籍是宁波鄞西（天一阁）范氏宗族，先祖原居鄞西莫家漕（巷），十六世祖范钦公（明兵部右侍郎）1561—1566年建天一阁（亚洲最早的私家）藏书楼，范氏后人即以天一阁为代表称“天一阁范家”，現在发展到32代左右。也许当你问到范姓的朋友是从宁波出来的，那极有可能祖上就是天一阁范家人。有意思的是原来居住在铜仁路上的范国强先生在准备续写范氏家谱时打听得知，与范老先生原来是同一家族。范若良老先生是“若”字辈，范国强先生是“思”字辈，刚好是一个叔侄关系（“若”字辈为28代，“思”字辈为29代，25至30代为:多、盈、若、思、九）。
特意到宁波天一阁找到的范氏世系表
范老先生的父亲是做百货等贸易生意，家里兄弟姐妹7个人，三个姐姐三个哥哥，他最小。11岁才到上海来，家里嫂嫂、姐夫都是宁波人，所以一口刮拉松脆的宁波话。
曾经远近闻名的八仙桥地区，龙门路西侧的黄公馆就是黄金荣原来的私宅。49年后黄金荣扫马路也就在这片地方。
范老先生父亲民国18年就在八仙桥开店，据记忆位置是应该在现在的金钟广场，当时有坐南朝北八家门面，后面连着1条弄堂6排房子。范老先生的父亲是做贸易百货等生意的，后来掌管全局的基本上是三阿哥，兄弟姐妹们都参股。大姐夫二姐夫家都是从事营造行业，外滩那些老建筑都参与过。部分家人就住在商店楼上。
八仙桥在旧上海的法租界属于比较繁华的地段，而且是与公共租界的虞洽卿路相接壤的门户位置，又可以导入法大马路（金陵东路）的人群，周边的居民密集度极高，是做生意最讲究的好市口。
范老先生来上海后在南市区万竹小学读书，就是现在露香园路地块动迁后保留下来的上海市实验小学。后来到光华大学附属中学，接着进大同大学读书，大同大学会计系毕业。毕业后在当时的新华银行工作，49年后就是到人民银行上班，后来因为缺教师，调他到位育中学做教师，当时担心一口宁波话比较难吃这份开口饭，但是计划经济下，所有的工作安排也是按部就班，不是你要不要去的问题，还好数学内容还可以用数字符号解决问题，所以还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由于对工作兢兢业业，深受学生们的爱戴。直到现在原来的学生还记得当时的“几代”老师，看到新闻晨报上转载了我拍的范老先生照片，学生们纷纷约他出来聚聚。
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期，八仙桥的资产都与益民百货“合营”了，当时在范老先生名下的按“赎买政策”每季度定息一百多元，拿到文革也就消失了。
范老先生搬到富民路来是因为结婚，他与陆克敏老师1953年结婚，姐夫帮忙寻到后问叶家租的。房租很贵，本来还借了隔壁一间。他早年大学毕业工资只有54元，40多元的房租基本上都填进去了，后来就只租了现在住的这间，房租也要20多元。
这次了解到合众图书馆和叶公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叶景葵租地建屋，租期二十五年，所以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土地所有方需要根据合约收回出租土地上的房子，于是当时包括叶家的后人和所有承租人都需要退出原来的租房。想不到文革开始，所有权问题没人再提起，反而闸北、虹口不少人抢进来居住，叶家被扫地出门。
相邻的富民路210弄6号
从相关资料可以发现长乐路746号合众图书馆以及长乐路752号叶公馆是1939年8月由叶景葵发起建造的，1941年落成。而与之相邻的富民路210弄及沿长乐路的752号一直到长乐新村的沿街建筑是在1941年建造。有意思的是这两排建筑及合众图书馆都是由华盖设计师事务所的陈植（陈叔通的侄子）设计。于是从住宅的外观上都有了一定的相关性。
这是一栋三开间假三层的西式建筑，仔细看与长乐路沿街和富民路210弄的房子不是一个类型，210弄的房子是英国都铎式乡村别墅风格的简化版，虽然有外露式木框架结构仅是起到美化作用，但没有支撑的功能，而叶公馆则不是。但是设计师已经考虑到相邻建筑物的协调性，所以外立面都十分相似。范老先生回忆搬进来辰光环境交关优雅，树木交关多，附近马路上车子很少，比较安静。早期花园里小囡可以荡荡秋千。
范老先生记忆中原来的花园还要大，合众图书馆没有这么大的规模，那么合众图书馆是否在历次维修中有过扩建？我们需要相应的资料来证实。
叶公馆周边状态
范若良老先生和太太陆克敏是在派对上认识的。范先生和她妹夫是大学同学，都是大同大学毕业的。妹夫在德和洋行供职，帮英国老板做事。老板屋里厢花园洋房开派对，大家一道去，一道跳舞就熟悉了
爱凯地大饭店坐落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藏身于一栋3层楼建筑内。这栋别墅是1906年按做对华出口钢铁和工业设备生意的英国人亚瑟·达贝尔斯坦(Arthur Dabelstein)的要求设计的，同时也遵循英国的传统将这里命名为“Kenlion庄园”。达贝尔斯坦家族在上海生活了30年，后来离开了这座城市。（该照片和文字由俄罗斯在上海的研究学者张霞整理收集）
当时除了在私人洋房里跳，还有到舞厅里去跳。叶公馆旁边就有个爱凯地大饭店，是上海最大的俄罗斯饭店，里面有当时属于比较正派的舞厅爱埃令（Airline Club）（前段时间采访的刘祖年老先生也讲过现在热门的百乐门舞厅远远不及当时Airline Club正派），去跳的都是富裕家庭的子女和年轻大学生。陆克敏老师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父亲是吃新闻饭的，后来开过烟草厂，上海“303户”大中型资本家之一，早年在时装公司楼上经常有企业家联谊会，来的都是大资本家，陆老师的父亲也是其中一员。
陆老师坦言当时自己比较主动，因为范先生是大学毕业，从家庭条件来看也是正派人，所以主动约他出来，大家白相，就这样谈朋友了。无论从当时还是现在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属于是门当户对的人家。
说起来有意思他家女儿是72届，上山下乡时也去黄山茶林场了，是比我晚了一年去的，而且就在我当时下乡的连队翻过白鹅岭山头就到了（我在黄山茶林场1连，她在13连）。据范先生讲女孩子当时也要上山砍柴，女儿背了根大木头，对面有人过来，避让不当，滑下山坡。两个同事急死了，后来是用树枝把她拉上来的。连长一看不对，怕再出事，而正好原来的连队会计要上调回上海，于是让她顶上去做会计了。也算因祸得福。后来母亲为了让她早点回上海提前退休，这才把她调回上海来了，那时叫“顶替”。
范先生的儿子1988年出国潮的辰光去了澳大利亚，到现在也有二十多年了。他经常回来的，父母亲也去看过，待过半年，毕竟住不惯，还是叶公馆周边都是熟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范老先生和太太陆克敏老师都喜欢在自家的庭院里拍照。
现在的叶公馆有十六户人家（户口本不止十五户，有同号分户的），单单一楼就有三户人家，一楼最东面一家（出租了，平时进出走花园大门）当中是范老先生家，保罗餐厅强老板九十年代买了西面一间和后间，买了自己住的，后来生意做大了搬别地方去了，这里就给员工做宿舍，东后间应该是物业的。餐饮业员工做宿舍大家都懂，作息时间与居民不同步，还有就是外地人的习惯搞得环境不太理想了，最不舒服的就是一大堆臭鞋放在原来优雅的花园里，无论是气味还是视觉都倒胃口。好在这些年整顿群租，那间屋成了整顿对象，于是又转手了，这才清静下来。
叶公馆庭院西面一角
二楼朝南方向的前楼有三间，分别住了三户人家，朝北有两间住了两户，亭子间还有一户人家。
假三楼二边加起来一共还有四家。这些居民都是不同时期住进来的，所以范老先生是目前两户老住户中的一家。如果不熟悉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
富民路210弄14号这栋房子其实是一栋宽体的别墅，从空中俯视看得出建筑的体量远远超过相邻的210弄建筑。进到里面你可以看到二个楼梯，目前进出的后门只开了西面那个，东面那个后门现在是不开的（这种设计其实有点像大胜胡同，主人和佣人分别可以从不同的门进入各自的空间）。一楼厨房很大的，二十个平方不到一点，里面分了大小两间，有门可以直通花园，厨房应该是有四，五家人家合用，目前实际情况是范老先生一家在常用。
范老先生记忆中一楼有两个小锅炉（早年的炮仗炉子）供暖。
这个房子和图书馆的房子是不连在一起，只是花园相连，进出花园是一个大铁门。按照布局来看一楼有三个朝南的客堂间，都可以由落地钢窗走到花园，原来独门独户时客堂间室内都可以打开隔断连在一起开派对。一楼原来有二个小卫生间，现在都经过改造了。
叶公馆内的楼梯
二楼有三个大房间是朝南的，按现在的说法就是主卧。二楼有很宽大的阳台，这部分刚好可以给一楼作为雨篷。
三楼由于是假三层形式，所以房间朝南都是上海人称之为老虎窗的南窗，当然这个老虎窗与石库门建筑的老虎窗相比比较大，统一都是连排的三个窗户。
每个层面都有后间，它和亭子间一样都是朝北的。二、三楼有大卫生（二楼主卧内有套内卫生间），等到多户居民涌入后都成为公用了，现在经过物业改造后分隔了。
从建筑的俯视图上可以看到东西两侧都有突出的部位，这些设计在西式花园洋房中采用的较多，使得建筑的南立面显得相当洋气。还可以看到建筑东侧的顶部留有壁炉的烟道，说明原来还有壁炉作为取暖设备的。
花园里还有汽车间，现在是属于图书馆的。
这次写作时从范老先生这里了解到叶公馆的房子是租来的，因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出租方曾经要求收回房子。那么出租方是谁？就不清楚了。于是我又向忘年交朱佳莉小朋友寻求帮助，终于在图书馆的资料库中查到明确的信息。
邓云乡著《云乡漫录》中提到：
合众图书馆筹备建馆之初，先在复兴中路（旧名辣斐德路）借地开馆，房子是租的。后在长乐路（当时叫蒲石路）、 富民路（当时叫古跋路）转角买地建新馆，由著名建筑家陈植设计。现在这处十分幽雅的红砖房子还在，大门开在长乐路，边门在富民路。边上还有一小块空地，叶氏又与合众图书馆立约租用，租期二十五年，盖了自己的住宅，边上开个小门，可以随时过来看书，指点图书馆的工作。
叶在其札记《卷庵剩稿》中记云：新居在蒲石路七百五十二号 ，余捐入合众图书馆十五万元，以其半为馆置地二亩 ， 今年建新馆巳告成。余租得馆地九分，营一新宅，订期二十五年，期满以屋送馆，余与比邻，可以朝夕往来。为计良得。昔日我为主，而书为客，今书为馆所有，地亦馆所有，我租馆地，而阅馆书，书为主，而我为客，故以后别号“书寄生”。
由于文革突然而起，也许原来的合约方也已经将这家私人图书馆产权转移为上海图书馆，而作为公益事业的图书馆也理所当然将手下的民居产权转交给了国家的房管机构，这样一来这栋房子的产权也就自然而然地归属到房管所，所有的承租户无非是换了一个交房租的地方，于是多户混杂的局面还将在叶公馆内继续。
摘自柳和城编著. 叶景葵年谱长编。
摘自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 历史文献 第7辑，当时合众图书馆筹建组的会议纪要中关于叶景葵租地建屋的合同事项。
我们根据合众图书馆筹建时的会议纪要和叶景葵的年谱记载，了解到合众图书馆是叶景葵等人筹建的私人图书馆，为了公私分明，叶景葵向图书馆租地建屋，于是有了叶公馆。
延伸阅读：合众图书馆介绍节选
1937年上海沦陷后，叶景葵、张元济鉴于“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又因战乱而大量流失的现状，便商议发起创办私立图书馆，后来又有各界知名人士加入，但建馆之功主要还是依仗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三人。馆名“合众”，十分贴切。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庵，浙江杭州人，前清进士。他不单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金融专家，曾先后担任清政府天津造币厂监督和大清银行监督。1915年起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在他的管理之下，1918—1927的十年间，有五年存款总额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
陈陶遗（1881—1946），原名公瑶，号道一，上海松江松隐镇人。陈陶遗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秀才，早年曾在家乡教书，后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日本期间加入同盟会，改名剑虹。受命回国后，在上海与高天梅等创立中国公学和健行公学，暗中从事革命事业。
就在这段时间，叶景葵、张元济邀他共同发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
实际上创建图书馆的起因则在于张元济。
早在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张元济与陈昭常、夏偕复、曾习经等人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时，叶景葵即是通艺学堂学员之一。后张元济经办商务印书馆，叶景葵常年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监察人。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抗战爆发。10月29日，“全天在炮火隆隆之中，（张元济）于兆丰别墅叶景葵寓为其整理藏书。时叶因兴业银行业务赴武汉，叶寓临近战区，（张元济）先生担心藏书有失，故主动承担整理之责。”（见《张元济年谱》）
张元济此举令叶景葵非常感动，遂致信张元济：“菊丈（张元济号菊生）台鉴，顷接通丈（指陈叔通先生）信，知长者于危险之下为葵理故书，感惶无地⋯⋯今岁私人物故，私计不再购书，并拟将难得之本，一为整比捐人可以共信之图书馆。”信中不但表达其对张元济冒险为其整理藏书之举的感谢，还表明创建图书馆的想法亦由此而萌生。
合众图书馆于1941年落成，共收藏捐赠之书二十二万册，藏书之富、门类之多，“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张元济语）。在顾廷龙的主持下，合众图书馆很快成为继东方图书馆之后又一个上海文化名人的聚会之所，时常到馆人中有胡适、秉志、钱钟书、马叙伦、冯其庸、蔡尚思、章鸿钊、林志钧、刘恒等。
顾廷龙担任图书馆馆长职务长达六十年，这在图书馆事业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特例。
以上摘自图书馆报《故事｜合众图书馆的前世今生》一文。
这是2017年9月我正在接受上海电视台《海派真生活》栏目组采访时巧遇范先生，于是在合众图书馆的顾廷龙纪念馆门前合影。
这是当时拍摄后播出的节目内容，可以看到范先生与我一起出镜的画面。
再次鸣谢在本次写作中提供相应帮助的范范老师、范国强先生、徐大纬老师、朱佳莉小朋友。
关于叶公馆周边我还写过：巨富长地区、#老寿眼中的上海#圣乔治花园及其他、#老寿带你兜马路#长乐路、#老寿带你兜马路#延庆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