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企业难管文化人

昔年，过往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人不计其数。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林林总总的角色，先后供职商务编译所者有章锡琛、茅盾、蒋梦麟、陈布雷、谢六逸、郑振铎、叶圣陶、竺可桢、周鲠生、陶孟和、顾颉刚、范寿康等等，一时间有才华有作为者云集，却是去留频繁。张元济的人事管理办法即“五年前之人才未必宜于今日”，“今日最适用之人，五年十年之后亦未必能适用”，人员使用不过五年，其才尽，勤换之，否则熟能生巧，巧易生俗。

另一方面，企业过度量化，未按文化特征管理文人，难免引来冲突，反权威者为之不适。顾颉刚与其父论及职业选择时云：“男既多病，自必乞假，而馆中又须扣薪，故馆中职务亦与男体不宜。在此总不得安心。”当规则遇到人性，人性让步，茅盾回忆录中更有具体所指：“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个章程，全年除了星期日，阴历过年有两天休息，此外无假期，生病也算请假。自然没有事假。可是每年有一个月的额外休息。”

出版机构当为思想而存在，然既为企业，首在生存，次在发展，赚取利润理所当然。布迪厄认为，文化尽管不被认为是一种利益，却是一种特定的资本。行动比思考重要，完成比完美当紧，企业奉行者也。于文人员工角度，却未必理解。过于期待别人，入职前期许甚高，以为将来成就，未可限量，入职后方知不过尔尔，薪水虽稳，督责甚严，难免生出怨言来，郑振铎便称：“商务是靠教科书赚钱的，我们替资本家编教科书，拿的薪水只有一百元左右，而为他们发的财至少有一二百万，我们太吃亏了！我们应当自己经营一个书店，到力量充足的时候也来出版教科书，岂不是我们的一切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不平之气，郁结于怀，不愿受此鸟气者，仰天大笑，流星散去，思想者岂容囚心，且用出走维护了最后的自尊。同期的几家出版机构，如中华、世界、大东、开明等，骨干大都来自商务。茅盾以秋毫小楷递交《小说月报》主编辞呈时，馆方恐其另立门户与之竞争，遂挽留仍在编译所工作。而多数人则没有捍卫梦想的意气，也没有实现理想的能力，耻不能自食，治生尚难，何言治学。退而求其次，养家糊口要紧，月供不足，年计有余，至少这里从不欠薪。

晚清科举废除，促使传统士人向现代文人转变，由人生首选而人生多选，职业市场取代学官体系，成为文人生存的主场域。商务是最早的践行者，也探索者，其间难免有所不周。

淡泊自守，躬耕自给，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文人状态大致如此。出版企业非文人做学问之所，选择学术为终身大事者勉为其难，否则精神不专，两厢耽搁。刻板的管理制度，使之难免受到拘束，当制度与个人志趣冲突时，压制感加倍强烈。回家的行李再多，也不觉得重，替他人搬运，则倍感疲劳。

人是万物的尺度，学人则更是以自己为尺度，西村贤太在《苦役列车》中说：“知识分子见到比他们学历低下的人，往往会误以为他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是一样低下，所以在面对‘低下’的人时，就会怀抱一种‘我绝对没有错’的劣根性。”一切优先政策，都是企业的隐患，商务管理者知其然，宽汤窄面，厚待人才，但仍须遵照制度执行。人多问题多，局面大问题也大，折中办法便是以一把制度的尺子，一量到底，不再另有眷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