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琐忆：那本《唐诗三百首》
这一辑《故乡琐忆》主要是写的1964年夏我高中毕业回到故乡至1968年夏离开故乡去新疆谋生这阶段的经历和见闻。1964年已经大力实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我没能和同学们一起去大巴山中插队，而是回到故乡务农。不过我还是享受了当时政府对下乡知青的优待，每月由粮站供应30斤大米，时间好像是9个月。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想应该专章交代一下这几年中我与书籍文字的关系。
非常遗憾的是，回到故乡后我就完全中断读书学习了。
一是没有时间。一年四季，每天每天，早上、上午、下午都要出工。即使是雨天，生产队也会把妇女们集中到保管室剥桐子、筛选粮食种子什么的。节假日中，只有除夕那天下午和春节那天上午可以分别放假半天。平时需要赶场买点油盐百货的，临时向生产队长请假。所有人这样没明没黑地出工，生产的粮食却不够糊口，其中的原因也不完全是社员们磨洋工出工不出力，还包括做了很多无效劳动，比如在靠天吃饭的深丘地带改土造田、修蓄水堰塘；也做了许多义务工，比如自带粮食柴火到30里外的区上去修公路。虽然1966年上半年教过半年民办小学，48个学生，三个年级，一个老师，复式教学，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也只够应付工作了。
二是没有灯亮。那时，天不擦黑生产队不会收工。回到家要趁天未黑透抓紧时间做饭吃饭，煮猪食喂猪，实在来不及了才点一下煤油灯。至于晚饭后洗脸洗脚，剁第二天的猪草，都是在阶沿上院坝里微弱的月光星光下完成。为什么那么吝啬点油灯呢？因为没钱买煤油。我很准确地记得，那时公社供销社卖的煤油5分钱一两，一辆煤油刚好装满用蓝墨水瓶做的小油灯；供销社收购鸡蛋也正好5分钱一个，我曾多次一手拿着一个鸡蛋，一手拿着空油灯，到供销社去以物易物。所以，在提到我曾经短时间义务教过夜校时，特别强调点灯的煤油是生产队出的。到连一两煤油也买不起的时候，就点桐子。用铁丝将干透的桐子穿起来，点燃用于照明，虽然浓烟很大，亮度又弱，也聊胜于无吧。
三是大环境不包容。本来，我老家的乡民们历来是敬重知识和读书人的，祖上留传下来的规矩是，即使是一片废字纸，也只能焚化而不能随意污损。但那个时代的人变得粗野刻薄了，尤其对各类份子及其子女。贫下中农婶子大娘们嘲笑我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几句。比如，当时我的皮肤不好，遇冷遇灰尘会过敏起很严重的风疹块，她们就会毫无同情地讥笑：丫鬟生了个小姐命，变了泥鳅还怕泥巴糊眼睛……之类。可以想见，如果我让她们看见我捧一本书，那一定有更多生动形象的创造性话语在等着我。
当然，所谓“大环境”，上面所说其实只是小焉者也。这就要说到那本《唐诗三百首》了。一位高我一级的学兄，1963年考上一所名牌大学，分别时将一本清蘅塘退士编注的《唐诗三百首》送给我。他走后我在中学又呆了一年，但当时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解各种各样的数学题，没有读它。回到农村后，上面说过，更没有可能读它了。临去新疆，本已将它收入行囊，收到重庆同学来信，说，路上随时会有红卫兵严格检查行李，封资修违禁品一律不能带，又取出来交母亲保管。到了新疆之后，闲时很多了，就给母亲去信让母亲将它寄给我。母亲走了30里山路到区邮局去寄，一检查，那工作人员说：“不读毛主席的书，读这些封建毒草干什么？”不准寄。母亲还想央求几句，那工作人员神色严峻，说：“再啰嗦就没收了。”母亲只好闭嘴，又走了30里山路将书带回家中。后来老家日子越来越难，不仅没有吃的，也没有烧的。母亲上下工都背一个背篼，一片湿树叶，一把湿草根，都宝贝似的拾到背篼里。这些湿柴火柴点不燃，母亲就用我留下的几本书引火，其中包括那本《唐诗三百首》，它就这样一页一页化为了灰烬。
故事还没有完。1985年我回到重庆，同学们希望我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辗转找到一位年轻朋友，让她向《重庆日报》社正筹建的《重庆晚报》主编推荐我。年轻人很负责，主编也很给她面子，说那就见见吧。会见时，那位年轻的朋友在主编面前为我吹嘘，其中有一句就是“《唐诗三百首》人家倒着背。”主编表示同意接收，先办借调，三个月后正式调动。但是，《唐诗三百首》别说倒着背，顺着我还没有通读过呢。我最终没敢去《重庆晚报》报到。那位年轻朋友恼火我浪费了她的关系，嘲笑我说：“我读过你几首词，就那么顺嘴一说，你去了晚报，不过是做记者或者做编辑，人家真的会在乎你会不会背唐诗吗？”
我这一生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就对诗词有那么一点爱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出过一本集子。思想起来，有时也会遗憾，如果当年我冒险将那本《唐诗三百首》背去新疆了，或者母亲顺利给我寄到新疆了，在那些抱着小孩穷极无聊的长天白日，在那些大雪封门的漫漫寒夜，在自己记忆力还好的青年时期，应该会无数遍地读过那唯一的一本书吧？不说后来去不去重庆晚报，诗词创作水平是不是会比现在高很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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