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传统村落“失窃风”在蔓延，成文物窃贼“淘宝地”
保护好古村落，留住文化根脉
◆ “专家前脚走，毛贼后脚来”，入选古村落的村庄，往往成为文物贩子的淘宝地
◆ 位置偏远，村里多为留守老人和孩子，法律法规尚待细化，是失窃风蔓延的重要原因
记者/郭远明 袁慧晶
传统村落是我国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结晶。近年来，政府和民间都加大了对传统村落的重视和保护。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传统村落被关注后时常“遭劫”，这一现象成为保护过程中绕不开的“魔咒”。
传统村落“成名”易招贼
我国于2012年抢救性地启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经过４年努力，前三批2555个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并已初步建立指导和管理机制，获得中央财政平均每村补助300万元的保护扶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赵晖表示，当前传统村落快速消失局面已得到有效遏制，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将新增1602个村落。
江西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境内分布着近千个格局保存完整、历史风貌保存较好的传统村落，时间跨度从宋代到近代。近年来，江西从保护机制建设、保护资金拨付、立法等层面，不断加强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发现，这些散落在乡间的传统村落大多距离县城三五十公里。因为地处偏僻，近年来不同程度地遭窃贼“光顾”。
在江西金溪县象山公园内的锦绣塔一楼展厅中，陈列着一块明代的镂空石雕《荷塘情趣图》。“这块石雕历经9年才追回，原本是一栋传统民居上的构件。”金溪县文广新局副局长王新景介绍说，虽然石雕并非文保单位上的构件，但其雕工精致、线条完美，在文物黑市中价格近十万元。
金溪县约有150余个传统村落、数千栋传统建筑，仅浒湾镇就有900多栋明清建筑。这些传统村落已沦为文物商人的“淘宝地”。据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徐国文介绍，2009年至2016年初，当地警方共破获相关盗窃团伙5个，实施盗窃行为近百次。
为斩断伸向传统村落的黑手，金溪县每年集中开展一次打击非法买卖文物、买卖古建筑构件的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目前，文物盗窃案件发案数由2011年的62起下降到2015年的6起。但徐国文说，由于取证难、周期长，“破获的案件仅是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专家前脚走，毛贼后脚来。”塔前彭家村村民理事会理事长彭松元说，他们村庄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后，很多专家、游客慕名而来，但也引来窃贼的觊觎。他介绍，塔前彭家村距樟树市区35公里，现存祠堂与古代民居30余栋。祠堂中，原有4块清代牌匾，如今只剩一块，许多古民居内的木雕家具、鎏金门窗也在陆续“消失”。
66岁的塔前彭家村村民彭义初说，今年5月看见有陌生人拿着一个东西在村里到处探，后来就发现祠堂地面被挖了个坑；当地一直有埋老物件镇宅的风俗，但失窃了什么谁也不清楚。而一些无人居住的老宅被盗，往往要过很久才能发现。
执法缺乏震慑力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传统村落成失窃“重灾区”，其建筑构件被肆意盗卖，甚至整栋房子被拆除或异地迁移。原因就在于许多传统民居仍处于执法“真空”地带。
江西省住建厅有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被依法纳入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保护和管理的，只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历史建筑。传统村落中能被纳入上述保护范围的建筑只有极少一部分。
“传统民居中的失窃物品不是文物，只能按照一般物品进行估价。估价也并非文物部门来做，而是物价部门。”宜黄县公安局政委黎明华举例说，比如一些祠堂中的柱础，从材料上看就是石头，估价远低于其在黑市上的价格。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表示，类似石磨、石水缸、雕花窗户、匾额等虽不是文物，但都是农耕文化的重要元素，一旦消失，传统村落的文化体系将不完整。
由于涉案金额达不到量刑标准，大多数偷盗古建筑构件案被按照一般盗窃行为处理。黎明华解释说：“涉案金额不足1500元无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传统民居的产权均为村民所有，公安机关只能依据损毁私人财物的严重程度，进行治安处罚。”
徐国文曾破获一个针对传统村落的盗窃团伙，先后偷盗20次，涉案金额８万多元，判刑最重的也只有三年零两个月。他去一个文物商人的库房追回失窃的构件，尽管满屋子都是疑似“赃物”，但除了拿回当地失窃构件，什么也做不了。“即使是文物，买方也能以自己不知情为由逃避处罚。”徐国文说，传统建筑构件往往都是异地销赃，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江浙沿海地区。
此外，文保建筑上的构件虽受文物法保护，但存在认定难问题。“文保单位上的建筑构件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文保部门在配合公安部门查案时，需要判断构件属于哪一栋文保建筑。”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徐长青介绍说，文物普查往往不会太细，只会对建筑整体、重要的匾额构件进行拍照登记，花窗、家具等构件较难进行比对。
记者调查还发现，受农村留守老人多以及地方经济水平限制，传统村落村民的保护积极性未能有效调动起来，村民保护有心无力。梁洪生说：“传统村落所在地区相对贫困，交通相对闭塞，因此，单纯地依靠村民不计成本维修古建，几乎不可能。”
在一些旅游业态相对成熟的传统村落，基层干部也坦言，能共享红利的往往是开发企业和少部分村民，而收益分配不均则可能引发村民不满。
在景德镇浮梁县瑶里风景区的瑶里村，许多在街头卖土产的老人告诉记者，村里真正赚钱的是那些在仿古建筑里开餐馆的，而住在老房子里的村民没什么收获。
亟须完善法律法规强化联动机制
“目前一些法规或多或少都涉及传统村落保护，应考虑出台细化的、专门的《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将未定级的传统村落民居纳入保护范围。”江西乐安县博物馆馆长陈小群说。
黎明华认为，法律法规“禁令”多“罚令”少，建议细化、量化惩处措施，使其发挥切实的震慑作用。金溪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吴泉辉说，可考虑将某一年代之前的传统建筑上的构件，视同于文保单位的构件，使得基层执法更易操作。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也成为各地呼声。一些受访者反映，部门执法依据不统一、权责不明晰成为办案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一些地方，曾出现县级文物部门认定的文物不被法院认可的情况；负责可移动文物的博物馆方面与分管不可移动文物的文化执法大队，在文物鉴定时互相推诿，不肯出具鉴定报告。江西宜黄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邵剑飞等认为，在基层警力和文保力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应加强统筹，明确各部门的权责范围，建立部门联动机制，对相关推诿行为进行追责。
传统村落开发后的村民参与机制也亟待建立。“原住民和古建筑是一个整体，让原住民来打造业态才能避免过度开发。”江西吉水县文物局局长叶翔认为，古村落的保护与开发不应由政府包办，但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据了解，江西目前部分景区已进行先行探索，让村民与旅游公司签约，出租祖宅后仍可在此生活，公司则负责房屋的修缮等日常管理。这样使得游客参观时不再是看一栋空荡荡的老宅。
梁洪生建议，村民初期的兴奋与认同，有必要转变并催生村庄内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宗族房派关系应正面被利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当中。同时，传统村落的开发红利共享机制需做到公平公正。近年来，金溪县在全县重点传统村落制定了《文化遗产保护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少传统建筑构件的私自倒卖行为。
呼唤“活态保护”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外流严重，一些地处偏僻、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空心化”严重，村落历史文化在加速消失。
“房子还需人来撑”。江西吉水县燕坊古村老支书鄢和年告诉记者，村里之所以能留下102栋清代建筑和13座牌坊，是因为90%的房子都有人居住。
但鄢和年担忧的是，十年、二十年后，当老人们离世了，谁来守护这些老宅子？“老人们喜欢这种冬暖夏凉的砖木房子，后辈们大多在村外找土地建水泥房了。”
旅游开发成为公认的传统村落发展路径，但一些地方改变特色村落固有风貌肆意改造，导致“千村一貌”，忽略了原有的地域风格。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梁洪生说，传统村落中的各式建筑是物化的旅游资源。这种资源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被严重同质化，让这些传统村落的“小历史”失去了特色化资源。
梁洪生注意到，许多传统村落在保护过程中“重物质轻文化”，留住了建筑却留不住传统。
抚州乐安县的流坑古村是首批“中国传统村落”之一，当地特色民俗丰富。其中，流坑傩舞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乐安傩舞的流派之一，小吹会则是江西省级非遗项目。流坑管理局文保办主任沈文介绍，为将这两大非遗传承下去，县里在2007年开过培训班，但培训结束后没能留住一个学员。“如今政府投入成立了表演队，队员平均年龄68岁。白教、有表演费，还没什么人愿意来。”
受访专家认为，传统村落保护亟待扭转“重物质轻文化”误区，同时健全“活态保护”支撑体系。从传统村落保护的规划入手，推动保护工作从“重物质”向“重文化”转型，健全成系统的、可持续的保护体系。
同时，加强传统村落中的非遗保护工作。梁洪生建议，可在申报中国传统村落文本中，明确要求“非遗”项目要有本村的真实传承人，以确保“非遗”项目的认定和“传承人”的保护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江西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了省级层面的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将于12月1日起施行。根据《江西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要求，要对古村落进行“活态”保护，明确县级政府为责任主体，进一步改善传统村落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把村民留住。同时，鼓励传统村落的居民以其所有的传统建筑、房屋、资金等入股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传统建筑所有人可以约定获得合理的收益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