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一位社会学家的呼吁：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
1931年元旦这一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文章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博士，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
那一年，吴景超刚满30岁，已经是国内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了。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吴景超是在中国“发展都市，实业救国”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呼吁“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也并不是希望大家只研究这一座城市，而是借由研究南京，阐明都市研究的意义、价值与方法。
通常人们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多书生之见，这话放在吴景超身上并不合适。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和官场历练，他对历史的洞察力，都有超越一般书斋型学者之处。
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
文 | 吴景超
来源 |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
图 | 海达 · 莫理循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南京呢？关于这点，我想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
第一，我们为满足“自知”的欲望，应当研究南京。自知有大小两种：知道自己的本身，只算小的自知；知道本人所隶属的团体，才算大的自知。我们南京的市民中，对于小我有自知之明的，大约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大我，——南京或中国——能够知道得透切的，大约还找不出来罢。缺乏大我的自知之明，乃是中国人很普遍的现象，譬如满洲，乃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这些做主人翁的，有几个知道满洲？我们如想知道满洲，非请教日本人不可，这便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证据。又如西藏，——中国人所著关于西藏的书，在出版界中找得到几本？大约我们如想知道我们的西藏，只有去请教英国人。此外，假如我们想知道一些关于新疆或外蒙古的事，恐怕要去请教俄国人，也许有人说这是边疆，对于边疆不清楚，不能算是我们无自知之明的证据，那么我们就谈内陆罢。几个月前，有位朋友，想到北平去旅行，他想先知道一点北平的社会情形，要我介绍一本书给他看。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出版界中，还没有一本讲北平社会状况的书。不得已，只好介绍他去看一位美国人做的《北京社会调查》。北平做过中国的都城，有数百年之久，但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把他的社会情形，作一种有系统的研究。回过来看我们的南京，情形正是一样。我们如想知道南京的经济状况，有书看吗？没有！南京的一切，我们看他如在五里雾中，只得到一点模糊的影象，说不出他的实在情形来。为帮助我们住在南京的，了解自己的南京，我觉得大家有研究南京之必要。
第二，我们如想改良南京的社会，也有研究南京的必要。我们的社会中间，有一种极可怪的现象，便是不究病源，不诊病况而随意开方的医生真多。譬如现在冬天到了，南京有许多慈善机关，都在忙着救济贫民的事业了。这个人开的药方，是施粥，那个人开的药方是施衣，某人说应该多设贫民工厂，反对他的，说是不如以工代赈。我们试把这些对于贫穷问题开药方的人，都请来聚在一起，问问他们怎样才算穷人，合于他们那种定义的穷人，南京共有多少，这些人为什么穷，用施粥施衣等法子去救济他们，能使他们变为不穷么。我想这些问题如发出去，他们一定要交白卷的，因为他们对于南京的贫穷问题，实在没有做过事实的研究。请这些没有研究过南京贫穷问题的人，来解决南京的贫穷问题，结果一定不会好的。我们不但在解决南京的贫穷问题时需要事实，其他如解决南京的卫生问题，住宅问题，娱乐问题等等，皆须有事实作根据，然后努力才有目标，不致枉费金钱与精力。所以为改良南京的社会起见，大家也有研究南京之必要。
研究南京，不是少数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一定要南京的市民，大家都来帮助。譬如调查户口一件事，假如在调查户口的那天，有一个人不肯合作，不肯说实话，户口调查的结果，便失却了正确性。调查的事，是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合作的。南京的市民，当然不能人人都加入调查的事业，但当调查者来调查时，人人都有供给他所能供给的事实，那么他对于调查的结果，便算有了贡献，这种贡献，是南京的市民，人人都能贡献的，也是他们应当贡献的。
至于研究事业的本身，我以为南京市中，有两种团体，应当担任下来。
第一个团体，便是市政府的社会局。我以为社会局中，应该有一部分的职员，是受过社会科学的训练，对于社会现象，能作探讨与研究的。他们的职务，只是把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形，一步一步的研究下去，把他们的结果报告出来。社会局应当有一种出版物，登载他们研究的成绩，上海的社会局，在这一方面努力的成绩，为他处的市政府所不及。我希望南京的市政府，不要让他人独美于前，应当设法与他们并驾齐驱。假如我们有一个专门研究南京的出版物同时又有一部分的人，以研究南京为专门的事业，那么几年之后，我敢说南京市民对于南京的认识，比现在要清楚得多。社会局如举办这种事业，我敢说南京的市民，一定与他表同情的。
第二个团体，应该担任研究南京的职务的，便是南京市中的大学。大学的职务，不但是传播旧知识，还要创造新知识，这是我们都承认的。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可在实验中去获得，社会科学的新知识，却非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亲身到社会中去寻求不可。社会便是学社会科学者的实验室，已经有欧美的大学替我们树立很好的榜样了。
凡是研究社会学的人，大约都读过蒲司的《伦敦人的生活及工作》。这部书是英国的一位学者，花了十八年的功夫，实地调查伦敦的结果。现在离这部书出版的时期，已有数十年，其内容难免陈旧，所以伦敦的经济学院，把蒲司的原作，订正及修改，出了一部《伦敦生活及工作的新调查》。伦敦的经济学院，因为设在伦敦，所以对于伦敦的社会，便加以深刻的研究。
这种办法，不独见于英国的大学。我们到过美国芝加哥的，一定都参观过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实验室。在那个实验室中，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社会的缩影。芝加哥大学对于芝加哥的研究，并不是一系的工作，乃是好几院好几系的工作。芝加哥地理系的教授，曾作了一本书，讲芝加哥的地理背景。经济系的教授，有一位研究芝加哥的工业，一位研究芝加哥附近的农业。社会学系的教授与学生，对于芝加哥的研究，最有成绩，现在发表的，已不下十余种，有的讨论芝加哥的自杀问题，有的论婚姻问题，有的论流氓问题，有的论犯罪问题，有的论侨民问题。他们这种研究，一方面使芝加哥人格外明了芝加哥，另一方面，给大学学生得到一种实地调查的训练，使他们知道研究社会科学，不只是听教员讲演，不只是读死书，是要用我们的脑筋与精力，去与实际的社会接触的。所以这种研究所发生的好结果，实在很多。
南京现在的大学，有中央，有金陵，此外还有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女子学院，其中都有社会科学的设备。我们希望这些学校中的教授与学生，除却读死书之外，对于活南京的研究，也要积极进行。据我所知，中央与金陵，对于南京的研究，现在已经开始了，希望他们不久有好的成绩给我们看。社会局与大学对于南京的研究，马上就可动手的。
除却这两个机关之外，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还有两种机关，也来作研究南京的事业。
第一种机关，便是学会。中国现在的学会，已经不少了。很多学会的总机关，都设在南京。这些学会的会员，少的有数十，多的有数百。他们都是以研究学术为目的，而且大多数都出有刊物，有的是周刊，有的是月刊，有的是季刊。我希望这些学会中有一两个，肯于假期内邀集一些同志，分工合作来研究南京，以他们的成绩，出一个南京专号。美国最著名的一个社会调查，名为匹兹堡调查，起初便是一家杂志举办的。这个例子，很可作我们的法式。
第二种机关，可以作研究南京的事业的，在中国还没有，所以我要借美国一个例来说明这种机关的性质。美国有一个地方，名克利弗兰，是美国第五个大都市。市中有一个信托公司，现在保管了一笔款子，数目已达到数百万，乃是克利弗兰的市民所捐的。他们捐出这笔款子，来促进调查克利弗兰的事业，以为改良市民生活的基础。捐款的人，都相信只有以事实为根据，然后改良的金钱，才不致白花，改良的精神，才不致枉费。所以他们想改良市中的教育，便先请专家来研究市中的教育情形，根据专家的报告，才定改良的方针。他们改良市中的司法制度，也是以研究为第一步。克利弗兰这种办法，南京人未尝不可仿效。许多的富翁，与其把金钱传给子孙去浪费，不如捐出一部分来，请负责的人保管，来作这种有益于社会的调查事业。
总之，南京研究的要旨，是毫无疑义的。我们都觉得这种需要，但是我们能否满足这种需要呢？这就要看大家的努力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