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前一位社会学家的呼吁: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

题图摄影:海达 · 莫理循

1931年元旦这一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中央日报》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文章的作者是芝加哥大学博士,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

那一年,吴景超刚满30岁,已经是国内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了。在中国社会学史上,吴景超是在中国“发展都市,实业救国”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呼吁“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也并不是希望大家只研究这一座城市,而是借由研究南京,阐明都市研究的意义、价值与方法。

通常人们认为,知识分子脱离实际,多书生之见,这话放在吴景超身上并不合适。他的实地调查工作和官场历练,他对历史的洞察力,都有超越一般书斋型学者之处。

20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选编的吴景超先生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也是吴景超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结集出版。本文即选自本书,谢谢吕文浩先生授权。

大家来作南京的研究

文 | 吴景超

来源 | 《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

图 | 海达 · 莫理循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南京呢?关于这点,我想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

第一,我们为满足“自知”的欲望,应当研究南京。自知有大小两种:知道自己的本身,只算小的自知;知道本人所隶属的团体,才算大的自知。我们南京的市民中,对于小我有自知之明的,大约不在少数;但是对于大我,——南京或中国——能够知道得透切的,大约还找不出来罢。缺乏大我的自知之明,乃是中国人很普遍的现象,譬如满洲,乃是中国的领土,我们这些做主人翁的,有几个知道满洲?我们如想知道满洲,非请教日本人不可,这便是缺乏自知之明的证据。又如西藏,——中国人所著关于西藏的书,在出版界中找得到几本?大约我们如想知道我们的西藏,只有去请教英国人。此外,假如我们想知道一些关于新疆或外蒙古的事,恐怕要去请教俄国人,也许有人说这是边疆,对于边疆不清楚,不能算是我们无自知之明的证据,那么我们就谈内陆罢。几个月前,有位朋友,想到北平去旅行,他想先知道一点北平的社会情形,要我介绍一本书给他看。我想来想去,觉得中国出版界中,还没有一本讲北平社会状况的书。不得已,只好介绍他去看一位美国人做的《北京社会调查》。北平做过中国的都城,有数百年之久,但还没有一位中国学者,把他的社会情形,作一种有系统的研究。回过来看我们的南京,情形正是一样。我们如想知道南京的经济状况,有书看吗?没有!南京的一切,我们看他如在五里雾中,只得到一点模糊的影象,说不出他的实在情形来。为帮助我们住在南京的,了解自己的南京,我觉得大家有研究南京之必要。

第二,我们如想改良南京的社会,也有研究南京的必要。我们的社会中间,有一种极可怪的现象,便是不究病源,不诊病况而随意开方的医生真多。譬如现在冬天到了,南京有许多慈善机关,都在忙着救济贫民的事业了。这个人开的药方,是施粥,那个人开的药方是施衣,某人说应该多设贫民工厂,反对他的,说是不如以工代赈。我们试把这些对于贫穷问题开药方的人,都请来聚在一起,问问他们怎样才算穷人,合于他们那种定义的穷人,南京共有多少,这些人为什么穷,用施粥施衣等法子去救济他们,能使他们变为不穷么。我想这些问题如发出去,他们一定要交白卷的,因为他们对于南京的贫穷问题,实在没有做过事实的研究。请这些没有研究过南京贫穷问题的人,来解决南京的贫穷问题,结果一定不会好的。我们不但在解决南京的贫穷问题时需要事实,其他如解决南京的卫生问题,住宅问题,娱乐问题等等,皆须有事实作根据,然后努力才有目标,不致枉费金钱与精力。所以为改良南京的社会起见,大家也有研究南京之必要。

研究南京,不是少数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一定要南京的市民,大家都来帮助。譬如调查户口一件事,假如在调查户口的那天,有一个人不肯合作,不肯说实话,户口调查的结果,便失却了正确性。调查的事,是要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合作的。南京的市民,当然不能人人都加入调查的事业,但当调查者来调查时,人人都有供给他所能供给的事实,那么他对于调查的结果,便算有了贡献,这种贡献,是南京的市民,人人都能贡献的,也是他们应当贡献的。

至于研究事业的本身,我以为南京市中,有两种团体,应当担任下来。

第一个团体,便是市政府的社会局。我以为社会局中,应该有一部分的职员,是受过社会科学的训练,对于社会现象,能作探讨与研究的。他们的职务,只是把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形,一步一步的研究下去,把他们的结果报告出来。社会局应当有一种出版物,登载他们研究的成绩,上海的社会局,在这一方面努力的成绩,为他处的市政府所不及。我希望南京的市政府,不要让他人独美于前,应当设法与他们并驾齐驱。假如我们有一个专门研究南京的出版物同时又有一部分的人,以研究南京为专门的事业,那么几年之后,我敢说南京市民对于南京的认识,比现在要清楚得多。社会局如举办这种事业,我敢说南京的市民,一定与他表同情的。

第二个团体,应该担任研究南京的职务的,便是南京市中的大学。大学的职务,不但是传播旧知识,还要创造新知识,这是我们都承认的。自然科学的新知识,可在实验中去获得,社会科学的新知识,却非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亲身到社会中去寻求不可。社会便是学社会科学者的实验室,已经有欧美的大学替我们树立很好的榜样了。

凡是研究社会学的人,大约都读过蒲司的《伦敦人的生活及工作》。这部书是英国的一位学者,花了十八年的功夫,实地调查伦敦的结果。现在离这部书出版的时期,已有数十年,其内容难免陈旧,所以伦敦的经济学院,把蒲司的原作,订正及修改,出了一部《伦敦生活及工作的新调查》。伦敦的经济学院,因为设在伦敦,所以对于伦敦的社会,便加以深刻的研究。

这种办法,不独见于英国的大学。我们到过美国芝加哥的,一定都参观过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实验室。在那个实验室中,我们可以看到芝加哥社会的缩影。芝加哥大学对于芝加哥的研究,并不是一系的工作,乃是好几院好几系的工作。芝加哥地理系的教授,曾作了一本书,讲芝加哥的地理背景。经济系的教授,有一位研究芝加哥的工业,一位研究芝加哥附近的农业。社会学系的教授与学生,对于芝加哥的研究,最有成绩,现在发表的,已不下十余种,有的讨论芝加哥的自杀问题,有的论婚姻问题,有的论流氓问题,有的论犯罪问题,有的论侨民问题。他们这种研究,一方面使芝加哥人格外明了芝加哥,另一方面,给大学学生得到一种实地调查的训练,使他们知道研究社会科学,不只是听教员讲演,不只是读死书,是要用我们的脑筋与精力,去与实际的社会接触的。所以这种研究所发生的好结果,实在很多。

南京现在的大学,有中央,有金陵,此外还有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女子学院,其中都有社会科学的设备。我们希望这些学校中的教授与学生,除却读死书之外,对于活南京的研究,也要积极进行。据我所知,中央与金陵,对于南京的研究,现在已经开始了,希望他们不久有好的成绩给我们看。社会局与大学对于南京的研究,马上就可动手的。

除却这两个机关之外,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还有两种机关,也来作研究南京的事业。

第一种机关,便是学会。中国现在的学会,已经不少了。很多学会的总机关,都设在南京。这些学会的会员,少的有数十,多的有数百。他们都是以研究学术为目的,而且大多数都出有刊物,有的是周刊,有的是月刊,有的是季刊。我希望这些学会中有一两个,肯于假期内邀集一些同志,分工合作来研究南京,以他们的成绩,出一个南京专号。美国最著名的一个社会调查,名为匹兹堡调查,起初便是一家杂志举办的。这个例子,很可作我们的法式。

第二种机关,可以作研究南京的事业的,在中国还没有,所以我要借美国一个例来说明这种机关的性质。美国有一个地方,名克利弗兰,是美国第五个大都市。市中有一个信托公司,现在保管了一笔款子,数目已达到数百万,乃是克利弗兰的市民所捐的。他们捐出这笔款子,来促进调查克利弗兰的事业,以为改良市民生活的基础。捐款的人,都相信只有以事实为根据,然后改良的金钱,才不致白花,改良的精神,才不致枉费。所以他们想改良市中的教育,便先请专家来研究市中的教育情形,根据专家的报告,才定改良的方针。他们改良市中的司法制度,也是以研究为第一步。克利弗兰这种办法,南京人未尝不可仿效。许多的富翁,与其把金钱传给子孙去浪费,不如捐出一部分来,请负责的人保管,来作这种有益于社会的调查事业。

总之,南京研究的要旨,是毫无疑义的。我们都觉得这种需要,但是我们能否满足这种需要呢?这就要看大家的努力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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