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锐泉 ：彩笔绘就的明清城市肖像与生活图景——评胡晓真著《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

身居古代的著名城市，似乎很容易让人油然产生惬意满足之感。南宋时吴自牧就深深慨叹，“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吴自牧《梦粱录》卷四《观潮》，载于宋孟元老等著《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周峰点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西湖的旖旎风光孕育着才子佳人的曼妙故事、词人骚客的汩汩文思，而东边的钱塘江潮，则以其壮丽威武的声势，召唤着天下的热血男儿。

《梦粱录》

作为成书于1275年的笔记名著，《梦粱录》二十卷中，前六卷依照时令顺序，分别介绍了从正月、元旦、立春直至腊八、除夕夜的杭州习俗。这些佳节的到来，对于一众居民意味着什么呢？用书里的话来说，“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

可见无论身处哪个社会阶层，无论贫穷抑或富有，谁也阻止不了你饱蘸热情地参与、享受节日里的活动、仪式、风光、食物、气氛……

所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盛。在传统文化迎来复兴的时代语境下，古人的许多节庆礼俗得到传承，而其真实生存的城市生活的各个侧面，也正愈来愈引起当下的关注与重视。

2019年7月台湾“中研院”胡晓真研究员在南京的译林出版社，所推出的新著《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一书，正可以在此背景之下进行观看体认。

《明清叙事文学中的城市与生活》，胡晓真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作为丁帆、王尧主编《大家读大家》丛书第二辑的一种，该著的基本内容除《后记》外共分为七章。分别是：第一章《夜行长安——明清叙事文学中的长安城》，第二章《声色西湖——“声音”与杭州文学景味的创造》，第三章《开封士声——〈歧路灯〉的儒者叙事》，第四章《城市身世——劫余心理与城市志书写》，第五章《离乱杭州——战争记忆与杭州记事文学》，第六章《两京梦忆——〈林兰香〉的拟真世界》，以及第七章《北京日用——〈儿女英雄传〉的满汉交会》。不难看出，相关章节标题的拟撰渗透着匠心巧思，也正和此书扎实的文献材料、绵密的文本解读相映生辉。

通读全书，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点突出的印象：

一、胸怀城市性格，在读解阐释诸如小说、弹词、笔记、城市志等叙事文类的基础上，深细勾描西安、杭州、开封、南京、北京等古代都市的“肖像”；

二、研究由实入虚，下沉到文本编著者、评点者与读者的文士心理层面，并不停留在生活真实形态的呈示，更进而发掘后代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

胡晓真教授

三、方法灵活多样，通过脉络式考察，来给研究对象定位，通过引入异同比较，来彰显特点价值，论述中还注意质疑挑战学界旧说陈见，有理有据地表达新的看法。

在该著为读者擘画的城市文学版图中，唐代都城长安因其政治寓意，在明代小说中充当隐喻和象征；杭州吸纳了西湖而成为整体的城市美感意象；以明代开封为时空场景的清代长篇《歧路灯》，其中的叙事声音，不仅是道学家苦口婆心的“士声”，还有喧嚣的、阅世的“市声”；《林兰香》在北京之外，设置了隐性的叙事空间——南京，由此得以充分发挥易代兴亡的感怀；《儿女英雄传》专讲忠孝节义的文本表面之下，其实包含着“北京”与“外省儿”的城乡对照……

城市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如何？在第二章《声色西湖——“声音”与杭州文学景味的创造》开篇《前言》部分，著者交代了自己的研究思路。由文学的角度阅读城市，就是不同于史家的眼光与关怀，而着重探索城市生活如何影响文学的创作，文学又如何呈现城市生活，响应城市经验，如何运用城市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意象来构筑文本，并塑造城市的概念。

清刊本《西湖梦寻》

紧跟的一节，著者便作出示范，由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的感官经验，乃至城市居民的心理特质与观想世界的方式，来考察杭州的城市性格。

萨特曾说词语是人的感官的延长，“他像感知自己的身体一样感知它们”（[法]让-保尔·萨特著，施康强译《什么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0页），这里胡晓真以袁宏道散文《雨后游六桥记》等篇章为例的阐析，恰能合于西哲的论旨。

这种以人喻城，突出研究对象之人格化与主体性的研究理路，在全书很有代表性。实际上，在后现代史学影响下，胡晓真文史互证的研究在此方面，足以表现出新的气象，也就是不满足于坊巷、建筑、节俗、饮食、服饰、卫生、旅行、体育等城市生活各方面世相的揭示，更深入到不同阶层的心理动向、情感依归、价值认同等主观表达，从而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充分发挥带有虚构想象特点的文学作品的认知与建构意义。

《武林坊巷志》

举例说来，第四章《城市身世——劫余心理与城市志书写》，就选取了太平天国战后记录杭州的范祖述《杭俗遗风》与丁丙《武林坊巷志》，分别视之为俗世化与文人化的类型，用以说明私人城市志的不同取向与趣味，不同文人面对“劫余”的心理运作方式，以及后来所导向的不同城市志书写的方向。

“里巷是城市的肌理，犹如文本的细节，而《武林坊巷志》便代表了对城市细节最大的认同……把杭州这城市当作文本来阅读，不放过字里行间的任何线索”——这段话恰恰道出研究者细读城市生活“文本”，尤其重视其中“文本细节”的法门妙谛。

具体地说，分析丁丙编纂《庚辛泣杭录》卷八所节录的许奉恩《转徙余生记》的过程中，西方叙事学的视角与方法，得到大量运用。如有关许氏第一人称的叙事模式和限知视角的论述，就有助于读者迅速掌握这一叙事形式特别、效果成功的篇章。

再看第七章《北京日用——＜儿女英雄传＞的满汉交会》，讨论的是本身作为叙事文学样本的长篇章回小说。研究者拈出婚礼中亲迎的若干细节，认为安老爷规定花轿进门，先拜天地祖先，实则具备特定的礼仪象征，其内涵是要规范人伦之始的夫妇关系，使之成为家族传承的基石，而非关男女枕席之私。据此得出结论，小说对礼的重视，应置于清儒的礼学脉络下思考。

聚珍堂木活字本 《儿女英雄传》

此例同时还提醒世人，要留心著者善于对讨论对象进行“脉络式”研究的一大特色。第三章《开封士声——＜歧路灯＞的儒者叙事》，旨在探索小说中叙事主体的发声位置，以及此一位置与思想认同、城市生活两种脉络形成的多边关系。

前述第四章的第二节，也是将《武林坊巷志》放在以“坊巷”这种城市小单元为记载重点的城市志脉络中来阅读。至于第六章《两京梦忆——＜林兰香＞的拟真世界》，同样兼有借推测作品产生于十九世纪而非清初的时代，重新考察清代小说史脉络的抱负。由此可以推源溯流，清晰擘画出对象的产生原委与发展进向，有助于给予其文化史或文学史的定位。

著者采用的第二种主要研究方法，自然非“比较”莫属。书中比较的要项，见于前述城市志的类型分梳，见于城市志《庚辛泣杭录》内部篇章的对读，又见于正史与笔记的记载异同，如同样是叙述吴越王钱镠的受封还乡、以歌抒怀，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吴越世家第七》与北宋钱塘僧人文莹之《湘山野录》相比，后者更有故事性与感染力。

申报馆刊本《林兰香》

当然，此种方法还出现在《林兰香》与晚清小说《兰花梦奇传》、与清代传奇《桃花扇》这样的同一或不同文类作品的考察之中。

在第七章局部的论述中，我们得以知晓，同属评话小说，《儿女英雄传》有别于《三侠五义》由众手根据说书人的演出增润而成，而是彻头彻尾的文人创作，我们也会心于同为爱说笑话的人物，《儿女英雄传》里的舅太太生动活泼、如闻其声，实则与《镜花缘》掉书袋的才女孟紫芝不同。是故，“比较”的思路方法贯彻在全书结构的大体与细部，具体有力地增强了阐析论述。

至于论者强调《林兰香》并非连通《金瓶梅》与《红楼梦》的链环，而成为十九世纪前期世情小说的代表，《儿女英雄传》的女主角十三妹婚后变为贤惠的何玉凤，并非不可理解的断裂，而仍旧遵循着经过礼教陶融后儿女又英雄的小说内部逻辑……凡此又折射出胡晓真坚持学术立场，质疑陈说公论，毅然倡导新见，衬托其卓然自立于学界潮流的风姿。

胡晓真《新思想、旧体例与不可思议之社会》

在全书的《后记》中，胡晓真“夫子自道”，介绍了她对“文学”、“城市”与“日常生活”论题的长期关注，开启于对其导师美国汉学家韩南(Patric Hanan)的追步，又根源于有关个人、历史与空间的兴趣。

联系到最近二三十年间，大陆文史学界同样逐步重视文学地理学、空间叙事研究、日常生活史等新的学术增长点，产生了诸如上海师范大学已故孙逊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双城书系”丛书这样的成果，那么，我们更能把握此书，遵循本位的同时兼具跨越学科，既立足前沿更引领未来的思想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