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 | 当爹又当妈的日子
夫人璘是位医生，又是儿童医院的医生。儿童的病情变化快，一点都疏忽不得，因此，自从1961年我与璘结婚，除了生病，她就没有完整地休息过一天，即便法定的休息日，或值完夜班，每天一大早都要去查房，大年初一也不例外。等查完病房，回到家里已是上午十点多钟。再加上经常参加农村医疗队，每次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而参加中国医疗队去阿尔及利亚，竟一去就是两年半。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当爹的就不得不担负起当妈的职责。两个儿子也都习惯地把我当成他们的妈。因为自幼他们都跟我睡，晚上睡醒了要尿尿，总是叫“爸爸，尿尿。”带他们上街，也总是要我牵着手，一边一个。孩子这种恋父的感情，一直延续到成年，但这却苦了两个孩子。
璘工作忙，常常不在家，无法照料孩子。但她一回到家，总是忙里忙外，想给孩子们营造一个温暖的环境。我的工作也忙，特别是在担任学校领导工作以后，早上走的早，晚上回的晚，有时中午赶不回来，孩子们连饭都吃不上。有一次中午我没回来，龙龙就打开煤炉（用的是蜂窝煤灶），用冷水下面条吃，结果面条煮成了面糊。晚上龙龙问：“爸爸，你煮的面条怎么是一根一根的，我煮的怎么是糊糊？”我听了孩子的话，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龙龙比雷雷大三岁，龙龙上小学后，没有哥哥作伴，雷雷不想去幼儿园，每天送他去，都要哭闹一阵子。但我要赶时间上班，只好用胳膊夹着，把他送进幼儿园，每次进园时，他总眼泪巴巴的说：“爸爸，早点来接我。”但每一次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幼儿园的。我回来的晚，到幼儿园门口只有他一个小孩在老师的陪伴下等我来接。每当这时，老师总是批评我：“你工作再忙，也不能这么晚才接孩子啊。”这时我只有表示歉意，还能说什么呢？雷雷自幼体弱多病，得过肺门结核，肺炎，肝炎，急性肾炎，鼻炎，一生下来18天就得了乳腺炎开刀，所以他的姨妈们都戏譃地称他为“六炎”。
1969年暑假，我刚被“解放”（“ 文革” 中我被打成走资派受审查）出来，结核病吐血，就借养病的机会，回故乡一趟。当时璘在阿尔及利亚援外医疗队，我一个人带着雷雷，先到济南看望伯母，后到青岛看望大姨，再到烟台栖霞看望生母。
一路上雷雷都是病怏怏的，不想吃也不想喝，但精神挺好。在青岛大姨家，大姨做了好多海鲜，有虾仁包饺子，牡蛎炒鸡蛋，大虾，梭子蟹等等，都是好吃的，但他都不吃，大姨心疼地说：“孩儿啊，你什么都不吃，这饿死了可怎么办呢？”从山东回来时，顺路去镇江看巴山大姐，在南京转车时停留了两天，我就背着他爬中山陵，到雨花台，顶着大太阳捡雨花石。雷雷挺高兴，但他不多说话，只是玩自己的，想自己的，就是不愿吃饭。看着他那白净、清瘦的小脸，稀稀拉拉的黄头发，我真担心他活不长。
为了这趟山东、江苏之行，我遭到了儿童医院璘的众多同事的批评：“都是巴忠人不会带孩子，怎么把孩子带成这个样了呢！”其实我是想趁着养病，雷雷坐火车不买票的机会，带他出去看看，想让他活动活动，多吃点饭。
雷雷从小言语不多，喜欢小动物，勤俭，爱劳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什么东西都要票供应，因此他很少能穿上新衣服。他的衣服都是哥哥穿小了的，再请老阿公改改补补，所以他的衣服多是打了补丁的，但他从不计较。加之我们工资低，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才104元（我51块，璘53块），每月还要补贴璘家里15元（她弟妹多且年幼，仅靠其父一个人的98块工资）。这点工资维持日常生活都难（虽说我的父母都是高干，但我也从未开口要求过支援），根本谈不上营养保障。
雷雷看到别人家养鸡下蛋，他要我也买几只小鸡养着，我就在厨房的一角，买些工厂里剪下来的边角余料扎了个鸡笼，买了两只白莱克养着。自从有了这两只鸡，雷雷就有事干了。我们没有钱买饲料，他就每天提着个小篓子，到菜场去捡丢弃的菜叶子，回来再用刀切碎，用来喂鸡。每天烧过了的蜂窝煤灰都留下来，用来垫鸡笼。鸡一天天长大，两只鸡一身雪白，鸡冠红红，又高又干净，人见人爱。终于有一天，鸡叫声咯！咯！下了一只大蛋。雷雷高兴地大叫：“爸爸，鸡下蛋了！”全家人为这件事高兴了几天，都表扬雷雷的勤劳获得了果实。从此，雷雷没事做就蹲在鸡笼边，看鸡，等着鸡下蛋。别小看了这些鸡蛋，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这些蛋对增加他们小哥俩的营养，可是起了不少作用。
两兄弟虽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性格爱好差异不少。龙龙好学，好静，富有同情心，会体谅人，不喜欢动，耐受力很强。只要是给他一本书或一张纸，一只笔，他可以静静的看书、写字，一坐就是大半天，从不闹人。他厌恶猫狗之类，特别是怕毛虫、蚯蚓等。这一点和雷雷正相反，雷雷喜欢小动物，还经常拿毛虫、蚯蚓吓唬小朋友。雷雷脾气倔强，为此幼时挨了我不少责打。
中为巴南冈
记得有一次爷爷过生日，要到照相馆照张全家福，雷雷不喜欢照相，不知道为什么，他发起了牛脾气，就是不去。为了不惹爷爷生气，我连拖带拉把他拉到了照相馆。等照完回家，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就是不认错，我拿起一根竹棍，把他狠狠打了一顿，连竹棍都打裂了，他还是不认错。璘在一旁心疼地掉眼泪，也不敢拦。这是我打孩子最厉害的一次，至今想起来还心疼、后悔。
龙龙不同，他做错了事，一看到我发火，他就赶快认错，所以他从小就没挨什么打。他从小就知道体谅父母。记得有一年，他春芳姨妈放暑假从西安回家，带龙龙去玩。在8月的大太阳下，带他上长江大桥，从汉阳走到武昌，等回到家，满头都长了痱子，当天晚上就发炎成了脓包，脸都肿了起来，发起烧来。一个晚上我和璘守着他，喂水，擦药。这样的脓疮是很疼的，但他不吭一声，看着我们都守着他，不能入睡，他就安慰我们：“妈妈，我不疼，你们睡吧。”要知道，他还是一个孩子。
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夏天，那时我们住在胜利街楚善里，这是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堂屋，中间用板子隔成两小间，住了两家人。当时雷雷被外婆带到上海去看亲戚。晚饭后我和璘带着他去看爷爷奶奶，他不留神将茶几上的开水瓶碰倒了，一瓶开水泼在了只穿了一件小背心的后背上，我背起他就和璘往儿童医院胜利街门诊部跑，这么大面积的深度烫伤的疼是可想而知的，但在住院期间，他都忍着，很少叫疼，还总是安慰我们：“我不疼。”看着这么懂事的孩子，我们打心里感到安慰。
可是没有想到，在龙龙被烫伤的同时，雷雷在上海也被烫伤，是亲戚端着的一锅开水，被雷雷碰洒在后背上。当时老阿婆吓坏了，说：“雷雷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因此她没敢告知我们。直到雷雷伤癒，他们返汉，我们才知道。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兄弟竟在同时被开水烫伤，而且都在后背，这真是祸福相依啊。自幼至今，兄弟俩都至亲至爱，相互关怀，从小龙龙就知道护着弟弟，雷雷也是，遇到哪个同学欺负他，他就会威胁对方：“等着，我告诉哥哥，看他不揍你。”
1972年10月，我由学校调到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城建办当秘书，工作更忙了，经常中午不能回家，璘也是经常下乡巡回医疗，没办法，我只好早早起来把中午的菜做好，放在篓子里，挂在靠窗通风的地方，以免变质（当时没有冰箱），然后把米淘好，水放好，放在一个被我锯掉把手的小鋁锅里，然后再把这个没有把手的小锅放在放好水的大锅里，放在封好的蜂窝煤炉上，告诉龙龙，放学后打开炉门，等锅里的水开了煮半小时，饭就可以吃了。当时工资低，条件差，买不起瓷缸，只好采取这种穷方法。没想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些穷方法，不仅养成了孩子们勤俭朴实的品行，也培养了他们生活自理的能力。他们从小就会做饭做菜，这是生活逼出来的。
两个孩子最喜欢的是我休闲时带他们去散步和讲故事。每当夏天长江涨大水，晚上我就会带他们坐在大堤上纳凉，看水，看月亮，看星星，讲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的故事，教他们辨识星星，什么是天河，北斗星，牛郎星，织女星等等。他们静静听着，偶尔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
天热，屋里闷的不能住人，我们就早早的端着脸盆，下楼洒水占地方。我就把竹床搬到楼下马路边，等吃了晚饭，我们就下楼坐在竹床上纳凉，他们就依偎着我，听我讲一些民间故事，或者现编的故事，他们听到紧张时，就会紧紧依偎在我的身边。有时讲到悲惨的情节，龙龙会同情的轻轻哭起来。每当我讲故事时，邻居的小孩也都围拢过来。直到我宣布不讲了，要睡觉了，他们才离去。至今回忆起来，这些时刻是孩子们启动幻想的时刻，也是我和家人们在一起，身心得到充分放松的时刻。
在“文革”初期，我在武汉星火中学任副书记，白天我要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被罚劳动，只有晚上回到家里，才感到安全，温暖。那时雷雷还小，有一段时间我被关在学校里不能回家。有时晚上雷雷哭闹，只要璘说：“别哭了，造反派又要来抓爸爸了！”他就吓得不哭了。由此可想，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回想起那些又当爹又当妈的日子，我感到心疼，又感到安慰。心疼的是在那些艰难又困苦的年代，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没能给孩子们一个富裕的童年生活，使他们跟我们一起吃了不少苦。欣慰的是，我们作为父母，给了孩子们最大的温暖，使他们学会了生活，懂得了人生，从不让父母为他们操心。作为父母，我们还能要求他们些什么呢？
我说过，作为父母，给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一个好品行，一个好身体，一个学习的好条件。为他们今后踏上社会，在思想、健康、文化上打下好基础，至于将来到社会上，能不能有所建树，就全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和机遇了。这就叫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己啊。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解放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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