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新明丨元代文獻所見藏書分類與排序理論考析
元代文獻所見藏書分類與排序理論考析*
翟新明**
提 要：在《宋史·藝文志》與《文獻通考·經籍考》及見存於方志、金石的書院與引用書目外，元代並無綜合性藏書目錄見存。但從具體可考的元代文獻出發，仍可考察到元代書目與藏書制度中所存在的藏書和學術分類與排序理論，尤其是郝經為賈輔萬卷樓所作〈萬卷樓記〉中涉及到的九部分類法與其排序觀念，是對目錄學圖書分類排序理論的最早總結，也對明清以降的書目分類與排序觀念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詞：元代目錄學 藏書 分類 排序
中國古典書目中的圖書分類，往往與學術分類相連結，章學誠稱：「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1]已將目錄學與學術史相聯繫；周彥文著重提出中國古典目錄的分類採用的並非是西方式的「圖書分類法」而是「學術分類法」：「西方的『圖書分類法』是以『分類法』爲著眼點，學術分類是他們製定分類法的憑據；可是中國的目錄學家著眼點卻在學術分類，他們在架構學術系統時，理所當然的也架構了一套隸置圖書的系統。」[2]王錦民也指出：「在某種意義上說，古典目錄的分類，也是中國傳統學術的學科分類。」[3]都指出目錄學圖書分類與學術史的相關性。
明代以前見存書目，可由其具體的分類進行考察[4]，而已經亡佚的書目則多已付阙如，並原書序跋亦不存，至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鄭氏書目》七卷，解題稱：「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為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技，曰文，曰類。」[5]是在解題中記載其圖書分類，吉光片羽，亦足珍貴。在書目之外，其他古典文獻中涉及到的圖書分類體系與理論也值得注意，而因古典書目多為藏書目錄，其分類往往也與藏書分閣分櫃制度相關。至於元代，藏书、藏书制度、藏书部類劃分等直接相關，其藏書分類與排序理論，得以保留在部分序跋之中，在目錄學之外，尚有較大的研討價值，也可視為對此前目錄學圖書分類的補充與進一步延伸。
一、元代書目與藏書部類劃分考辨
除《宋史·藝文志》與《文獻通考·經籍考》外，元代見存書目並不多，張長華〈元代書目所知錄〉列有元代漢文書目三十五種，且區分官府藏書、學府藏書、私人藏書、史志、個人著述、版刻、徵訪、引書、戲曲、佛藏、道藏、導讀等目錄類別。[6]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元代部分著錄了九部私家藏書目錄，與張文所錄略有不同。[7]在張長華所涉及的各類書目中，其見存者，如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所附書目[8]，為修纂史書之時征引的各部文獻書目，《錄鬼簿》、《院本名目》為戲曲書目，馬祖常所撰《蘇伯修雜著目錄》爲個人著述書目，均為專科書目；綜合性藏書書目中，今見存者尚有《宋史·藝文志》與《文獻通考·經籍考》兩種，前者基本依照宋代四部官修國史藝文志，後者則主要源於宋代私家藏書目錄《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此外，如《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密州廟學所購士大夫書籍目錄》兩種，係存於金石，前者為版刻書目，後者為購書書目；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卷首所附〈書傳輯錄引用諸書〉、〈纂注引用諸書〉為引用書目[9]，本文不予涉及。另外，張長華還涉及到一部《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稱為導讀書目，但此書實為教育指導之作，其形制既非書目，也不得以書目視之。[10]
除以上諸目外，元代方志中尚存有少數引用書目與賜書、購書、藏書目錄，但往往不分部類，或僅涉及一級分類。[11]在此之外，元代官私書目均已亡佚，多數雖存自撰或他撰之序文，但均未涉及其部類設定與具體文獻，而僅僅是論述其藏書或撰作書目之事。如柳貫〈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稱：「汲郡張公……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而類次其目錄如右。」[12]僅提及四部，並無具體分類；黃溍為陸友所作〈陸氏藏書目錄序〉稱：「自經史傳記，下至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眾技之文，櫛比而鱗次。」[13]亦僅是泛論，所謂「經史傳記」、「權謀數術」、「百家眾技」，其實是概稱之詞，無關具體書目部類劃分。其中惟有莊肅《莊氏藏書目》，其目雖佚，但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七稱：「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14]知其部類分為十門，但是否即是陶宗儀所舉藏書之分類，仍可存疑。事實上，陶宗儀所稱不過是古人慣用之成詞，如唐韓愈〈毛穎傳〉稱毛穎：「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15]宋陳亮〈陳元嘉墓誌銘〉稱：「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黄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注，無不熟復而究切之。」[16]樓鑰〈高端叔墓誌銘〉稱：「故自天文地理、稗官小説、隂陽方技、種藝之書，靡不究極。」[17]實已包涵「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等類。至於元代，此類論述更多，如劉詵〈張處士性善墓誌銘〉稱：「君通究經史子集、山經地志、天文地理。」[18]柳貫〈馬仲珍墓誌銘並序〉稱：「精研經史，旁連諸子百家，下逮山經地志、謡俗方言。」[19]蘇天爵〈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稱：「公之學，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20]趙汸〈對問江右六君子策〉稱：「則上而秦漢以來帝王之制作，古文奇字之音訓，下而山經地志、隂陽醫卜、稗官小説之書，莫不淹貫。」[21]李繼本〈題獨菴外集後〉稱：「古之作者，著之六經，而散之九流百氏，與夫天文律曆、山經地志，下至稗官小説，紛紛籍籍。」[22]亦往往與經史並舉。至於古典文獻中「稗官」、「小說」往往並稱，目錄學中也從未出現「稗官」一類。可知在元人觀念中，「山經地志」、「醫卜方伎」、「稗官小說」往往並舉，實為一種延續前人的成詞論述，意指一類文獻之概稱，其出處多為墓誌、行狀，重在指稱所稱讚對象讀書涉獵甚廣，而非實際的書目部類劃分。陶宗儀論莊肅之語亦然。
但後世即有學者據陶宗儀之語而以為此類概稱為書目部類分類，如蔣元卿稱：「其分類於經史子集外，復有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說六目。書目則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別之。」[23]劉簡亦稱：「元莊蓼塘之《莊氏藏書目》，其分類，於經史子集外，復列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說六目，合為十類。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門標別之。」[24]李玉安、陳傳藝編《中國藏書家辭典》稱：「撰有《莊氏藏書目》，其分類於經史子集外，另有山經、地志、醫卜、方技、小說6目，加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以區別。」實際上是抄錄蔣元卿文而有所訛脫[25]，方建新、金達勝〈元代私家藏書考析〉對於莊肅此目的介紹則全襲自劉簡之文[26]。傅榮賢稱：「據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七載，莊肅自編有《莊氏藏書目》，該目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另列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說六目，合為十類，且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標誌。」[27]於蔣元卿文基礎上有所增益；又稱：「書法家陸友所編《陸氏藏書目錄》除經史子集四部外，另有權謀數術、汜勝虞初、旁行敷落、百家眾技之文。」[28]則將陸友的書目分類亦加指實。凡此均是後來治目錄學者不查，或徑引而未復核原書，致有失誤，尤當引以為戒。
二、元代藏書與分類排序理論之初創
儘管多數元代官私書目未能保存下來，其具體的書目分類亦無從考察，但與書目編纂密切相關的，是藏書樓及其藏書分類制度。此可以北宋《龍圖閣書目》與龍圖閣分閣藏書制度之間的關係為例，而分閣制度實際上影響到了書目編纂尤其是部類的設定，並對此後的國史藝文志與館閣書目的編纂產生重要影響。[29]最大的例證即在於龍圖閣中文集閣僅分別集、總集二類，而自《三朝國史藝文志》至《崇文總目》，乃至《兩朝國史藝文志》、《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四朝國史藝文志》，此類國史藝文志與館閣書目，均因之而未在集部設立楚辭類。[30]這是官方藏書制度對書目編纂產生的影響。
元代官修館閣書目未存，但亦可見此類影響。元王士點、商企翁所撰《秘書監志》卷六載至正二年（1342）五月，「准監丞王奉議道關，切謂古之書庫亦各有目，圖畫亦各有題，……若不預為，將經史子集及歷代圖畫隨時分科，品類成號，……合無行下秘書庫，依上編類成號，置簿繕寫，誠為相應。」[31]下並附各庫書之總數，其中在庫書分經、史、集、道書、醫書、方書六類，先次送庫書分經、史、集三類，後次發下書分經、史、子、集、法帖五類，續發下書分經、史、子、集、類書、小學、志書、醫書、陰陽書、農書、兵書、釋通[道]書、法帖十三類；其後又附有書畫，下復分法書、名畫等，以與圖書相區別。[32]余嘉錫據以推測：「元亦有圖書之簿籍，其體蓋如明之《文淵閣書目》。」[33]按《文淵閣書目》係分櫥著錄，以《千字文》為序，從「天」至「往」，凡二十號五十櫥，從其分類來看，既包括經史子集，也包含類書、韻書、姓氏、法帖、書譜、政書、刑書、兵法、算法、陰陽、醫書、農圃、道書、佛書、古今志等類目。[34]從王道關所謂「歲時分科，品類成號」及其所附類目來看，或亦如之。李萬康根據見存書畫中的「溫字編號」及黑水城出土檔案考證稱：「《秘書監志》卷六所謂『合無行下秘書庫，依上編類成號』的『號』字，指千字文編號無疑。」[35]是則元代秘書監所藏文獻，亦以《千字文》為序而分櫥排架，《秘書監志》卷六所錄之分類，當即是其分櫥分類之類目。此是元代官修書目受到藏書制度影響的表現。
私人藏書書目亦會受到私家藏書樓藏書分類的影響。汪惟正建有萬卷樓，冉南翔於至元四年（1267）所作〈萬卷樓記〉稱：「艤齋相公（即汪惟正）方妙齡，襲祖父爵任，於書尤篤好而寶藏之，凡遇善本，又極力收致。既而即府治東南隅隙地，摒瓦礫，剗蕪穢，因城闉建樓。列架於中，簽整排比，條為之目。經史子集，亡慮萬餘卷；圖畫、琴劍、鼎硯、珍玩橫列其間，皆希世寶。扁顏曰『萬卷』。」[36]知其圖書分類是按照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在圖書之外，尚有圖畫器物等，已不在圖書分類範疇之內。事實上，以經史子集與圖畫器物相並列，是古代典藏的慣例。宋初所建龍圖閣，於經典、史傳、子書、文集、天文五閣之外，尚有圖畫一閣[37]，所編書目除《龍圖閣書目》外尚有《龍圖閣瑞物閣瑞寶目》、《龍圖閣書籍圖畫目》[38]；據朱彝尊〈宋太宗書庫碑跋〉所載，宋太宗之書庫在書籍之外，亦包含了圖譜書扇之類[39]，知為宋代通例。趙庶洋稱：「書目中將圖畫列為一類單獨著錄，雖然不是《龍圖閣書目》的創舉，但是在此前書目中也並不多見。唐代韋述的《集賢書目》最早採用這種做法。集賢院為唐代宮廷中一處重要的藏書機構，與宋代龍圖閣的地位類似。集賢院藏書，池田溫在〈盛唐之集賢院〉一文中，據韋述《集賢注記》的記載推測在經、史、子、集四庫之外，有單獨的圖書一類，這種情況應該也反映在了《集賢書目》中。」即注意到藏書制度與分類之關係。可知此一類例，淵源甚早。[40]元代《秘書監志》亦於圖書之外別附書畫。圖畫、器物與圖書同列入書目，其源起即在於藏書樓之同時陳列圖書與圖畫、器物。
在汪惟正之外，賈輔亦建有萬卷樓，其藏書則分為九類，郝經為賈輔所撰〈萬卷樓記〉稱：
此文所載九類僅是賈輔藏書樓之分類法，見存文獻中並無賈輔編纂藏書目錄的記載，故未能知其目錄學觀念，但其藏書分類觀念可由此而考見。其區分九類，並未按照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而是打亂順序，按照尊卑源流重新排列，其所謂尊、亞、後、次、餘、下等，即是對於古代文獻尊卑源流的理解與理論建構。可以推測，如賈輔曾編有藏書目錄，極有可能會按照此九類進行著錄編排。
徐淩志主編《中國歷代藏書史》已注意到賈輔藏書分類法之特點，稱：「賈輔的藏書基本按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但也有許多不同，他以經部為中心，以及與經部主次關係而為九類，如：史部中歷代正史，他認為亞六經，集部中大部分著作，他認為『經史之餘』故各分一類，至於百家眾說、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和法書名畫，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分類法，其大部分都分在子部，小部分在史部，因為它們與經部關係甚遠，是『書之支流餘裔』，所以賈輔又將其各分一類。」[42]事實上，從郝经此文用「餘」之例，可知其所分實為經、史、集、書、藝五類。其中六經、傳注，相當於傳統經部，諸子即傳統子書為經之餘而次之。歷代史、雜傳記、諸儒史論相當於傳統史部中正史、雜史、傳記、史評等類，以其亞於六經，故次之於後。文集相當於傳統集部，則為經史之餘，又次經史之後。至於百家眾流、陰陽圖籍、山經地志、方伎術數等相當於傳統史部地理、簿錄，子部除諸子書之外的其他部類，則次於經史集之後。而書畫之作，以其為藝術之作，置於最末。這種以書籍尊卑而設置的部類劃定，實際上與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並無大的區別，而更接近於荀勖《中經新簿》的經子史集的劃分，從具體分類來看，也是對《七略》、《七志》、《七錄》等分類方法的借鑒。
更進一步考察，以往書目僅設置部類而未對部類排序進行理論闡釋。分類與排序是古代學術中兩個相互依存的重要觀念，以文體分類與排序為例，吳承學、何詩海曾指出類書的文體分類「表現了編者對文體譜系中不同文體特徵的認識，而這些經過分類的文體，在文體譜系中的序次安排，則體現了特定的文體價值觀」[43]，而文體類分必然涉及到文體排序。吳氏又稱：「在古人建構的文體大國裏，文體與文體之間並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各體之間有著尊卑、雅俗的等級之分。……各體之間尊卑、雅俗的等級界限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同樣存在著『越界』的相對性和可能性。」[44]指出在文體排序上存在著等級與越界的雙重情況。分類與排序體現於中國古代學術的方方面面，但就目錄學而言，古代書目往往關注到部類分合而忽視對部類排序理論的建構。《漢志》、《隋志》雖有各部類小序，但僅解釋本類、本部之設置及其內容，而未對部類排序規則進行過闡釋，至於《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等所存敘釋亦然；《舊唐志》、《新唐志》、《宋志》、《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遂初堂書目》與《通志·藝文略》等則小序並無，更無從揭示。其中如〈《七錄》序〉論列各錄名稱確定、〈《古今書錄》序〉總結各類著錄內容、《通志·校讎略》論部類，也都未曾揭示部類排序規則。
因此，賈輔萬卷樓中的書籍排列與郝經序文所揭示的部類排序規則及其解釋，實際上是古典文獻尤其是目錄學中首次對於圖書分類的各部類排序規則的理論性闡釋。傅榮賢稱：「所謂『六經則居上上，尊經也；傳注則居上中，後傳也』等等，又將圖書的等級在排架中揭示出來，其用心堪稱明明顯然。」[45]雖注意到其等級區分，但尚未能從目錄學史的視角發見賈輔分類排序理論的重要價值。
三、元代藏書分類排序理論對明清目錄學之影響
賈輔萬卷樓及郝經序文所揭示的對藏書部類劃分排序的理論總結，在明代有所繼承。陸深《江東藏書目》分書籍為十四類，胡應麟《經籍會通》錄其〈江東藏書目序〉：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錄經第一。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錄理性第二。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錄史第三。書作於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概曰古書，故錄古書第四。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錄諸子第五。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錄文集第六。四詩既刪，體裁益衍，案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錄詩集第七。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錄類書第八。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錄雜史第九。山經地志，具險易，叙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為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46]
胡應麟並對其部類劃分有所批評，而未曾注意到其價值實在於對部類排序的理論性闡釋。雖然對於具體的部類劃分及排序多有不同，但與郝經〈萬卷樓記〉相同的是，陸深此序亦對其部類排序提供了理論依據。與賈輔劃分的九類相比，陸深的劃分更為細緻，可以視為是對賈輔九類的進一步發展。事實上，賈輔與陸深對藏書部類的劃分，在目錄學史中的價值並不大，僅能充當宋代以降目錄學分類演變的材料，而其對部類排序的理論性闡釋才具有最重要的目錄學價值。在此之後，則要遲至《四庫全書總目》子部總敘才再次涉及到對部類排序進行理論性說明：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備，故次之以兵家。兵，刑類也，唐虞無皋陶，則寇賊姦宄無所禁，必不能風動時雍，故次以法家。民，國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農家。本草、經方，技術之事也，而生死繫焉，神農、黃帝，以聖人為天子，尚親治之，故次以醫家。重民事者先授時，授時本測候，測候本積數，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
百家方技，或有益，或無益，而其説久行，理難竟廢，故次以術數。游藝亦學問之餘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藝術。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觀者也。
《詩》取多識，《易》稱制器，博聞有取，利用攸資，故次以譜錄。群言岐出，不名一類，總為薈稡，皆可採摭菁英，故次以雜家。隸事分類，亦雜言也，舊附於子部，今從其例，故次以類書。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廣見聞，愈於博弈，故次以小說家。以上四家，皆旁資參考者也。
二氏，外學也，故次以釋家、道家終焉。[47]
所謂「尚」、「次」，實即指出子部各類的先後，並解釋其因由，可以視為是對元明書目部類排序理論的集大成，不過，《四庫全書總目》的理論總結也僅是限於子部，而未能如賈輔、陸深之涉及全部分類。朝鮮時代洪奭周《洪氏讀書錄》於各類下附有小序，最突出者是對子部農次於儒、醫次於農的說明，如「次農於儒，重民本也」、「次醫於農，重民命也」[48]，雖不同於《四庫全書總目》的次序與排序理論，但仍恐是效仿《四庫全書總目》而來。
總體來說，元代私家書目無存，無可考察其具體的部類劃分與文獻著錄，而從文獻所存其藏書樓之圖書分類，尚可見到其對於傳統部類的變革，尤其是郝經〈萬卷樓記〉中記載賈輔萬卷樓所分九類及其排序依據，首次對圖書分類排序進行了理論性總結，並對明清書目在部類排序理論上的繼續嘗試產生了重要影響。
*本文受湖南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明前書目之總集著錄研究」（項目編號：531118010249）資助。
**湖南大學文學院助理教授
[1]〔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卷1，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945。
[2]周彥文：《中國目錄學理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3。
[3]王錦民：《古典目錄與國學源流》（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99。
[4]明代以前見存綜合性書目，可參見翟新明：〈明前見存綜合性書目年表〉，《書目季刊》第53卷第3期。
[5]〔宋〕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8，頁236-237。
[6]張長華：〈元代書目所知錄〉，《山東圖書館季刊》1991年第3期。
[7]范鳳書：《中國私家藏書史（修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65-166。
[8]〔元〕袁桷：〈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3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712，頁140-146。
[9]〔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61冊，頁540-543。
[10]參見謝德雄：〈《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並非書目著作〉，《圖書館雜誌》1984年第2期。
[11]參見翟新明：〈明前書目之總集著錄研究〉（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8年），第三章第六節。
[12]〔元〕柳貫：〈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5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786，頁130。
[13]〔元〕黃溍：〈陸氏藏書目錄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9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卷939，頁72。
[14]〔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吳縣潘氏滂憙齋藏元刊本），卷27，頁12b。
[15]〔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26，第6冊，頁2717-2718。
[16]〔宋〕陳亮：〈《陳元嘉墓誌銘〉，鄧廣銘點校：《陳亮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36，頁476。
[17]〔宋〕樓鑰：〈高端叔墓誌銘〉》，顧大朋點校：《樓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110，第6冊，頁1892。
[18]〔元〕劉詵：〈張處士性善墓誌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2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685，頁109。
[19]〔元〕柳貫：〈馬仲珍墓誌銘並序〉，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25冊，卷801，頁414。
[20]〔元〕蘇天爵：〈元故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太子右諭德蕭貞敏公墓誌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40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卷1267，頁384。
[21]〔元〕趙汸：〈對問江右六君子策〉，《東山存稿》，卷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1冊，頁190。
[22]〔元〕李繼本：〈題獨菴外集後〉，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60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年），卷1877，頁995-996。
[23]蔣元卿：《中國圖書分類之沿革》（北京：中華書局，1937年），頁56-57。後再版均同。
[24]劉簡：《中文古籍整理分類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增訂版），頁52。
[25]李玉安、陳傳藝編：《中國藏書家辭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頁104。
[26]方建新、金達勝：〈元代私家藏書考析〉，《文獻》1996年第4期，頁210。
[27]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館學思想史》（合肥：黃山書社，2016年），頁272。
[28]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館學思想史》，頁272。
[29]參見白金：《北宋目錄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第二章第一節。
[30]亦可參見翟新明：〈宋國史藝文志及其集部著錄新變考析〉，《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八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頁119-120、131。
[31]〔元〕王士點、商企翁撰：《秘書監志》，卷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96冊，頁807-808。
[32]〔元〕王士點、商企翁撰：《秘書監志》，卷6，頁808-809。按「釋通書」疑為「釋道書」之訛，清嵇璜、曹仁虎等撰《續文獻通考》卷141〈經籍〉即引作「釋道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30冊，頁7）。
[33]余嘉錫：《目錄學發微》，《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34。
[34]據馮惠民等選編《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影印《讀畫齋叢書》本。
[35]李萬康：〈溫字編號考——兼論元秘書監圖籍庋藏關防與收儲流程〉，《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版）2018年第2期，頁70。
[36]〔元〕冉南翔：〈萬卷樓記〉，釋文見喬今同：〈元代石刻《萬卷樓記》考〉，《圖書與情報》1983年第2期，頁79。按：喬氏此文始發於《社會科學》1980年第4期，「圖畫」訛作「圖書」，今據前文。
[37]武秀成、趙庶洋校證：《玉海藝文校證（修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17年），卷18，頁872。按《玉海》卷163所引閣名、卷數同，但無具體小類，又圖畫閣注文稱：「一本作瑞物閣，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眾瑞一百一十三、雜寳一百九十五。」（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頁3104）知其亦列有器物。
[38]趙庶洋：〈宋景德二年《龍圖閣書目》考〉，《國家圖書館學刊》2014年第3期，頁109。
[39]〔清〕朱彝尊：〈宋太宗書庫碑跋〉，《曝書亭集》（《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原刊本），卷51，頁1a。
[40]趙庶洋：〈宋景德二年《龍圖閣書目》考〉，頁108。按：「圖書」，池田溫所引《職官分紀》、《玉海》等皆同，考其實際，當爲「圖畫」之訛。
[41]〔元〕郝經：〈萬卷樓記〉，李修生主編：《全元文》第4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130，頁310-311。
[42]徐淩志主編：《中國歷代藏書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237。
[43]吳承學、何詩海：〈類書與文體學研究〉，《古典文學知識》2014年第1期，頁121。
[44]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5。
[45]傅榮賢：《中國古代圖書館學思想史》，頁272。
[46]〔明〕胡應麟：《經籍會通》二，《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卷2，頁20-21。
[47]〔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91，頁769。
[48]〔朝鮮〕洪奭周：《洪氏讀書錄》，張伯偉編：《朝鮮時代書目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第8冊，頁4269、4271。
注：本文发表于《书目季刊》第54卷第2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翟新明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