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认知与价值——与陈瑞麟教授商榷
本文刊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年第1期，作者为王巍。
台湾中正大学哲学系陈瑞麟教授在《认知与评价》中提出：认知与价值具有核心、主导、内在的地位，透过认知与价值的中介，社会因素才能对事实的形成与科学的发展产生因果影响。陈瑞麟接受SSK强纲领中的因果性、无偏性、反身性这三项原则，但是坚决反对“对称性”原则与ANT的利益说明。而本文作者王巍认为：陈瑞麟的分析仅限于自然科学；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非截然二分，即使是“内在认知价值”也可能有其社会根源；虽然认知与价值在大多数科学案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不能必然保证如此；建构主义的正面意义在于，我们如何通过科学体制的公正性来捍卫科学的客观性。因此，本文倡导从“后科史哲”走向科学技术的“新史哲社”。
01
科学中的认知价值
休谟（David Hume）提出了“事实-价值”或“实然-应然”的二分，在很长一段时间大家普遍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或至少科学研究本身是价值中立的，科学的应用才会关涉价值。然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科学哲学家试图寻找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例如，鲁德纳 （Richard Rudner）提出，纯粹的科学家也需要做价值判断。亨普尔（C. G. Hempel）也在“科学与人类价值”一文中提出，科学家在做理论选择时需要价值判断。
当然，最著名的可能是库恩（Thomas Kuhn）的论文“客观性、价值判断与理论选择”。他提出：科学理论选择不存在客观的规则或证明。科学家接受或放弃一个理论或范式，这样的决定不能用“证明来解决”。其选择机制在于“说服的技巧，在没有证明情况下的论证与反论证”。因此科学理论的选择不是纯粹客观的，而是科学家根据价值观所作的决定。这样的价值包括：精确性（accuracy），是指科学理论导出的结论应表明同现有观察实验的结果相符；一致性（consistency），要求科学理论不仅要内部自我一致，而且与现有公认的理论相一致；广阔的视野（scope），理论的结论应远远超出它最初想要说明的特定现象或定律；简单性（simplicity），要求理论在数学上形式简洁，避免增加不必要的预设；丰富性（fruitfulness），理论应当产生大量新的研究结果。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推敲这些科学哲学家所提及的价值，如精确性、一致性、简单性等，其实严格来讲仍属“认知价值”。科学研究中是否必然包含社会价值，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02
陈瑞麟的《认知与评价》
台湾中正大学哲学系暨研究所的陈瑞麟教授，现任台湾科技与社会研究学会理事长（2012至今）。他在2012年出版了《认知与评价：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动力学》上下册，对科学理论与实验做出了非常完整的哲学分析。
《认知与评价：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动力学》
《认知与评价》共有5大目标：“（1）展示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历史存在某种模式，据以重建科学理论与实验的发展史。（2）建构一个说明理论与实验发展的动力模型。（3）提炼与精炼科学家推动理论与实验发展的思考模式。（4）提出'哲学性科学思考方法’。（5）争论认知与评价总是优先于利益，但仍为利益的角色留下位置”。
该书“企图建构一个科学理论与实验发展与演变的动力模型，一个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理论。它可以被总结成下列主张：（1）科学理论和实验的发展共享一个人类家族似的发展样式，即透过先行者（亲代）结构局部的修改而产生彼此间具有家族相似和歧异的后继者（子代）。（2）此发展样式的原因和动力是科学家对先行理论与实验作认知评价后、局部修改其内在结构、再发展自己的新版本而造成的。（3）模型媒介于理论和实验之间，必须透过模型来分析理论和实验的内在结构；（4）理论、模型、实验与世界两两之间的关系，可以透过结构相似程度的比较来进行认知判断；其比较方法是分析理论、模型和实验的结构成为组成局部，再比较先行者与后继者的对应局部的相似性来作判断；此方法为认知评价提供一个较客观的参考架构。（5）科学活动有发现、结构、发展（发育或发生）、变迁、社会环境、规范等多元向度，彼此在不同的脉络中互相关连，但不能被化约成发现脉络和证成脉络的二分架构上。（6）我们可以推荐新的认知评价来引导科学未来的发展。原因和动力的实然与认知评价的应然不断地循环互动。”
在本书中，陈瑞麟一方面承认社会因素在科学中的作用：“……科学家的认知评价也就是理论发展的关键动力……科学发展还有其它因素：理论与模释的技能（由理论与模型潜能来代表）、经验拘束、社会资源与社会拘束，一起构成一个因果机制，推动理论与模型沿着一定轨迹而发展。”
但是他明确提出，认知评价具有优先性：
“认知与价值”范畴相对于“利益、成规、权力、同盟、网络”等社会范畴而言，具有优先性。认知与价值具有核心、主导、内在的地位，透过认知与价值的中介，社会因素才能对事实的形成与科学的发展，产生因果影响。
我把陈瑞麟的认知评价总结为下表：
总之，陈瑞麟认为，成熟科学的知识与实践是由其内在结构形塑的；科学家的认知评价或认知判断是关键因素；其他不同类型的变迁，也可以透过内在结构的变迁来解释，其主要的动力仍然是科学家的认知评价。
03
陈瑞麟对SSK、ANT等的批评
陈瑞麟首先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强方案的理论架构有三大困难：（1）“旨趣”（Interest）概念的含糊和歧义；（2）强方案反身应用的困难；（3）事实是经验拘束，其建构来自经验的结构，不能被理解为成规。
布鲁尔（David Bloor）曾经提出SSK强纲领的四原则：因果性、无偏性、反身性、对称性。陈瑞麟赞同SSK强纲领中因果性、无偏性、反身性，但他反对“对称性”原则：“利益……是一个理论家族发展的社会资源，偶然被科学家取用，但利益并不是理论和理论家族发展的关键原因，利益的效果仍然必须透过个别科学家的认知判断来显现。”
其次，陈瑞麟对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提出批评：ANT的重点不是非人或物是否被排除或被纳入，而是认知因素与评价因素被排除。他写道：
社会建构论和ANT最大的缺失在于过度强调“科学行动者”（不管是人或非人）只是追求欲望的欲求者（wisher）和只重利害考量的算计者（calculator）；科学行为者还必须是想知道未知的探讨者（inquirer）和认知者（knower），不断进行好坏判断的评价者（evaluator）。
陈瑞麟还对朗基诺（Helen Longino）的价值理论提出了修正。朗基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专长于生物学哲学、社会认识论、女性主义哲学。曾任斯坦福大学哲学系主任、科学哲学协会（PSA）主席（2013-2014）。她提出“与境经验论”（contextual empiricism），主张我们要在具体与境中判断价值。她对比了女性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的科学价值：
但陈瑞麟仍然坚持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二分。社会价值包括：种族、道德、爱、人道、和平、民主等。他也折中地提出了“价值的功能论论题”：如果一价值在某个脉络中扮演认知的功能角色或可认用为认知的目的，则它此时是“认知价值”；如果该价值在另一脉络中能产生道德规范或政治效果的作用，则它是“道德或政治价值” 。
虽然有一些社会价值可以成为工具认知价值，但他坚持存在内在认知价值或核心认知价值：说明力（经验适当性）、准确、内在一致性、范围宽广、简洁、丰富、可落实性等等。
陈瑞麟据此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
“（N3）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最大的认知效益，则我们不应该把任何一个工具认知价值当成是选择理论时的唯一判准。”
“（N2）如果我们想得到最大的认知效益，则在理论选择时，我们应该考量理论在脉络中所相关的一切核心认知价值和工具认知价值，经过理性的权衡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益总量。”
“（N1）一个工具认知价值（一般的社会价值）之所以能产生认知价值的功用，唯若其所促进的核心认知价值大于其所悬置的核心认知价值，亦即其所实现的核心认知价值之总量是一个正净值。”
推导是从N3回溯到N1，不过在逻辑秩序上，则是N1蕴涵N2，N2蕴涵N3。
04
我的回应：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
我个人其实非常欣赏陈瑞麟的《认知与评价》，认为它在华语世界中对科学实验与模型提供了最早也是最完备的哲学研究。我本人也几乎完全赞同他书中的大多数论述，但是我不太赞同他的价值理论，以下试图提出一些反驳论证。
1. 旨趣的多样性
陈瑞麟批评SSK的“旨趣”概念太过含糊歧义，但实际上哈贝马斯（J. Habermas）在《知识与人类旨趣》一书中对“旨趣”给出过明确的区分：（1）技术认知旨趣（technical cognitive interest），是人类需要控制自然从而获得生存，它所对应的是“经验-分析科学”（empirical-analytic sciences）。（2）实践旨趣（practical cognitive interest），是人类需要沟通、互动和公共生活，它对应的是“历史-解释科学”（historical-hermeneutic sciences）。（3）解放认知旨趣（emancipatory cognitive interest），让人类从压迫力量（包括物质的、政治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等）中解放出来，它对应的是“批判优位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 sciences）。
《知识与人类旨趣》
笔者认为，恰恰是陈瑞麟对科学与旨趣的理解比较狭窄——仅限于自然科学，实际上限制了他理论的适用范围。在历史-解释科学或批判优位科学中，社会价值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
2. 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二分
陈瑞麟倾向于把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分开，尤其是承认存在“内在认知价值”。但笔者认为，内在认知价值也可能有其社会根源。例如，“精确性”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代社会并不是那么重要，因此古代科学知识往往偏重定性的研究，精确的定量研究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到了强调操控与改造自然的现代社会，精确性才变得日益重要，成为现代社会乃至现代科学的内在价值。
此外，有些价值可能同时起着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作用。例如在牛顿的力学研究中，“普遍性”既是认知价值，也有宗教价值的作用——他提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相信只要上帝存在的地方，引力就无所不在，他的自然哲学就是从现象来研究上帝。
最后，我们也能找到社会价值大于认知价值的科学案例。例如，有些生物学家因为担心一旦研制出可以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超级病毒，会带来极大的社会风险，因而自愿暂停H5N1禽流感病毒的研究。
3.科学的多样性
科林斯（Harry Collins）建议把科学区分为：常规科学，魔像科学（Golem science），历史性科学（historical science），反身性历史科学。常规科学是发展比较成熟、争议很少的，如物理学；魔像科学是往往在学科内部还存在争议的，如转基因研究。历史性科学是指一次性发生、很难做重复性实验的，如生态学；而反身性历史科学是指不仅是一次性发生，而且人类的参与有可能改变其现象，如气候变暖。
在此，我担心陈瑞麟的著作忽视了科学的多样性。或许常规科学往往是认知价值优先的，但是在其他科学中未必如此。陈瑞麟关注的主要是常规科学，例如他选取的科学案例主要来自于物理学与传统生物学。但是像转基因、干细胞等研究中，公众的广泛参与、社会价值的充分考量等，至少应该与科学家的认知与评价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此外，陈瑞麟不反对ANT应用于技术、发明和科技产品上有其合法性和适切性。那么，STS领域非常强调的“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是否可以适用ANT呢？
齐曼（John Ziman）
英国STS学者齐曼（John Ziman）还提出了“后学院科学”或“产业科学”的概念。如果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的“学院科学”行为规范是CUDOS（共有性、普遍性、祛私利性、原创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那么齐曼主张产业科学的行为规范将会是所有者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y）、定向的（commissioned）和专门的（expert），其首字母可以简写为PLACE。在学院科学中，认知价值通常是优先于社会价值的，但是在后学院科学或产业科学中是否仍然如此呢？《认知与评价》没有展开论证，笔者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4. 社会建构论的元意义
陈瑞麟的尝试其实很打动人心：我们确保认知价值的优先性、保障科学的自主性、尽量减少社会价值与利益考量对科学的侵蚀，那么我们就能有效捍卫科学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但笔者认为，社会建构论可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有其元意义：我们如何通过科学体制的公正性来捍卫科学的客观性？
对此朗基诺有所回答：要减轻对某种背景假定的主观偏爱之影响、把主观转化为客观，必须依赖于社群的互动，以及社群所建立的几个制度性的特征（或“制度性的规范”）。因此，朗基诺的努力很有启发性：我们不必担心科学的社会建制必然会带来相对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公正合理的社会建制反而有利于更好地捍卫追求创新、客观求实、批评怀疑的科学精神！
05
从“后HPS”到“新HPS”
陈瑞麟倡导“后科史哲”（post HPS，HPS是科史哲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的简称）。一方面，他承认，这是不同于传统“科史哲”之处。另一方面，他坚持认知价值优先于社会利益的考量，“科史哲”优先于“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这其实与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对科学史的理性重构非常相似的：科学哲学提供规范性的方法论，科学史家据此重构“内史”，从而为客观知识的增长提供理性说明……任何科学史的理性重构都需要经验的（社会心理的）“外史”来补充。
笔者在本文试图论证：（1）科学研究应该认知与价值优先；（2）在大多数科学案例中，认知与价值确实优先；（3）但我们不能预设科学研究必然认知与价值优先。（4）在原则上，我们应该对称地对待认知与社会！
因此，与陈瑞麟的“后HPS”相对，笔者希望走向科学技术的“新HPS”（new HPS），即科学技术的“新史哲社”（History,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它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上平等地从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多个侧面去研究、分析、批判科学技术，从而更好地理解与反思当代社会最为核心的驱动与变革力量。
作者简介
王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哲学系双聘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清华-匹大科学哲学暑期学院”中方主席，国际学术期刊Biology and Philosophy编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