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何要虚构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故事

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原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谓亭长曰:"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以上是司马迁所记垓下之战, 项羽“不肯过江东”的一段文字。南宋李清照更是为此写下了千古名诗《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关于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记载确实《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虚构。这段故事或许是属于文学描写手法,也或许是来自民间传说,总之司马迁未予确证而内心十分愿意认可, 于是他用那枝生花妙笔, 写成一段千古绝唱。但真实的历史事实应该是:项羽逃到乌江边, 无法渡江, 追兵蜂涌而至, 不得己自刎而死。

那么, 司马迁为何要作这种虚构这个故事呢?

众所周知, 司马迁因李陵一案而受到牵连, 遭受了仅次于死刑的宫刑。这对他是极大的耻辱, 这种内心的极大的痛苦, 在《报任安书》中说的很明白:“故祸莫于欲利, 悲莫痛于伤心, 行莫丑于辱先, 而诟莫大于宫刑。”这种奇耻大辱, 在司马迁的心中, 终于转化为一种复仇的心理。这种复仇是通过《史记》的著述来完成的。在司马迁的笔下, 汉家统治者受到贬损, 如写刘邦的虚伪、狡诈、残酷。《项羽本纪》中记载, 刘邦被项羽追赶, 他为了尽快逃命, 不惜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孝惠、鲁元推到车下, 还是滕公几次下车将两个孩子抱回车上。项羽以烹刘太公要挟刘邦, 刘邦说:“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若翁, 则幸分我一杯羹。”活脱脱一个无赖。诸如此类的记述不胜枚举。又如《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求神君仙人, 尊骗子李少君, 信少翁之巫术, 执迷不悟, 企图长生不死, 却屡屡被装神弄鬼的多路神仙欺骗, 揭露了汉武帝的愚蠢可笑。《酷吏传》写汉武帝任用酷吏, 信任惨无人道但善于窥测皇帝旨意的张汤、杜周等人, 对其他大臣则刻薄寡恩。《平准书》等则谴责汉武帝的横征暴敛, 等等。因为此, 《史记》在两汉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明帝曾下诏说:“司马迁著书, 成一家之言, 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 反微文刺讥, 贬损当世, 非谊士也。” 《后汉书·蔡邕列传》载王允语:“昔武帝不杀司马迁, 使作谤书, 流于后世。”此说一出, 对后世影响极大。

他往往从失败者身上看到自己的悲剧身影, 因而为这些人物作传时融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屈原贾生列传》。李晚芳《读史管见·屈原列传》:“司马迁作《屈原贾生传》, 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 满纸皆俱是怨辞。”

司马迁在对汉高祖刘邦的明讽暗刺的同时, 对项羽的描写却是充满了深切的同情与热情的歌颂, 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恶叱咤, 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项羽本纪》通篇文章情节起伏, 场面壮阔。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仍是垓下之战。

司马迁显然是为刻意完善项羽这一英雄人物的形象, 不惜对项羽生命的最后一刻, 做出了大胆的虚构。人固有一死, 或者壮烈, 或者平凡。显然在司马迁看来, 像项羽这样的顶天立地的英雄, 他的死不应该太平凡。于是他为项羽的死做了这样一种虚构。他认为这种行为方式符合项羽的性格, 也符合他的身份。

虚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种虚构不同我们今天的“戏说”。在不违反与改变历史真实的前提下, 司马迁对某些细节的描写, 明显采用了虚构的手法, 以期情节更为生动, 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韩信平齐后, 派使者到刘邦那里, 请求汉王刘邦立他为“假 (代理) 齐王”。“汉王大怒, 骂曰:‘吾困于此, 旦暮望若来佑我, 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 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 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 善遇之, 使自为守。不然, 变生。’汉王亦悟, 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 即为真王耳, 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 立信为王, 征其兵击楚。”在这段记述里, 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和“附耳”低语, 显然无人所见, 无人所闻, 而刘邦态度的转变, 也无人所见, 无人所闻, 可以断定为司马迁的虚构。有了这种虚构, 情节顿时生动, 人物性格顿时栩栩如生。读者如眼见其人, 耳闻其声, 有身临其境之感。

《史记》是史学著作又是文学著作, 所谓“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虚构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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