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广平被捕受电刑76天，周作人袖手旁观，晚年二人报上公开互撕！
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决裂之后，被撵出家门的鲁迅对弟弟一直恨不起来，寓居上海期间，仍密切关注弟弟的写作和生活，直到临终前还在读周作人的书，甚至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历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鲁迅与周作人
而许广平却没这么客气了，她对周作人的厌憎甚至是痛恨是公开的，60年代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称周作人为“汉奸”，周作人认为她如此怨恨自己，主要是由于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对许广平的配偶身份说三道四、有贬低之语，妇人之间的嫌隙连累了自己。
但许广平心胸开阔，与世俗女子不同，一辈子没有在乎过名份，连死后都不与鲁迅合葬，她对周作人的憎恨，主要是价值观不同，是由于她对鲁迅本人及其事业的极力维护，容不得来自近亲属的贬抑、伤害、打击和破坏。
1941年底，作为文化进步人士的许广平被抓入“日本宪兵总部”关押76天，受尽拷打、电刑甚至剥衣之辱，当时任汪伪要职并兼“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的周作人，却没有任何营救之举，持袖手旁观态度，颇令人心冷，而在许广平出狱后，他又以鲁迅原配需赡养的理由要卖掉鲁迅藏书，这更成为二人后来决裂的导火索。
鲁迅与许广平、周海婴
建国后，许广平明知周作人已经被没收了八道湾大宅他自己名下的产权，却与周建人一起将剩下的房产权也捐献出去，令周作人从八道湾几十间房舍的主人沦为其中两间小屋的租客，全家三代住一起，拥挤不堪，也的确有报复的意味。
鲁迅说过：“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许广平是鲁迅的信徒，并不主张随便宽恕，在她的内心里，一定是相信“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是能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
1、出任伪职期间，周作人曾营救过进步人士吗?
1945年10月6日，周作人等伪职人员被抓捕，关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
期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前来探监，告知已联系北大校长胡适、教授俞平伯等人为他集体呈词，要求法院从轻处置，周作人与胡适是老友，心中感动，当即含泪道谢。
1946年6月18日，沈兼士交上13位著名大学教授、作家签名的证明，表明周作人任伪职期间，曾有维护文教、消极抵抗之实绩，希望能从宽发落。
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次开庭时，周作人辩护称自己在校期间曾维护过地下工作人员，营救过北大教授杨永芳、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沈兼士、辅大秘书长英千里等人，并提供了相应的证人。
而法院调查后，认为杨永芳是周作人女婿，证词不足采信。沈兼士复函称：其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与家属均曾入狱，是否为周作人求情保释，不得而知。已到教育部任职的英千里也回信称：“二次被捕是否为周作人所保释，并无所闻”，因此，法院没有采信周作人“曾营救进步人士”的辩护。
沈兼士与周作人一向交好，也力主对周作人从宽处理，他对法院调查的回复应为实情，而周作人自辩时所举出的其他营救名单，也得不到证明。
周作人与妻子、妻弟
1938年至1943年，北大文学院的沙滩红楼沦为日本宪兵队本部，原负一楼印刷室成为“留置所”（拘留所），每日刑讯不断，半夜犹有惨呼之声在校园回荡。
红楼地下室里关押过很多燕大、辅大的进步师生，均被施以殴打、灌水、鞭笞酷刑，能活着出来已属幸事。当时周作人先后任伪北大文学院长、伪北大校长、伪教育总署督办，与这些被关的教授也有不少熟识，却未施以援手。
鲁迅评价他的二弟，只用一个字“昏”，却是说到骨子里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自认为有“曲线救国”之功，要找原北大校长蒋梦麟作证，说他之所以留在北平，未去西南联大，是由蒋梦麟当初指定他与马裕藻、孟森、冯祖荀四教授留下来保管北大校产，并且他任伪职期间，北大图书馆的书没有流失、还增加了不少，因此不但无过，而且有功。
但蒋梦麟是要他守校，不是要他去给日本人做事，周作人自认为当汉奸高官是为了保护学校，把变节一事说得轻描淡写，何其荒诞。
前去受审的周作人
后来，针对周作人所谓“维护文教、消极抵抗”的辩护，也有北京市民特地挂号寄来童话书《青姑娘的梦》给法院，以证明作序的周作人有奴化思想，给孩童强加奴化文化。最终，法院经过三轮审理、严格调查，认定周作人为汉奸，由于他年迈且无血案，仅判处其14年有期徒刑，没收除生活费外全部财产。
也就是说，周作人所谓任伪职期间“营救进步人士”，只是他在法庭上自我辩护的说法，找不到证人证据。
对于周作人抗战期间附逆的行为，他自己私下里的一句话也许有代表意义：“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虽然当了汉奸，但他的态度并不积极助恶，也不心存反抗，而是以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看“城头变幻大王旗”，缺乏家国意识，只想关着门在“苦雨斋”里过安静日子，或许，根子上因为他就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他“家兄”的热血与激愤。
2、许广平入狱时，周作人不曾施以援手
1941年12月15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7天，日本宪兵冲入位于上海霞飞路租界的许广平住所，将她抓入日本宪兵队总部，在这个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里，许广平不但被掌掴、殴打，还多次惨遭电刑，处境九死一生。
后来，许广平写下了《遭难前后》回忆噩梦般的76天牢狱生活： “滋滋声的电流，从电线走到马蹄形的铁圈上，走到贴肉的手腕上，通过脑神经，走到全身，个个细胞遭到电的炙烧，大小神经遭到电极的震晕……”
见她咬牙不肯交代抗日文化人士的名单，日本军曹甚至几次脱下她的衣服，只剩小衫裤，施以鞭刑。
前排为周建人、许广平、鲁迅
惨遭酷刑的许广平，脸上因挨打变得青肿，面目全非、两眼青紫有核桃那么大，大腿被踢，淤血结成累累硬块，全身有鞭打的血痕，两膝因电刑留下烧焦的瘢块，绝望之中，只能以意志求生。
而在生不如死的牢狱生活中，却没有周作人出手营救的记录，最终，1942年春天，许广平由鲁迅生前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保释回家，对这段经历，许广平是难以释怀的，抗战胜利后，她写成《遭难前后》一文公开发表，对于周作人只字未提。
当时，周作人已经是伪教育总署督办，算得上日伪高官，如果他真想救许广平出狱，并非难事，但他却无动于衷，因为在他心里一向看不起许广平，认为她根本算不上他的亲人。
近期自媒体文章中有人主张周作人曾营救过许广平，而这两个当事人却都没有交代此事，可见是空穴来风。
1945年周作人接受公审期间，曾把所有沾边的“营救名单”都一一列了出来，还遭到了名单上人士的否认，其中并无许广平的名字，而后来他晚年与鲍耀明的几百封通信里，力主自己曾对许广平有恩惠，却根本没有提及营救一事。
苦雨斋中的周作人
1944年，许广平听说鲁迅原配朱安因生活困难要变卖鲁迅藏书，当即写了口气恭敬的信给周作人，也只说自己在1942年春天生病、才断了给鲁瑞和朱安的生活费，表示抱歉，并感谢周作人维持朱安的生活，“俾将来继续清偿”，如果有营救之事，信中不会不写，甚至，她连牢狱之事都一字未提，只说自己当时是大病一场，可见二人之间的隔膜和不信任，又怎么可能出现周作人出手营救许广平的义举呢?
3、积怨已久，许广平在报纸上公开斥责周作人
周作人对鲁迅与许广平、周建人与王蕴如这两对夫妻的关系一直不满，听说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后，他曾公开发表文章嘲笑说“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去照例纳妾”，后又曾以朱安名义写信指责过许广平，也以妻子羽太信子口气说“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对于某女士（许广平）常有不敬之辞……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
更过分的是他写了充满侮辱口气的信给弟弟周建人，声称“王女士在你看得甚高，但别人自只能做妾看，你所说的恋爱自由只能存在于女子能独立生活的社会里。在中国倒还是上海男女工人掰姘头勉强可以拉来相比，若女子靠男人蓄养，还是只能算做妾……”
周作人曾说家中兄弟“多妻”，才导致手足不和，事实上，鲁迅很多年内都没有反抗过不幸的包办婚姻，为了大家族的和睦，他将只有夫妻名义的朱安也接到北京八道湾一起生活多年，直到鲁迅与周作人决裂后，才南下离开了大家族，与许广平自由恋爱；而周建人在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操纵下，喝醉后被与信子的妹妹芳子关在一个房间内，才变成事实婚姻，不久因羽太姐妹的排挤和经济压力，不得不放弃学业、南下谋生，娶了王蕴如。也就是说，手足不和在前，兄弟另娶在后。
刚搬到八道湾的周氏三兄弟，前排从左到右为羽太芳子、朱安、羽太信子
羽太姐妹出身女佣，却生活奢侈，婚姻更多是她们谋生的依靠，而周作人的名望成就远不如鲁迅，后来的社会地位也不如周建人，因此，以“纳妾”名义来贬低兄弟和他们的妻儿家庭，就成了周作人一再用来打击哥哥弟弟的利器。
1966年5月23日，81岁的周作人在日记写道：“下午偶阅许氏所作回想录第四章，记鲁迅事，意外的述原信中语云，请以后不要进后边院子里来，关于此事，雅不欲谈，乃许氏自愿一再发表，由此一语，略可推测全事矣，妾妇浅见，亦可哀也。昔记回想，但以不辩解为辞，今知亦可不必耳。”
“妾妇”，他对许广平的贬低与厌恶至老未变。
而这还不是许广平痛恨周作人的根本原因，周作人对鲁迅的贬低、不屑与损害，才导致了后来许广平写书发文对他公开指责。
鲁迅与许广平
早年丧父的鲁迅平生最爱二弟周作人，也最看重周作人，他依母命与朱安结婚后，决心这辈子不要自己的家庭与儿女，因此将周作人几乎视为亲子。
周作人到日本留学后，鲁迅与他同吃同住同读书同翻译，包办生活琐事，极力支持周作人成长，有段时间，周作人放松学业、接连几天没翻译完文章，鲁迅恨铁不成钢，甚至当着许寿裳的面给了他一拳。
周作人与打扫他们房间的女佣羽太信子恋爱后，鲁迅只得回国谋差事，来保障周作人夫妇在日本的生活，在北京工作十载，有了积蓄后，鲁迅又以自己的二千多元存款与变卖祖宅的一千多元在北京八道湾买下宅院，将周作人、周建人两家人接来同住，并将后院大房间让给有孩子的周作人，自己独居前院，而结果却是鲁迅带着母亲与朱安被逐出家门。
兄弟绝交之后，周作人对鲁迅一直冷嘲热讽不断，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笑话鲁迅的革命文学，攻击鲁迅“热衷于崇拜”，1934年，他在日本接受井上红梅采访时曾说：“家兄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之后，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但在创作上却没有拿出新东西。”即使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他在给鲍耀明的信中，对鲁迅的名望成就也是不以为然的。
大半生漂泊的鲁迅南下后在上海寓居十年，起居由许广平精心照顾，从而进入了创作上收获最为丰硕的时期，尽管当时内乱不断、鲁迅也没有固定职业，曾是学生会总干事、文才出众的许广平，亲自下厨、缝补、育儿，以自己的牺牲和奉献，为鲁迅营造了一个安定、温明的家庭，令鲁迅的才华和理想得以充分施展，这也是许广平最引以为豪的事。
也正因此，她无法容忍周作人以弟弟身份对鲁迅的文学成就说三道四。变卖鲁迅藏书之事，终成为二人矛盾爆发的导火索。
许广平与周海婴
连周作人自己也没想明白他与许广平交恶的前后因果，在给素未谋面的鲍耀明信中，一再声辩他与许广平“不曾有过意见”，猜测是羽太信子的言语得罪许广平，导致“迁怒”。
据地下工作者、《庸报》记者郭健夫（化名高炎）回忆，1939年至1942年间，作为地下工作者的郭健夫多次去探访周作人，希望他能辞去伪职，前往解放区，而周作人考虑之后，称他一来要抚养老母、大嫂和自己一家人，二来还“保存着鲁迅先生的大批手稿抄本”，如果走了，“这些东西势必要全部损失，万一损失了，这是无法弥补的。”
而1944年，却传出了鲁迅藏书要变卖的消息，许广平到处托人设法留下藏书。1946年，许广平来到北京，从周作人的学生、北平图书馆馆员宋紫佩那里得知，正是周作人下令让他将鲁迅藏书编成三期书目，拿到各大书店去卖，许广平愤怒不已。
建国后，许广平将鲁迅的全部藏书、北京的房产捐献给国家。
鲁迅在北京有两处房产，主要的是4千元购买的八道湾房子，曾立契约，三兄弟各占四分之一，鲁迅母亲占四分之一，房主为鲁迅，1943年，鲁迅母亲去世后，周作人利用职权把房主改成了自己，1946年他因汉奸罪被没收财产，八道湾前院被没收，周作人一家住在后院，后来，许广平和周建人将各自的产权都捐了出去，八道湾被充公，陆续搬入许多住户，变成一个混乱不堪的大杂院，周作人只能和其他住户一样，挤住其中两间，每月交租金。
此时的许广平与周建人社会地位高，自有住处，本来可以不必和周作人如此为难，但许广平对周作人衔怨已深，意在报复，而建国后，与鲁迅早就断绝关系的周作人突然改口称鲁迅为“家兄”，写了一系列回忆鲁迅的连载文章，结集为《知堂回想录》出版，也令许广平对其人品更加厌恶。
许广平与周海婴
为针锋相对，1959年，许广平出版《鲁迅回忆录》，曝光了八道湾兄弟失和的家事，与周作人公开翻脸，周作人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只得私下写日记和写信给香港的鲍耀明泄愤。
1963年，许广平更是公开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火炬·黎明·旭日东升》称：“鲁迅逝世以后，汉奸周作人在华北充当敌伪督办……有意毁灭藏书，企图以此来消除鲁迅影响。”文笔颇为犀利尖锐，周作人按捺不住，投书报社反驳，称朱安变卖藏书是由于许广平不付生活费，并拿出许广平1944年写的感谢信作为证据。
许广平的回信更不客气，说：“转来周作人信，知此汉奸年老仍火气十足，希免其罪恶之责，而来信未能一语反驳其出售藏书之事。……朱女士目不识字，如何能策划图书馆人来给她服务呢?”
一语中的，朱安卖书，背后定然有周作人的策划。正如许广平所言，建国前常“骂鲁迅”的周作人，建国之后却吃上了鲁迅饭，这是她更难以容忍的。
晚年周作人
鲁迅提倡以直报怨：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无疑，许广平是执行这意见的。周作人与兄长在价值观与理想的分崩、对兄长的忘恩负义、掠夺和贬损，令她对周作人痛恨入骨。
许广平对周作人的打击，或有显得激烈之处，而如果把许广平看成是鲁迅一生的维护者、鲁迅事业的经营者，二人的恩怨就绝不止是家事、妇人之见那么简单了。
而这是一心要过精致隐居生活、崇尚利己主义的周作人所不能理解的，他无法理解鲁迅的激烈，也看不明白许广平的较真，只得以一贯的讽刺口吻骂许广平“妾妇浅见”、骂鲁迅“追加的神话”，便躲入苦雨斋去。
而不关心大时代风雨、不关心国运、不关心他人死活的人，再有才情，也终会被社会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