贮存在记忆中的年画
文丨杨德振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别山农村中，每家每户几乎都处于半饱状态，常常为填饱肚子发愁。生活虽然相当清苦贫寒，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并没有因物质匮乏而消减，相反，人们在艰苦的日子里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去创造和丰富精神生活，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与不足。例如，我周围的一些百姓利用当地的竹子、野草、野花等大自然物产自编花篮，扎成担子，编排成了当地最富有传统特色的《挑花挑》舞蹈，在大别山农村到处表演，风靡一时；由于特色凸现，乡土气息浓郁，最后从山里走进县城，走向北京，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中央领导观看后，给予了高度评价，还接见了表演的山区农民。后来大型音乐史诗情景剧《东方红》在八十年代编排和正式演出时，还融合进了我家乡《挑花挑》里的道具和喜庆元素，场面新颖独特，让人格外兴奋和无比骄傲。
我出生在六十年代中期，自幼对挑花挑、打莲筲、舞狮、耍高跷等农民自编自演的节目耳濡目染，每次有活动都跟着大人看热闹，并反复模仿，至今一些闪跳腾挪的表演步代和动作还依稀记得。今天，我要讲的是另一种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兴起，同样在大别山农民家中盛行，这种习俗成为了那时另一种苦中作乐的最好见证-─那就是镌刻在脑海深处永不模糊和难以消逝的年画记忆。
一九七二年，我七岁，跟着父亲去双庙关食品站卖猪。一头喂了两年多的大肥猪卖给食品站，算得七十一块零四角钱；我向父亲要了得款的零头，一块零四角钱，攥在手心，在供销社里来回转悠，这也想买，那也想买，一时竟不知所措，父亲在卖花布的柜台给全家人买了一些做衣服的布料，又挑选了一些日常用品，买完后，他便扯着我的手，催我返程；我挣脱父亲强有力的手，跑到卖连环画、年画的柜台，想都未想，开口就买了一本连环画《金光大道》和一张喜气洋洋的年画，高高兴兴跟着父亲回家了。
连环画《金光大道》里的苦大仇深的高大泉成了我真实人生的生动写照；他讨饭时，富人不仅不施舍，反而唆使恶狗来咬他、驱赶他，这个情节至今在脑海里盘踞，清晰明了，成了我发誓要改变人生境况的启萌读物。
而那张年画，成了家里四面黑黢黢土坯瓦房中惟一的亮色，也在我的脑海中定格成为色彩斑斓的美好梦想；每天看一眼，思绪放飞，遐想不断，心想，我要能拥有画中那人的喜悦神采和鲜花环绕的环境多好，看着看着，心里升腾起依依稀稀、朦朦胧胧的光亮来；那时候，不知道这就是梦想和理想的“雏形”，只知道年画里的人漂亮、充满朝气、目光坚毅、自信满满，正在改变世界和生活的样貌，是一个进取、上进、努力的人，感觉可敬、可亲、可学！
一张年画让满屋生辉，不再灰黯，充满遐想的空间和喜庆的氛围；后来，每逢暑假、寒假，我利用手中的零花钱总要去买一张年画回来张贴；因此，客厅中的四面墙上都贴满了年画；原本破烂、黑黢的墙面因为有了色彩艳丽的各种年画而变得光彩夺目，许多同学都喜欢到我家来观看，而后还模仿我的做法在自己家里也张贴各种年画，一时间，大别山里的各种年画销售红火，经常脱销，一些大队的小卖部见有利可图，也卖起了年画；每一张年画，看起来轻薄，却点燃了山里孩子的希冀与梦想。
一九七七年我小学毕业时，同学们之间相互赠送纪念品也是用年画来互赠。我记得很清楚，一角八分钱一张的年画，我一下子买了十几张，用毛笔在年画左上角写上“赠送**同学：小学毕业纪念”，右下角标注：“赠送人名字”；毕业那天，手臂里夹着一大摞年画到学校，分别赠送给各位同学，同时又收获同学们回赠的年画，心中那份喜悦之情、依依不舍的童真记忆在以后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时再也没有碰到过。
收到同学们互赠的年画后，回到家中小心翼翼地张贴在墙上；客厅贴满了，就贴在睡房里、厨房里。后来家里盖房子了，偌大的大厅可以张贴更多的年画。读初中、高中时，我每年总要买几张新的年画去张贴；后来，生活改善了，我个人也拥有了一间独立的睡房，我的房间四面墙上同样又是各种年画。晚上，在煤油灯下，我看书学习，四面墙上的年画熠熠发光，让我经常走神、沉浸在无限地遐想与向往之中。
后来，我入伍参军了，家里又盖起新楼房；老房子连同墙上张贴的各种年画一起灰飞烟灭，我深感惋惜，责怪父亲“行事鲁莽”，父亲只为眼前的幸福与改变而高兴，哪有心思去思忖和怀念过去时光中的那份苦涩的精神依托，哪有工夫去顾及和念叨曾经给自己儿子点亮梦想的那些年画。
纸质的年画虽不复存在，但那份美好的童年记忆却永远不会消褪；它已经被永远复制和贮存在我的心灵深处，随时可以提取、浏览、咀嚼、回味，丰盈我余下的人生。
二O二一年六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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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杨德振，工商硕士、中国散文作家、广东作家、酒店职业经理人、心智研究专家，已出版八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