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知识城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使命与突破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中新广州知识城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政策解读会上的发言（2020，11.28）

谢谢冼书记，大家好！知识城的信息过去我自己了解得不够，看了相关材料以后印象很深刻，在中新两国建交30周年和现在得到了国务院对于知识城列入重大创新载体建设的批复之后，我们应该乘势推进它的相关建设。知识城在直观的表现上已经有总结，它是中新合作的高地，是战略发展的高地，也是创新创造的高地和宜居宜业的高地。刚才开始时我们看了介绍的片子，还有冼书记非常全面的介绍，就进一步感觉是不是过去广州的同志偏于低调了一点儿，过去宣传得还不够。最印象深刻的是现在“一核两心多元”的“三集群两高地”（由王晓东、施一公等一批院士领衔的全球顶尖的生物制药产业集群；以粤港澳大湾区唯一一条量产12英寸晶圆的生产商粤芯为龙头的集成电路产业化集群；以宝能汽车、小鹏汽车、百度阿波罗智能网联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已建成全国唯一实现“专利、商标、版权”统一管理的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保护元素最集中的高地；正在全力建设中国纳米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产业化高地。），确实可圈可点，非常值得期待。我发言的主题，是知识城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使命和要争取的突破，自己作为研究者试谈一些初步看法。

首先，我们要贯彻中央战略意图，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超常规发展中间，使知识城成为高新科技和知识经济驱动的重要的创新引擎。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我认为国家的战略意图是具有全球视野和长远通盘考虑的，实际上是要把我们粤港澳这个区域，通过一体化以超常规的过程而崛起为未来可以和在全球有重大影响的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一比高下的增长极区域。而我们这个知识城，是在改革开放的命题之下紧紧抓住市场化、国际化和必须再施加上去的高新科技化或者叫做大家都强调的信息化，使数字经济、知识经济成为引领创新发展潮流的龙头因素，以此形成我们强大的引擎和动力源，来支持区域和全局的现代化追赶，达到“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这样一个非常重的棋子，摆在粤港澳大湾区服务于全局的知识城的位置上，不仅是我们区域发展的问题，一定是支持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上面这个使命后面，我认为必然合乎逻辑地要特别注重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使命，就是要创造国际一流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示范区。“营商环境”这个概念在中国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就不断加以强调，它相关的“高标准”原则体系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上海自贸区多轮复制中强调的这套原则，之所以称作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就是在企业这个方面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天然企业就应该有国民待遇所表现的公平竞争环境，天然就应该“竞争中性”，实际上也在逻辑上必然引出“所有制中性”，紧跟着讲，这种竞争主体，它们应该面对的是一个负面清单，那么就是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的“法无禁止即可为”，你只要不碰负面清单，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自负盈亏、产权得到保护的情况之下，企业发挥自己的所有潜力去试错，去创新，去争取打开竞争中它自己市场份额扩大的局面。而与企业的负面清单对应的另外政府这个调控主体、公权在手的管理机关这个方面，它却是正面清单，就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我们这些年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啃硬骨头，就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必须形成自己的合理的事权清单，而且要配上履行事权必须“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支出的责任清单，事权清单、责任清单对应着的，还有在全面绩效考核的要求之下，事前、事中、事后对于政府行为都要做绩效考评得出结果以后的问责制（奖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原则体系：企业负面清单，政府的事权清单对接责任清单，再对上基于全面的绩效考评而提高政府行为水平的机制建设。这么好的原则体系，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不必讳言，是有很多的现实阻碍的，我也在有些场合听到很高层级的领导说，原则非常好，执行落实谈何容易？但我们希望，在广州知识城的创新发展过程中，要在打造国际一流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这样一个命题之下，贯彻这一已有的很好的原则体系，真正形成一种示范区。这样的一个作用也是着眼于全局的。

另外我认为，我们知识城的使命还应该有通过多批次的重大项目的建设机制创新和产业集群升级发展，结合起来促成在实际生活中强劲增长极的形成。在我们过去大的概念上，国内增长极区域当然首屈一指要说到珠三角、长三角，在珠三角现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粤港澳大湾区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粤港澳大湾区里，我们应该认为知识城的发展使命，是在核心中间还要有自己更具引领作用、更具强劲势头、不可替代的核心增长极作用。

上述这三个方面，我认为都应该在我们知识城的发展战略里做深入研讨，应该确立这样的使命，要对之明确地凝聚成一种基本共识，大家共同为知识城使命的实现去奋斗。

再往下谈一下我作为研究者，认为履行这样的使命，我们知识城发展建设所需要的新突破。这种新突破第一个层面，我认为应该援引中央深改组所强调的“思想的再解放”——这个方面如果从研究者的偏好来说，我想从基础理论层面强调一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原理，是说生产力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决定着生产关系，就是决定着人类社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人际关系，以及这种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形态里面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现在是已经推进到可以越来越多带有共享经济的特征，越来越多要依靠要素的优化结合进一步调动人类生产力的潜能发挥，那么它对接的实际上是一种我们必须面对的全球的商业文明和创新文明一体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进程，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具体要讨论的问题，最代表性的首先是邓小平南巡才解决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在他被后人称为有生之年“天鹅之舞”的南巡中，终于以它一言九鼎的影响力，说清楚了几十年争论不休的计划多一点儿还是市场多一点儿，不是“姓社姓资”的问题，它就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资源配置运行机制层面的问题，资本主义也要有计划，社会主义也要有市场，这些运行机制层面的问题在商业文明、创新文明于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有共性规律，具有一体化这样的我们必须尊重的基本资源配置机制。所以，我们才由此确立了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并同时要坚持不移以国内统一市场对接全球市场，即拥抱全球化实施高水平开放。

在实际生活中，过去在一个政府主体似乎代表公、市场似乎代表私，然后又在大前提上先问姓社姓资的传统思维惯性影响之下，直到现在，相关的一些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比较好的解决。比如实际生活中间，多年来总有一种氛围，在所谓“国进民退”或是“国退民进”这方面反复做思想的冲撞。民营企业已经发展到“五六七八九”了，但是仍然有这种很顽固的骨子里的一种思维惯性，认为它有异己性，一直到总书记明确地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仍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怎么让民营企业把“定心丸”吃好，还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骨子里的一些想法，会表现出来民营企业似乎就不能简单看作是自己人，甚至说它是带有一种异己力量的要入另册的部分，顶多是能把它看作统战对象。面对这样的一种影响，在实际生活中间如没有进一步的思想解放，是难以适应中国现代化继续推进的客观要求的。说“五六七八九”，就不仅是“半壁江山”的问题了，它在实际生活中的比重还会继续提高的，领导人讲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美好生活的人心所向，是要过好生活要有就业，现在已不仅是民营企业提供了新增就业90%，有的学者指出，它应该是100%，甚至是100%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在那种大块头的情况下，资本密集，再加上人工智能，提供的就业可能就是减少的了，而整个社会的就业，需要民营企业的这样一些贡献，把国企减少的部分补充上去，所以它对就业的贡献可能要达到100%，甚至某种意义上说超过100%。这样重大的问题，联系到怎么消除在骨子里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我觉得这就是在我们知识城发展过程中要率先通过进一步解放思想，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自己人”的保障条件，实质性地把“定心丸”吃到位。

另外一个视角：资本和劳动过去认为是相互冲突的，抵触的，但实际生活中，中央早已经在总体的认识上指明这都是要素，供给侧的这些要素要优化结合，要有充分流动这样的机制，要承认“按要素分配”的合理性。那么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知识城的发展要运用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方式，其中社会资本指什么？在中国非常明确地说，它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是在一个平面上。这些企业要自愿跟政府签字，实际上必然是国民待遇的，一定要转换观念——这些企业和政府按照平等民事主体身份签字以后，实现PPP这种机制创新，政府有限的资金才可以“四两拨千斤”地带出这些大规模、长周期建设项目更有效的投融资，和更符合我们意愿的守正出奇的发展。那么在这里面，就决不能再对于“资本”总是觉得就是带有贬义的，就一定会跟劳动发生对应冲突的。在另外一些地方，由于种种这种顾虑，我们已经看到，实际生活中，中央在强调要素流动优化并专门下发改革文件以后，现实生活中间总有那样一种犹豫、甚至畏首畏尾的态度，甚至某些场合，就是片面地极端化地攻击资本，似乎这样说起来还堂堂正正，但是你要讲实际在中国的资本，已经是国有的、民营的都在一个概念里的情况，却没有人愿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这种种要素的流动问题总体来说，应该认为就是全球的商业文明、创新文明，已经走到了我们必须进一步认识生产力根本上决定生产关系而要求的市场取向改革和制度规则一体化命题里，需要我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革新与解放。前面彭会长、孔司长非常鲜明地说到的必须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和制度规则一体化，我觉得都是这个逻辑。

这样新的突破后面跟着的第二条，我认为就是在我们自己的知识城区域里，“改革的再深入”要成为一个带头的亮点，只有政府在改革这个制度创新中真正“革自己的命”，在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这方面于深水区敢啃硬骨头，我们才能真正通过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才能有我们意愿中间的超常规的业绩。

第三方面的新突破，我认为就是要强调“工作更抓实”。现在实际生活中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可能都注意到了，中央迫切的推进意图，早就体现为强调“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但实际工作中怎么落实？还没有具体操作的可对接的环境。去年上半年和今年上半年，中办、国办两次联合发文要求破除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以此入手，鼓励地方和基层一线做实事、敢担当、有作为，这是明确地有所指的，就是在实际生活中间有一种不良的现象，一个人在一线做事，后面可以有六个人、八个人挑毛病。我在地方接触的不少书记、市长、县长，说上午一拨，下午一拨，晚上可能还有一拨，都是上面派来的、各个部委系统派来的巡视组、督查组、约谈组、审计组，都是来挑毛病。那么这种氛围下怎么落实“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你试错的过程中如果有一点什么瑕疵被人拿住以后，都不是说你是出于改革意愿的试错，都说你是心术不正，甚至可以颠覆性地否定你整个业绩。对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央就是要通过这两次下发文件纠偏。我认为这个事情要做好还真是不容易，但是我希望在我们知识城的发展过程中，能更好地率先落实中央两次发文的这一特别明显的指导意图。我们希望知识城在进一步的新突破中间，成为贯彻中央所说的执政党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与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结合起来的南国升级版创新热土和崛起标杆，以我们的创新发展、开放发展，带出协调、绿色、共享发展的卓越业绩和贡献。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