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行：电影推手龚之方

早就听说现在上海的外滩已成为了风景区，尤其是外地旅客，那里是必到之处。然而我这个老上海却有十年未去外滩。龚之方死后，留有遗嘱，关照家属千万不要通知朋友，不设灵堂，火化后悄悄地将骨灰撒回黄浦江中就行了（龚原籍浦东）。去年国庆假日，适值之方百日冥期，为此我专程去上海外滩一游，面对浦江吊唁老友。

一

我和之方相识于三十年代初的上海。那年他二十一岁，我才十七岁，还在学校读书。

1932年，国产电影蓬勃发展，“明星”“联华”“天一”影片公司鼎足而三，竞争剧烈。当时办过《摄影画报》和《玲珑杂志》的林泽苍脑筋一动，出了一张《电声日报》，别出心裁用彩纸印刷，除刊登电影界动态外，还登电台播音节目，然而因为只有半张篇幅是电影消息，不能满足广大影迷的需要。龚之方（当时他叫芝舫）脑筋一动，计上心来，他也用彩纸印刷，另出了一张专门谈论电影和电影界动态的小报，取名《开麦拉》。林泽苍是摄影家，不能动笔，因为我和当时一些“明星”熟悉，他托我代跑新闻，并拉牢他的朋友周世勋、秦怪风（即秦瘦鸥）每天为他写一篇。有时缺稿，就剪报补白。之方则不然，他能编能写，又和电影界熟悉，在文字编排上已占了上风，加以消息灵通，能把电影界的一切及时报道，所以颇受影迷们的欢迎。《开麦拉》问世后，不胫而走，很快在销路上就超过《电声日报》，而成了当时最受读者欢迎的一张小报。记得当时最热门的电影新闻是明星影片公司和大华影片公司（顾无为办）争拍《啼笑因缘》的事，《开麦拉》新闻抢先大出风头。因为电影报畅销一时，汤笔花也办了一张《电影日报》，但都不敌《开麦拉》。《开麦拉》办的时间很长，原来在宁波路慈安里，后来迁移到霞飞路（今淮海路）五凤里，他还约了漫画家张白鹭每期画插图，从此他又和众多漫画家交上朋友。这是龚之方办的第一张小报，也是他和电影界发生关系的开始，打响了第一炮。

三十年代初期的国产电影，还是无声片时代，但三大影片公司都拥有响牌红星，所拍影片也风格各异，因而都设有宣传部自我宣传。《明星》主持人中的郑正秋、周剑云都是老笔杆子了，他们出有《明星月报》（汤修梅编）。“天一”则由高天栖、高季琳（即柯灵）主其事，“联华”是革新派，出版《联华画报》（唐瑜编）。1933年，严春堂开办了艺华影业公司。主要演员是严的朋友大力士彭飞和查瑞龙，宣传重任则无适当人选，彭飞熟知龚之方，遂推荐他进了“艺华”，担任宣传主任职务。

就在此时，电影工作者强烈地要求进步和想积极改造电影现状的趋势。在中国电影界反映出来。党的地下组织认为条件已逐步成熟，于是在瞿秋白领导下正式建立了党的电影小组。这个小组由夏衍负责，首先派人打入影片公司担任剧本编写。不久夏衍为明星影片公司编写了《狂流》；田汉为联华公司编写了《三个摩登女性》；阳翰笙为艺华公司编写了《中国海的怒潮》。此时龚之方正开始为《中国海的怒潮》一片作宣传，该片由岳枫导演，主要演员是查瑞龙、袁美云、王引、舒绣文等，之方生前常说：“我认识阳翰笙最早，从那时起，我就接触了很多进步的电影人，直到九十年代我每年回到北京，偶尔遇到他，他总是拍拍我的肩膀说：‘咱们是老同事’”。

二

称龚之方为老报人是很恰当的，就在他进艺华影业公司之后，仍然未能忘情办报。《开麦拉》停刊后，他应小型报《东方日报》之邀，为该报编电影版，版名就叫“开麦拉”。那时唐大郎（云旌）刚从银行出来，转入报界编《东方日报》，因而得识之方。后来他俩一直合作，形影不离，成为老搭档了。但是他俩的作风与性格截然不同，唐是个生活散漫、不拘小节，苏州人称之为“倒头光”的人。龚为人正派。虽然也时常和唐一起出入歌场舞榭，但生活有板有眼，尤其是他结婚以后，生儿育女的家庭观念甚浓。抗战军兴，孤岛时期的上海，之方正值而立之年，确实在上海滩干过一番事业。他办过一张很出色的小报《光化日报》。这张报在之方的策划下，版面编排为之一新，之方还建议起用新人，原来上海小报的报人，都是承袭鸳鸯蝴蝶派的传统，《光化日报》召来的新人，则是当时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如徐慧棠、沈毓刚，后来都一举成名。

龚之方干电影宣传出了名，他一面办报，一面又有影片公司的老板来找他，找他的人来头不小，就是后来在敌伪时期号称中国电影托拉斯的张善琨。张善琨那时刚起步，经营共舞台之外，集资成立了新华影片公司。他深知广告宣传的重要性，打听到龚之方是个广告宣传的好手，于是就把之方从“艺华”挖了过来。之方因为张善琨要他兼做共舞台广告，给他两份工资，待遇很好，同时又看到欧阳予倩在为“新华”编剧，许多老朋友如金焰、王人美、吴永刚都进了“新华”，于是他就把“艺华”的工作，让给了友人叶逸芳。叶逸芳能撰歌词，还能编写剧本，多才多艺，是个适当的人选。自己就到共舞台工作去了，这是1936年的事。共舞台楼上有一大间是张善琨的办公室，室外有一小间则是之方工作的地方。这样，有人要见张老板，首先要经过之方那个房间，似乎他又兼了张的秘书，来客都是由他去向张请示，所以大批电影人和之方交上了朋友，之方在张善琨处工作了不少年，他不但搞好了“新华”出品的宣传，还把共舞台的广告搞得非常出色。他时常用极简短的词句，发挥了广告的最大作用，我找到一张旧报，他用“铁门每夜轧坏”一句上海俗语来代表共舞台的戏好，天天爆满，难怪人们给了龚之方一个外号“龚满堂”了。

之方在共舞台时期，是他一生得意之秋。他因为工作的需要和工作上的便利，曾和唐瑜一起办了一张《中国电影日报》。这张报用米色道林纸，让读者一看便知与一般的小报不同，实际也的确如此。当时的著名影评人地下党员王尘无，以及唐瑜、小洛等都为该报撰稿。之后，他又和丁聪合编了一本专谈戏曲的刊物，书名叫《戏》，只是出了没有几期就停刊了。但是《戏》的编排也很别致。那时有好几本戏剧刊物在沪发行，文字编排千篇一律，都是三色版封面，用铜版纸。《戏》突出一个“戏”字，用报纸套红，其余都是白报纸，既节省成本又使读者感觉新颖，这都是之方的创作，在报纸、刊物编排方面力求革新，别具一格。

三

“八·一三”前夕，周信芳离沪多年，倦游归来，在黄金大戏院演出。支持他回沪并对周信芳大力帮助的人物是颜料巨商而爱好麒派的吴性栽（天厂）。吴友胡梯维（士范）与报界同人熟稔，经胡介绍当时小报界的几位主要人物结识信芳，在报上大事宣扬。唐大郎也爱唱几句，更是嘴里随时哼着“麒腔”，这也影响了和他一起编报的龚之方，使之方对京剧也感到兴趣。还有一位署名“醉芳”的观众，不时向他们编的那张小报上投稿，笔名“醉芳”，其醉心于周信芳的程度可想而知。此人文章写得很流畅，而且颇具新意，谈论麒派艺术有独特见解，大郎极为欣赏，乃与他论交。“醉芳”姓李，原在一家银行工作，即后来闻名于中国电影界的导演桑弧是也。为什么要谈这些，因为都和之方的活动有关。后来周信芳组成“移风社”，在上海卡尔登戏院作长期演出，戏院老板就是吴性栽。“卡尔登”楼上有两间经理室，经理周翼华既是吴的内弟又是麒派票友，于是就把经理室里面的一大间作为唱戏、聚会、打牌、谈心之所。经常去聚会的小报同人甚多，因而报上名之为翼楼。“翼楼”虽小掌故甚多。就之方来讲，他原来对京剧一窍不通，由于“翼楼”每天友人唱戏吊嗓，戏院又正是周信芳在演唱京剧，来往人员中伶票两界人物最多，耳濡目染，之方也爱上了京剧，而且还有人教唱，使他也能哼上几句。

1940年1月，上海黄金大戏院和卡尔登大戏院联合主办了两场慈善义务戏，一场在“卡尔登”演出，就是以“翼楼”的票友为基础。当时之方在共舞台工作，共舞台的经理周剑星参加演出《九江口》，乃怂恿之方也演一出，之方说哼两句还可以，上台要有台步、身段，如何应付？于是就有人替他出主意，给他挑选了一个身段动作很少，出场后就坐在那里不动的角色——《大登殿》中的薛平贵。众命难违，于是之方加紧排演，准时上演了他的处女作，并且还请了著名女演员小玲红（谢代琳）、李素秋为之配演，龚之方粉墨登场的故事，鲜为人知，兹将戏单刊出，以证其实。

就在“翼楼”这段时期，之方与吴性栽、桑弧等人朝夕相聚，关系逐渐密切起来。

四

吴性栽虽是颜料富商，但是因为爱好艺术而成为早期电影创始人之一。他从民初办民新影片公司，三十年代投资“联华”、四十年代又在上海先后经营“合众”“春明”“大成”三家影片公司，与名导演朱石麟合作甚久。抗战胜利后，吴又斥资创办了文华影业公司，以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打头炮，拍了不少受人欢迎的影片。此时张善琨已离开上海，之方乃应聘“文华”。张去后把共舞台的空房交给了之方。之方在“文华”不时为吴性栽献计献策。举例来说，吴想邀请金山加盟文华，金山说“文华”已有石挥、张伐、刘琼等不少大牌男演员，如邀请他来将何以安排？之方建议另起炉灶，再开办一家清华影片公司，金山毅然加入。此时之方仍不能忘情办报。国民党要取缔上海小报，他拿了整张报纸，东叠西摺，研究了几天，终于把一张报纸摺成十二页成方型，用书钉装订成册，每周出版一期，刊名《海风》，因为已不是小报形式，得以获准出版，当时称为方型周刊。一时风行，群起仿效，使有悠久历史的小报能维持生命，也解决了数以百计靠小报为生的人们的生活。为时不久，方型周刊又被禁止，于是之方经丁聪介绍，结识了由重庆归来的吴祖光，就利用张善琨共舞台那间屋子，办起进步刊物《清明》，并时常有左翼文化人在此集会，这间小屋子倒被派上了大用处。

新中国成立后，之方曾奉命在上海办过最后一张小报《亦报》，停办后他被派到北京工作。关于这段时期以及他蹇遭厄运，发配宁夏，到后来摘掉右派帽子回到苏州定居，《苏州杂志》已有一文记述甚详，恕不重赘。我和之方分别三十年后，是在1979年收到丁聪来信，才知道他和我同在苏州，从那时起老友重逢，时相往还。有时我们还同去上海访友。起初他下榻汤修梅家。汤殁后改住江栋良处。这时他正和江合作，为香港《文汇报》写《上海小景》连载。之方撰文，栋良绘图，图文并茂，大受港人尤其是“老上海”的欢迎。曾几何时栋良病故，之方到上海去的机会就少了。越是少去，老朋友越想念他。1996年，一次他去上海，张文娟适从美国回沪，约他吃饭，不料一块鸡骨头卡在喉间，忙送医院挂了急诊，照了爱克斯光，医生说要动手术，但要家属签字，之方说我家属不在上海，我也不想吃这一刀了，于是他当夜回到苏州，翌日他来电话说安然无恙，一切正常，苏州人打话“真家伙”！

从那时起，之方很少再去上海。原来每年他要去北京过冬，看望在京子女和众多老友，也就此结束，最后搬到了北园新村。之方丧偶后迄未续娶，独自一人住着很宽敞的房子。他是一贯爱热闹的人，对朋友又是很重情义。叶逸芳定居香港多年，每年回乡扫墓，辄专程来苏和之方一聚。如今他已不良于行，虽说出外“打的”还是能够叫人搀着走下车子，但上楼已很困难。1998年他又在家里摔了一跤，使他行不得也，徒唤奈何。杨明义回苏办画展，他一定要凑这个热闹，竟然坐在藤椅上叫人把他抬上抬下。他还时常把这件事讲给我们听，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这就是之方的个性。后来他又两度入院医治，日见消瘦，刘琼来看他，见此情景，回到上海告诸友好。因此，1999年叶逸芳回大陆要来看望他时，上海传说之方已归西。后经《新民晚报》代为查询，方知乃东坡海外之谣，之方住在医院没走。去年清明，逸芳又来上海，打电话给我要到苏州探望之方。之方闻讯力阻。他说：“我已面目全非，留个好印象给老朋友吧！”这是五月间的事。不期事隔一月，六月二十九日噩耗传来，这位写作一生的老报人走了，这次是真的走了，再也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