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辞海百年征文 | 我给《辞海》提意见

我给《辞海》提意见

田忠侠 | 文

说起我的《辞海》缘，真可谓深矣，远矣，情亦切矣，故事多矣。几乎版版皆有故事，如此小文不便缕述一一，且待来日。

在我十几架的书柜里，矗立着《辞海》1947年3月缩印合订一卷本，那浅黄色花纹包封，以多年翻检，久已破碎不堪，露出深绿漆布精装封面，仍以首创功臣之尊而踞于我辞书一号专柜最上层。以下除1979年版外，1989、1999、2009年版皆以文缘、书缘由《辞海》编纂与出版者上海辞书出版社所惠赠。《切切〈辞海〉缘》，本来是我的论文与学术文化随笔集《萤雪山堂随笔》集中与《深深〈辞源〉情》相匹配的一个类目，内收我关于《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的短评与修订建议九题十目小文。切切者，深挚恳切之谓也。唯此，可鉴我心与真情实况，故不惜重复，暂借来再作本文副题以见志。

我所有的藏书，只为读，不为“藏”而“展示”。对于辞书，则少时背诵，后则勇于通读，且比较诸书之异同，以求其是，以较其真。佐我自学、教书、研究、写作，助我天天进步，实为我师。倘能允许我夸张点儿说，几乎就是“如布帛菽粟然，不可须臾或离者也”。“文革”前，经常请教的老师即为《说文》《尔雅》《广韵》《广雅》《康熙字典》，以及旧《辞源》、旧《辞海》；“文革”后则修订本《辞源》、历次修订本《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四大经典辞书，浩浩其博，渊渊其深，湛湛其精，扣函发帙，靡不具焉。时时请益，日日承教，获益良多，殊深感念，因名之曰“四大导师”。而检索率最高的仍是修订本《辞源》和十年一修的历版《辞海》。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历经“文革”浩劫，百废待举，人人渴望知识。面对四大辞书之出版面世，诚如孟子之所谓：“民望之，如大旱之望云霓也。”十年文化沙漠，全国只有一部书，几出“样板戏”。人们何等企望我国家、民族兴旺发达，早日跻身世界发达国家、先进民族之林。而欲达此目的，必求科学技术、学术文化乃至精神文明之进步。欲求进步，必先学习，将欲学习必先有师。当此之际，四大经典辞书：修订本《辞源》、历次修订本《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应乎时运，合乎民心，登上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历史之舞台，演奏出时代高亢美妙之华章。

我对辞书情有独钟，读书研究、写作，遇疑、见异必检多种辞书与原著，以质正原委，务求其是而后可。四大辞书以其博大精深，令人倾倒，是以检索之外，亦时时奉读，爱不释手。因而，尝以二十二年，三读《辞源》（修订本），遇疑则录，一一考索，先后乃成《辞源通考》等三书，献芹献曝，既为读者正其是非，亦供将来再订之参资。

其后，又通读《辞海》1989年版，以其思想解放，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与时俱进，奉读欣然，快慰之情，几不可名状。当然，亦时生疑惑，录而考辨订补，遂于普及三卷本上册考订733条，约15万字，名曰《辞海考辨》，全书约70万字，终以联系出版未果而中辍。乃以论文形式载于《长沙水电师院学报》《哈尔滨师专学报》《绥化师专学报》等七家学术杂志数百条，时逢《辞海》修订而编纂1999年版，其编委会乃商请作者可否将已刊论文七篇影印，以供修订之参资。笔者以影印件七篇寄呈，辞海办即电函作者称：“据悉先生手中尚有未刊手稿若干，可否全部影印寄来，以供修订旧版、编纂新版之参资？”笔者即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非私产。吾人考辨订补之目的，只在臻其完善耳。辞书之纂修，有如修桥补路，功德之事也。某能略尽绵薄，亦为幸事”，遂寄呈全部影印稿，多被新版所吸纳。1996年，乃聘笔者为《辞海》特约编审。于是，笔者复撰新版编纂建议短论5篇，陆续载于《辞海通讯》各期，以供编者斟采。待1999年版面世，因笔者另有课题在肩，无暇多顾，只撰《’99版〈辞海〉人物条目窥管》及《’99版〈辞海〉‘四库’相关条目说略》二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