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国勇丨我的老屋我的家
老屋的前面是一条河，靠河沿的水面上漂浮了一些杂乱的浮萍，夏天来了时候，这些浮萍就会开出一朵朵红色或黄色的花。姐姐蹲在河边，用手拨开这些浮萍在水中刷洗着衣服，间或和同在洗衣的邻居婶婶说两声家长里短的事儿，引起一阵阵会意的笑声。上游的人家养了几只雪白的鹅，好像是和姐姐她们故意捣乱似的，当姐姐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这些鹅就踩着水划了过来。随着晃动的水面，那些被姐姐拨走的浮萍又回到了岸边，姐姐冲着这些鹅泼水驱赶，鹅们就“嘎嘎嘎”地回叫几声作为应答，如绅士样离开了姐姐前的水面。黄昏的时候，一群大青头蜻蜓聚拢了过来，在水面上掠来掠去。我从老屋里窜了出来，执一只窗纱做的兜网，跑来跑去地沿着河岸捕捉蜻蜓……
这一段有关老屋的记忆，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说起老屋，还要从1966年或1967年河北省的一个女人说起。
这年的春天，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女人发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豪言壮语，如佛家神圣的偈语迅速传播，并立即在城镇居民中引起悍然大波，最后发展成一种名为“铁扫帚”的运动：城镇居民下放潮！或是因为家庭成分过高，或是因为家中有人历史不清，或是因为家中有人戴了“帽子”，都成了“铁扫帚”运动的对象。母亲出身地主家庭，在所难免，“铁扫帚”很快便扫到了我们家：在一个月黑风大的晚上，“铁扫帚”工作队来到我们家，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家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以及全家六口人装上了马车，连夜送到了齐老乡刘胜大队母猪陈生产队。
那个时候的我或者刚刚一岁，或者刚刚来到人间，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铁扫帚”和“城镇居民下放”的词儿都是从年迈的父亲那儿听来的。有一年春节，我和父亲小斟，父亲多喝了两杯酒，用一种非常不满的语气说：“我们这些人算什么？说错误吧，没犯啥错误；说帽子吧，也没戴上啥‘帽子’。就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撵到乡下了。结果，你看，右派平反了，不仅补发了工资，还安排了工作，风雨过后艳阳天，算是熬出了个前程。我们这些下放到乡下的城镇居民呢，受了这么多的罪，结果，仅仅是在城市的户口册上给补了个名号而已。对过去的那段历史，对我们这些人所受的罪，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讲。亏啊！”
不仅仅是故土难离的痛苦，离开县城到农村去生活，对城镇居民来说确实是一种惩罚。父辈们掂惯了秤秆、摸贯了机械的手去挥动农具，显得是那样的笨拙，那样的不可思议。并且，由于不能熟练地掌握农村的生产生活技能，不仅得不到尊重，日常的生活需求也得不到保障。这种结果，使这些习惯了县城生活的人认为是“城镇居民下放潮”带来的羞辱。在这种消极对抗的心理下，他们在没有得到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农村没有待上几年，就偷偷地携家带口回到了县城。
离开母猪陈生产队回县城的那天，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非常清晰。印象中，天空的颜色是灰暗的，给人的感觉非常压抑。父亲拉着装得小山似的人力车在前面走，人力车上面装着几件破破烂烂的家具。母亲扯着姐姐们和我跟在人力车后面，趁着天还没有完全发亮偷偷地离开了村庄。一路上，大家都不作声，只听得车轮碾压地面时辘辘作响，如是夜航船划破水面时留下的欸乃声声。沿路的树木黑黝黝地立着，如庙宇中那些恐怖的凶神恶煞一齐黑压压地向我们扑过来。早晨的风凉凉地吹了过来，吹醒了树上栖落的鸟儿，发出几声凄怆的叫声，让人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在离开母猪陈生产队的路上，我看到路边的庄稼都齐腰深了，将要到了成熟的季节，这在我心中的印象非常深。“为什么不等庄稼成熟后分了口粮再走呢？”我喝下一杯苦涩的酒，向父亲发问，“那个时候走，岂不是真的太亏了？”听了我的问话，父亲长叹一声说：“没有办法呀！过不下去了！”
为什么过不下去了？我在童年的记忆里搜索着。那是个春天的夜晚，我们姐弟几个人正在昏暗的油灯下玩耍，突然之间堂屋的大门被撞开了，母亲捂着嘴从外面跑了进来。我们都惊讶地抬起了头。待母亲放开手时，发现她的手上脸上全是血，嘴中还不停地往外冒着血沫子……这个情景深深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一直没有抹去过。长大后，通过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述，我才知道其中的缘由：当时，母亲得罪了某一位职位非常小的权贵，这个小权贵夜晚翻墙进入了我家，趁母亲去茅厕方便的时候，用剪刀剪去了母亲的舌头。这个剪舌头的事件发生不久，聪慧的母亲因为精神上受到了刺激，变成了整天疯疯癫癫的疯婆子；接着，又有人传出话来，说早晚要想办法杀掉我——父亲的独生子……
如父亲所说，真的“过不下去了”。如果再在母猪陈生产队待下去，没人会保证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父亲唯一可选择的就是离开这个危机四伏的村庄。
离开母猪陈生产队后，父亲用人力车把我们一家人拉到了淮阳县城北郊的李家坟。李家的先祖曾是某朝的重臣，或是有良田千顷的财主。总之，在他之后，李家的子孙便在古陈（淮阳古称陈州）之地繁衍开来，他的子孙们死后都要围着先祖的坟墓而葬，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片硕大的坟墓群，被人们称之为李家坟。李家坟和通往县城的公路隔着一条河沟，河沟里面有清清的水，如果仔细地看，还能看到一些细小的鱼秧子在水里游动。李家坟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蒿草和荆棘，掩盖着时隐时现的坟头，父亲停下人力车用身上的汗衫擦拭着脸上的汗水时，脚下还踩着两支裸露的白骨。尽管是通往县城的公路，我们在那儿停了好久，也没有见到有人通过。抬头看天时，可以看到整个天空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阴云之上，一群被我们称为“山不愣之”的褐色飞鸟从远处飞了过来，在天上枯干地喊叫两声，待声音在天空中飘落下来时，已没有了刺耳的噪声。我和姐姐们紧紧依偎在疯癫的母亲身旁，父亲把一根木棍子搭在两座坟头上，再把用麦秸织成的苫子搭在木棍子上面，苫子的两头就耷拉下来落到地上，形成了一个简单的草庵。父亲在草庵内铺上捡来的破塑料布，把一床露着棉絮的肮脏的褥子扔到上面，全家人就这样住了下来。
户籍还在农村，人已经回到了县城居住。那个时候，像我家这样的家庭被称为“回流户”——特指下放到农村的城镇居民不经政府同意回流到城市。“回流户”的成年人不安排工作，更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回流户”的小孩子读书。并且，时不时地还有工作队过来，把“回流户”往农村“撵”。那场面犹如现在城管对待路边摆摊的小商小贩，工作队的几个愣小伙子冲上来，不容分说就把草庵掀上了天。每到这个时候，老实木讷的父亲只有呆呆地看，或赔着笑脸说好话，而我们姐弟几个则是哇哇地哭，只有疯疯癫癫母亲拍掌大笑。
“回流户”没有户籍也没有粮食标准，黑市上的粮食价格又高得惊人，饥饿就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没有办法，我和姐姐们到国营食堂讨饭，把讨来的剩饭掺在一起煮，点缀上两枚红辣椒，吃起来味道很好，至今难以忘怀。所以，现在我每次参加邻居、朋友的喜宴，都是先帮一阵子忙，不急着坐下吃饭。别人说我勤快，其实我在等席散后那些重煮一次的剩菜吃，还美其名曰是吃“下山虎”。
犯罪心理画像专家杨玉章先生曾经告诉我说，人的心理框架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从七八岁至二十岁左右时的社会生活影响最甚。结束“回流户”生活时，我已经16岁了。可以说，我心理中的“卑下劣根”应该是在“回流户”生活时期形成的。我总是认为人的生存前提是吃饱肚子，享受温暖，如果忍饥挨饿是没有什么尊严可讲的。在我成为一个所谓的作家之后，我把我潜意识中的这种认识说给一位心灵导师听，心灵导师认为不可思议，说这种性格不是“人性”，只能称之为“狗性”。他说得非常准，有些时候，回想往事的时候，我总认为自己是一条狗，没有气节，即使是嗟来之食也乐于享受。
这年春天，我正在和几个朋友在路边下象棋，大姐把我叫了出去，告诉我可以上班了，我就懵懵懂懂地上了班，成了一个“公家人”。作为一个“公家人”，我知道这种“狗性”将是我最大的缺陷，必须培养一种新的人生观，就大量地阅读书籍，拼了命似的学习，希望通过读书学习来改变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的人生。在我改变自己性格的同时，父亲也在努力地改变着那个贫穷的家，早已经把土垒墙的草屋翻盖成了瓦屋。盖房的时候，姐姐们希望把房子盖得宽敞一点，大方一点。但是，由性格使然，和我一样性格卑下的父亲（用姐姐们的话说）终没把房子盖得像个样，而是畏畏缩缩，小里小气。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在置办新婚家具时，要为高高大大的大衣柜放进屋内作了不少的难。
尽管是这样，这所房屋却是我青少年时期最美好的记忆。因为，从流浪般的“回流户”生活到有一所固定的房屋，为我安上了一个稳定的心。佛家有“心安何处”的偈语，如我一样，找到安心之处就找到了幸福。确实是这样，在这所房屋里，我度过了仅有的四年读书生活，开始了我和妻子的恋爱，开始了生儿育女，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一切的一切，都在幸福中开始，一步步走向更加幸福的未来。
父亲在46岁的时候，母亲生下了我这个独生子。按常理说，老来得子，往往都是父母眼中的宝贝疙瘩。但是，因为母亲患上了精神疾病，整日里疯疯癫癫，我又很少品尝过母爱的滋味。受这种渴望得到母爱的驱使，在谈了很多次恋爱之后，我才和妻子结了婚。妻子和我同样是出身贫穷的家庭，同样是没有上过几天学，同样是讨过饭。所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勤劳善良且“精神正常”的母亲。我工作的单位离她家很近，从开始谈恋爱始，就去她家蹭饭吃，可口的饭菜，热腾腾的馒头，让让我享受到了母爱的温暖
到我结婚的时候，这所房屋已经老了，经不得风雨的洗礼，漏雨、透光，要经常地修修补补才能居住。但是，妻子并没有因此而嫌弃我，在这所老屋里和我共同生活了十多个年头，为我生儿育女，为我赡养父母，床前进孝。使我可以静下心来，用读了四年书的文化水平去“爬格子”写文章。我认为，像我这样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唯有在文章上出人头地，才能改变这个贫穷的家庭。
十多年的婚后生活，总有来说既有幸福，又有失落。幸福的是妻子非常贤惠孝顺，家庭生活非常和谐。失落的是十年之中，在事业我没有取得一点成就，且因为公司倒闭下岗待业。老屋愈来愈破，人也愈来愈感到压抑，我固有的那种“卑下劣根”心态造成了我不甘居人之下的性格，总想着有机会出人头地，封妻荫子。所以，就怀揣着梦想离开了县城，离开了老屋，凭着“粗通文墨”的能力，应聘到了河南省供销社的报纸《河南合作经济报》做了一名副刊编辑。
客居外乡的日子，老屋依然在我梦中，父亲、母亲、妻子、儿女，依然在我眼前晃动。我一人飘零在外，他们在家艰苦劳作，我一直为未能尽到儿子、丈夫、父亲的职责而愧疚。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心中总会想起孩子，不由自主地叫上两声他们的名字，尔后就静下心来，侧耳细听，等待着孩子二百三十公里之外的回应。
1995年的冬天，我接到了妻子从家乡淮阳县寄到报社的信。她在信中说，家里的老屋已经被政府给拆除了。如当初被“铁扫帚”从县城扫到乡下一样，没有人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更如从乡下回到县城一样，更没有人讲什么道理。仅仅是一道命令，就决定了我们这样一个底层家庭的命运：县里通知年老的父亲说，“政府有困难，群众要分担”、“有亲靠亲，有友投友”，没有什么补偿，更没有什么安置措施，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家的老屋给强拆了。妻子在信中说，父亲在被拆的废墟上搭建了一个草庵，一家人暂时住在里面。因为天寒，父亲的哮喘病又犯了，整日整夜地咳嗽咔痰，孩子们也染了疾，发起了高烧。但是，妻子写信到最后的时候，却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我说不要着急，不要急着回家，在报社好好干，家里的事儿她都能扛下来。“老屋拆了咱再盖新的。现在没有钱，咱们只要好好地干，还愁没钱盖房子？”她非常乐观地写道，“现在比过去那个年代富裕了，即使是讨饭，也比过去容易多了！”妻子的话让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这使我想起岳母临终前对我说的“俺家的闺女是个过日子的好手”的话来。
我的妻子确实是好妻子，好媳妇。
随信妻子寄来一张照片，那是一家人挤在老屋前照的。妻子在信中说是拆掉前找人给抢拍的，没有什么目的，只为留下个念想。看着照片中一家人强打精神的笑容和老屋那历经沧桑的面孔，我的眼泪再一次流了出来。知我者，妻子也！
作 者 简 介
贾国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测出的不仅是心跳》、《谜底就在现场》、《致命谈判》、《命案现场》、《神探》、《大测谎师》、《市长命案》、《市长夫人》等，以及散文集《立地成佛》、《心止即岸》、《行参菩提》等。创作、投拍了《命案现场》（20集）、《捕狼人》（20集）、《完美指控》（30集）、《博弈》（30集）、《糊涂县令郑板桥》（36集）等电视连续剧、系列剧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