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本色篇

本色篇

回忆我的父亲

□吴金高

劳苦，是父亲留给我们大家庭所有人的最深印象，也是亲友乡邻对他的一致评价。

度日艰难，让父亲从小就会捞鱼摸虾。19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出去投放张黄鳝的丫子（竹编的器具），走在西边杨庄老爷大塘埂（位于今上湾西路与同泰大道交汇处）的草窠里，感觉右脚小趾像被螃蟹什么的狠夹了一下。借着月光，看到个游动的东西，蛇？！父亲操起随带的铁锹，铲扑了两下，他知道，被蛇咬了，一定要晓得是什么蛇，要是毒蛇，得赶紧处理伤口。他连走带跑把蛇挑到附近的柏育朋家，就着油灯一看：是条秃龟蛇（俗称土秃龟，即蝮蛇），有毒呢！好心的柏家人连忙帮他挤出伤口的血，又按民间说的，找来臭瘪虫和耳垢，弄成“药糊”，涂在了伤处。夜里到家后，惊慌无措的老太又敲开隔壁余大奶奶的家门，刚好她家有吃剩的半盆大麦䜺（chǎi）子粥，据说能“拔”掉蛇毒，就舀回家，父亲把那只脚放里面沤了一夜。如此，又“拔”了两三回，伤口未发炎，腿脚也没肿大。还是不放心，又按西边六队找蛇弄渔的王士贵说的，自家采制了一种“三七”土背方，即七个苋菜头，七个石田螺，七个土田鸡（一种外表颜色纹路像蝮蛇的青蛙），研磨成凝膏，把（即敷）在创口，用布裹好。连把三次，终于好除了根。

扶犁站耙，父亲好像天生就是一把好手。1956年开始，我们这里进了互助组、合作社，1958年又加入人民公社，成为大集体（时属宝应县湖西办事处），1959年金湖县成立，划定为黎城公社上湾大队第七生产队。队里东西南北有多少块田，各是什么形状，叫什么名字，父亲就像自己身上的衣袋纽扣一样清清楚楚，每一块地他都耕过耙过、耘过耥过，那些土坷垃，他几乎都踩过、捏过啊。尤其后来当了生产队长，哪块田肥，哪块地薄，适宜种什么，父亲比谁都清楚，我小时候老听他说，什么 “六闵（即亩）田那儿可以栽山芋” “老坟摊边子能长西瓜”，还有，“大军塘窝的，全是白土泥，种棉花不丑；公场旁边的，做个秧池田呱呱叫” “南湖的田一年能收两季稻，可惜把华水农场了”。 （注：华水，即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的前身，1970年6月，华东水利学院在金湖县黎城、官塘公社部分搭界处创办“五·七”农场，我们生产队一部分土地划归了农场） 说起田里的事，父亲总是如数家珍，尤其津津乐道。

种田，除了土，肥是第一重要，“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嘛，这个道理，父亲也是一点不含糊。

生产队“大积大造自然肥料”那阵儿，父亲自己在队里最积极，也发动了我们一家子，包括我和弟弟，都有积肥任务，一年到头总有干不完的活：春天打秧草，夏天捋树叶，秋天铲草皮……那会儿，生产队里是家家搞肥料，人人齐参战，最看得见的是：弄草塘泥，田头总有“陷阱”；积肥料堆，路边一溜土山。（注：陷阱，指路边田头挖的一个个积肥土坑，先放入青草、场头䅖子（读yǎn ，即稻瘪子、麦芒）等，再用河泥压实、抹平，闷沤发酵一段时间，就成了可以施入农田的肥料，也叫草塘泥，在此过程中，泥塘表面的河泥晒干，与道路无异，故常有人不小心踩入；“土山”，是指垒于地面以上的肥料堆。)家家户户垒积起来的“肥堆子”真是一道壮阔的风景，像什么呢？我立刻联想到，九九年左右金湖二桥下面的三河滩上，八一厂来拍电影《大战宁沪杭》时临时堆筑的那些外景——一个个用泥土砖石垒筑起来的工事掩体、暗堡墙墩。我老是幻想，过去，要是有谁从空中、地面，从远处、近处给我们生产队拍几张照片，以“绿树村边合”的庄台房舍为主体，以那一座座“肥堆子”和一块块农田为背景，那该有多壮观、多珍贵啊。只可惜，土地流转它用，村居早已拆迁，“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祖祖辈辈休养生息的故乡模样，只留在我们的梦里、记忆里了。

说到肥料，自然离不开养猪。“大养生猪，猪多肥多”，是过去我们这里的一句顺口、上墙又入心的标语口号，也是考量生产队和一家一户“学大寨、赶宿迁”成效的一项硬性“指标”。这方面，父亲简直算得上是“劳模”。

为了确保各家各户多积猪脚粪，圈肥不流失， 当队长的父亲专门安排队里的卢福星和冯学礼两人，挑担推车，执锹握铲，定期挨家挨户打理猪圈，服务上门：先㩍出圈里的猪脚粪，再运来草泥夹杂的松土垫进去。出的肥料主家不可以动用，由队里安排专人运到集体的大田里，根据肥料的多少给主家记上些工分——那时讲“一大二公”，这个非常典型。

都说牛是耕田打场的“农家宝”，那么猪呢？我从家里一年当中养猪、积肥、卖猪、杀猪、捉小猪……这样的循环轮回中看出来，它分明就是调节经济的“聚宝盆”。

多养猪、养好猪的好处显而易见，父亲对我们家那大小几头猪的服侍照料可以说是尖心寡意：我们住土墙房子，室内还是泥地坪呢，而猪圈里却铺上了零砖碎石；父亲对猪的“饮食”尤其操心，那时喂猪，主要是一天三顿的饭脚子水，再加上些机米磨面筛下的麸糠等，就是“精饲料”了。可口粮本身紧张，麸糠也不多啊，父亲就经常到街上拖酒浆：在板车上架个废旧的汽油桶（上面加了漏斗大嘴，尾部焊了细小的出口管），去金湖老酒厂运；酒浆，就是酒厂酿造工序最后排放的下脚料——带有酒糟味的山芋干渣子和水的混合物，开始是滚烫的，贮存在那个高高的水泥池子里，一两毛钱放一桶（后来逐渐涨价），回来能喂几天猪。经常是父亲或二哥中间掌车把，我和弟弟在两边拽着绳子拖，这样的“三套车”，那时的金湖街上特别常见。父亲还注重向田野“要”猪粮，分配给我和弟弟一个最“常规”的家务活就是打猪草，我们叫“挑猪菜”：放学以后哪里去，南沟北畈野菜找——是我特别难忘的童年记忆。

父亲说，今天的肥，就是明天的粮。猪脚粪进了大田，还有一亩多小产田（自留地）呢，化肥自然撒不起，还得靠“自力更生”。父亲对“人勤地不懒”笃信无疑，我们兄弟几个也就异常“勤劳”：我和弟弟都是十二三岁起就四处八下拾粪了，除了阴雨下雪，几乎每天早上都要挎个木柄粪勺，挽着畚箕去路边田头捡一会儿粪，然后回家吃早饭上学。在我们生产队和周边，除了极少数的老人，比我们大、比我们小、跟我们年龄仿佛的孩子，我就没有看到谁拾过粪。特别是冬天，那么冷，要是浓霜如雪，你更分不清哪个是牲口粪，哪个是垡头块，捡不到粪啊。我们兄弟俩有几次在母亲面前嘟哝，母亲就说，他叫你们拾，你们就去跑一圈，还叫我们，在畚箕里多垫点草和土。这样，总是能“蒙混”过去。

后来，我们大了，对父亲的那些极严苛的要求倒真是一点点的反感都没有：作为一个庄户人，父亲是在用实际的活计让自己的孩子亲身体验“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的硬道理呢。有了这些经历，后来在许多的公差勤务和日常生活中，遇到再脏再累的活，我也不奇怪、不在乎了。

一直以来，父亲就是这样身体力行并带动全家“勤于”劳苦，而在劳动实践中，他还尤其“善于”劳苦。

毛主席总结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农业八字宪法，这八个字，父亲写不周全，可能也说不完整，但，他心里的那本账，清楚得很呢。作为队长，父亲对队里几百亩农田的灌溉水烦的神真大。

可不能全指望西面王庄灌站的水，农本大不说，还要经常为个谁先谁后的抢排队、打招呼，一点不就便。有时好不容易轮到我们队接水了，可机沟（当时全大队从西边王庄机灌站向东，沿今上湾路方向引水的总灌渠）里的水，往往在半路上还会被上游的人“短”走一些，得派人沿渠看着；尤其是黑月头的夜晚，流过来的水经过个别“不推心”的生产队地段，简直就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中，总少不了父亲。水来了，哪块田先浇，哪块地后灌，哪里的水多了，也要专人管控，记得姨父就是队里专门的管水员，那时叫“瞧水的”，特别在稻秧季节，成天扛着锹，打坝子，挖缺子，是队里观测水情、预警旱涝并能妥善排解的农水“专家”。

水，当然是自有自便的好。在我童年、少年时代，生产队除了紧靠庄台的小沟、水池，东西南北还有好几个蓄水的方塘。当队长的父亲特别惜乎那些沟塘河渠，一到冬天，水浅了，选一些久未清淤的，组织男女劳力先把水戽（方言读“虎”）干，再挑挖河泥。我记得放寒假时，父亲就叫我去“放”过河泥——用一种不大的锹，把大人挑到麦田里的河泥块，铲碎小些，再匀放开来，我们小孩子会弄得鞋上、身上全是烂泥，但一天可以“苦”两三分工呢。清淤取泥，麦子多了一交肥，塘底子也深了，开春，又是一池清水，田里干旱不怕，各家饮水不愁，还能荷香藕粗，鱼鲜虾肥。

那时上湾大队九个生产队，我们七队水塘最多，有人曾提议平掉一些长庄稼，父亲却认为那些沟、渠、河、塘，是全生产队人畜、庄稼的“水源地”啊。他说，填塘造田，那不等于要铁掼锅？

五十多年过去了，那时生产队水网密布、水源充足的“水利生态”早已沉淀在了我的心里，队里的每一块水面我印象深呢，那真是：

窑塘浅浅荷藕肥，军塘款款蒲草旺。

卢沟拐弯敲枣子，大井小井取水忙。

浮萍环岛竹园沟，庙沟滋润小东庄。

机沟终到南塘角，新塘鱼鳖胜螺蚌。

荸荠冒出庙塘滩，鸭阵遮盖方汪塘。

卢塘清清菱角野，古塘近果茨菇香。

干渠辅沟纵横流，游草窠里鱼虾藏。

碧水潺潺到田园，农林牧渔走康庄。

【注：军塘，指大军塘和小军塘，东西相连，今人民公园内池塘的前身；大井、小井，分别是生产队中部大庄子（原大冯庄）东北角和西南角紧靠住户人家的两个较深的沟塘；庙塘，今尧帝公园内池塘的前身，因其东南角曾有土地老爷庙而得名。古塘，里面种过茨菇，紧靠金湖果园西北角。】

现在，读到“野池水满连秋堤，菱花结实蒲叶齐”这样的诗句，我就更加怀念我的父亲，怀念父亲在世时那样天蓝水碧、鱼虾满塘的良好生态。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呢。的确，让我感受到父亲“劳苦”的，还与我们家一天三顿“烧的”有关。我很小的时候，冬天，看见过父亲把家里、捡来的一堆牛粪和上草屑，一块一块压成扁“饼”，每块“饼”比那个篮球圈稍小些，先一块块平铺在撒了草灰的场地上，等干得差不多硬挣些了，再两三片站立相互戗（qiàng）靠着，太阳底下连晒带吹，几天就干了。那一块块“牛屎粑粑”，名声是不好听，成分也“那个”，但却是摊煎饼、炕锅巴特别是来客涨鸡蛋很难得的“文火”燃料。现在想想，那牛屎饼，还真是农民解决燃料问题的一大“创举”呢：它充分利用了冬天闲置多余且肥力欠佳的牛粪；从燃烧值看，它与软草基本相当，都是“文火类”的，但成型的“饼”状，无需像烧穰草麦秆那样时时续添，无疑解放了人手，节省了人力。

我八九岁之前，家里做饭主要烧稻草、麦秆，要有树枝柴火就算“高档”了，这些用起来还是费工又费事。后来听附近华水农场的人说，烧煤炭炉子很方便，而当时只有街上煤球厂有那种12孔的蜂窝煤球，烧是很好烧，但那是城里人定量的计划，有钱也买不到。父亲看到队里机电门路广的卢福德用炭铳子自己做炭（炭铳子，人工铳压煤球的金属模具），也打算土法上马，自己做煤球。他借来炭铳子，把从大队窑厂用穰草换来的便宜炭，敲压成细细的粉末，按比例掺上酥泥（干爽粉状的土），兑上水，用锹抄到不干不稀的程度，就能做煤球了。炭铳子外壁是大茶缸粗的钢模，里面有平行直立的12根指头粗的钢锭，这样脱出模子的煤球块中间就有了12个孔，跟大厂里的差不多。

父亲铳脱出的炭，由我们兄弟几个用木板搬到外面天井地上，一块块排开，吹晒几天，不用干透，只要拿取时不明显掉零变形就可以了。这样的炭，放进铁皮炉子，引着火，焐水、煮饭、熬粥等，很省事。后来，大侄儿出生，父亲说铁皮的炉子八不靠，有小孩子不安全，就紧靠大锅灶砌了一个泥砖结构的炉子。父亲铳的炭，比起大厂里的，高度不怎么齐整，边角有点毛糙，也不是那么乌黑，有时还会因为炭土配比失手，要么不见烧，要么容易“过”（熄灭），但比起大锅穰草，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半自动”了。

那时，每当父亲铳炭，我是亦忧亦喜：忧的是要晒炭，得一趟一趟、一块一块搬出搬进，阴雨天更要小心翼翼，不敢马虎；喜的是，有了炭，能减免我们很多割草、拾树枝、抱草（把草堆的草拽出一些并抱到锅门口）、烧锅、掏灰（定期扒出灶膛里的草木灰）等等的苦累差事，身心皆有“解放”。

父亲就是这样，“勤于”劳苦让人赞叹，“善于”劳苦让人敬重，而他的“甘于”劳苦也让人敬佩。

在队里，父亲唯一不“称职”的，是接替生产队生了病的老鸭倌王学华放鸭那阵。父亲放鸭真的不在行，太过谨慎，非要时时刻刻看到鸭子，单怕鸭群离远了，更怕溜到生产队的田里糟蹋庄稼；不像老王说的，把鸭子朝田里一赶，它吃饱了自然就回鸭栏了，自己该干嘛干嘛。父亲没那么“洒脱”，才一年，又把一趟老鸭如数吆给了老鸭倌。已快不行了的老王用沙哑的声音叹息道：“唉，这个老吴，就能种个田……”

是的，好好种田，让父亲获得过“殊荣”的呢。那是1973年，附近的华水农场要在周边生产队各选一个“骨干”劳力去做农工，每月30元“工资”，交生产队27元，计头等工分。农场来人在队里走访了一圈，挑来挑去，最后看中了父亲，条件说简单也简单：会耕田，人忠厚，能吃苦。后来一看，其它队同去的老崔、老冯，跟我父亲一样，都是庄田老农，出生贫寒，苦水里泡大的。

在农场的那几年，按时上下工，农活比较固定，也少了生产队里的那些披星戴月，个个羡慕他。后来，从淮阴县过来住在我家的小林和大孙两个年轻人对父亲说，跟他们拖驴车拉砖瓦挣钱多，交给队里计的工分更高，父亲被他们说动了心，就回来为生产队拖驴车了。谁知，不久分田到户，接替他的林本来刚去农场一年不到，那里变为县杂交稻育种基地（金湖县稻麦原种场），交接时，之前的固定人员按政策都转为城市定量户口，还成了事业编制，拿不低的固定工资，老林退休后女儿还顶替……可惜，确实可惜，可父亲倒也没怎么懊憾，只是说，一辈子，就该派我是吃苦的命，人哪有前后眼呢。

在生产队，在田里，父亲一直是任劳任怨；在家里呢，我们的印象，他一年到头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哪一年他都是忙到三十晚上，大年初一栽过树苗，打过席子，编过篮子……扑克牌、麻将牌他认都认不周全，更别说打牌了，自然也不会去那些地方望呆。我们知道，在父亲的意识里，打牌跟赌钱一样，哪是正经庄户人做的事呢。提起父亲，母亲老对我们说，他一辈子不为嘴，不好穿，舍不得闲一下子，除了吃个滥霉烟，什么都好。

的确，父亲对吃喝一向不讲究，不在乎，平时，家里锅上都是母亲操心，父亲从不挑剔，只要吃饱就行，我们也几乎没见他喝过酒。记得以前过年时，要是我们不在家，父亲一个人，明明有菜他也不弄，就熥（tēng）点馒头糕，烧点开水，一样心满意足，他只专注他的活计。他说，这些馒头糕，过去，想也想不到啊，现成的熟食，赶紧吃了，摆不住就作得了，粮食好来的啊。

是这个理啊。在父亲的影响下，一直以来，我要是看到谁，把刚和过面的盆、释过蛋的碗、盛过饭的锅……里面还剩的，就那么草草的泡泡洗洗，倒了，就从心底里觉得那是一种罪过。上小学看过的一本小人书，我到现在都记得书名：七粒米的故事。

于2020年3月(下一篇：操守）

作者简介：吴金高，1963年9月出生，现为金湖县教师发展中心语文研训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