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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村，这是一个在南朝就有影响力的南方古村落，它坐落于浙北新市，江南运河的一侧。韶村是因一座“八胜寺”而驰名遐迩，引得皇帝屡屡钦赐，又是题额，又是赠书，朝廷百官也都以亲临瞻仰为幸，真正成了当年国家级的名寺。但到吴越国以后，这座名寺突然失宠，寺名渐渐跌到了冰点，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也淡淡消逝了对它的记忆，现在的韶村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能记起它的名字，一代名寺黯然消殒，这里就像没发生过一样，让人感觉岁月的无情。
那么，这韶村“八胜寺”又是如何从名寺跌落到荒野废寺，进而从人们记忆中慢慢淡出的呢。类比新市觉海寺，它的命运是如何始于万幸，而又终于万劫不复的灾难？这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可能也不仅仅是日军侵华时烧毁“八胜寺”，所造成的灭顶之灾而能概括全部的，更多的是来自于人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文化背景。这一切值得我们细分屡析，引发我们对这座名寺形成、发展、遭遇的思考，因为这一切，将是我们所需寻找的答案。
说到“八胜寺”，它是一座从神话里走出来的古寺，形成得有点突兀，据嘉泰《吴兴志》载：梁天监五年（公元506年）青州节度使沈子真居宅。一夕，钟磬自鸣，堂前井中放出毫光，俄有龙腾空而去。子真遂舍为寺。武帝赐今名。当年大众科学文化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丰富与普及，人们孤陋寡闻，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存在差距很大。当年的朝廷政治还是建立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神话便成了政治的手段，以安抚民心、立足安逸，所以，佛教的介入将有利于维稳与天下太平。所以，像“八胜寺“这样的寺院能够产生于当年的时代，官方政治的推举，是一大主因，这与民间的接受，可能存在着一定距离。神话可以创造寺院，却无法让百姓接受这样一个事实，神话在现实中的文化生命力，是取决于百姓认知的态度。同时代，本地舍宅为寺的有多座，像梅林“三德寺”和白彪“永宁寺”等，直到后来新市的“觉海寺”，相对来说，这些相对平淡的寺院，百姓接受的程度要高于“八胜寺”。
“八胜寺”所处的地理位置，缺失区位优势。虽然“八胜寺”是傍临大运河，又是著名的官寺，可谓是皇恩浩荡，但它的位置决定了当地辐射面的狭窄，无法形成规模较大的商市，宋朝以前的运河，对两岸的文化没有构成主流影响，而苕溪及相关支流，却是重要的主流往来途径，而这里河道余脉散乱，特别是苎溪漾影响不大，本地西北部百姓多数交往是在苎溪漾沿岸，东面则因新市强大的商贸格局受阻，更多的客流逗留在新市进行物质交换与文化交流，这些地理因素，对“八胜寺”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干预，让它完全失去便捷往来的区位优势。
“八胜寺”寺额改动频繁，朝廷眷顾忽冷忽热，寺院地位摇摆不定。尽管历史记载，历代以来，“八胜寺”享有很高的朝廷“宠幸”待遇。但没有赢得百姓的普遍认可，让这一座名寺保持了曲高和寡的寂寞，香客稀少，也或许存在缺乏寺院日常管理的科学化，没有为香客聚众活动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寺受到治平二年改额，从“八胜”到“寿圣”，后来又到“八圣”，后来改为“大庙”，至后又复称“八胜”,人们对寺额的变化难于适应，无法与自己的信仰崇拜心灵位置找到对应。
历史上的“八胜寺”公众形象不够丰满，与其说是一座寺院，更多的像似一座沈氏家族的祠堂，与沈氏外的百姓形成距离。历史上“八胜寺”数毁数立，每一次复建，都缩小了相应的规模，从南朝的“基广四百亩”到康熙四年的“基三亩八分”，寺基的大幅减少，反映出“八胜寺”募众筹资能力基础极为薄弱。这里客观上的周邻村落不是很密集，有财力的家族也不多，更是因沈氏家族唐代后的政治舞台上失宠而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当年尽管它的寺院等级比较高，但它不具备对众多香客的影响与内心吸引，也不能满足本地百姓内心的寺院标志性特征，因此，便形成了某种尴尬与冷遇。与新市觉海寺自身很多的客观有利条件，形成强烈的反差，总体来看，“八胜寺”缺少了方圆一带地域中所具备的中心领头名寺形象。
综观上述分析，对比本地多座寺院的兴衰成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寺院的兴盛不能仅仅仰仗于朝廷的宠幸，更多地是依靠信徒的侍奉来支撑的。而信徒的侍奉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三者条件，所处区位的优势与商业的繁华是必不可少的，营造它广泛而又虔诚的公众性惠利形象是十分重要的，寺院管理与香客频繁交流活动的创造，更是必不可少日常管理的一项寺院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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