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星命术的渊源与发展

星命术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算命术。古人认为，人的富寿贫夭，吉凶祸福，皆由冥冥之中的那位最高的主宰者预先定制，谁也脱离不了命中的定数。那位神通广大、给人命数的至上神，毕竟是一个极度抽象、虚无缥缈的东西，看不见，也摸不着。于是人们丰富的想象力遂指向光耀人寰的日月、深邃莫测的星空。太阳是地上的君主，月亮是皇后；大而亮的星星是朝廷要员、名人学士；那些小而晦暗，挤挤挨挨，密布夜空的谁也叫不出名字的星星，便象征着地上的芸芸众生了。于是人们传说，“天上流一颗星，地下死一个人”。那些饱读诗书、精通天文的术士，当然不会有这么简单的对应解释，他们有自己的一套神秘理论。大致说来，天上星象的变化，兆示着人间的妖祥。对人而言，吉星照命者富贵永寿，凶星入命者贫贱多夭。这种由星象而推测人生祸福吉凶的方术，也叫星命术，通俗的叫法为——算命术。为什么把算命术又叫星命术呢？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算命理论都脱胎于古代的占星；二是命理本身就是星象理论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的产物。同其他神秘文化一样，星命之学的土壤是古人对命运的信仰，故而才有“古人好言禄命”之说。命，指人生贫贱富贵的定数；运，也叫禄，是人生各个阶段吉凶祸福、盛衰兴废的运动变化。命是怀胎及出生时就已注定的东西，运是后天的机遇。命好运好，必定发福；命好运蹇，难免困厄。命运信仰，或曰天命思想，它的萌芽其实很早，说它始于人类进入文明的初始阶段，一点也不为过。《易经》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注曰：“命者，人所禀受，吉贵贱夭寿之属也。”儒学大宗师孔子亦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在孔子看来，知命与否，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标志之一。古人由信命而转成了迷信，认为命由天定，自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这种宿命思想在《列子·力命篇》中有一段极为生动的表述：一日，“力”与“命”发生了一场不小的争执。力对命说：“你的功劳几何？怎能与我相比！？”命不服气：“你对人间世事又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呢？还想与我一争高下！”力答道：“人生的寿夭穷通，贵贱贫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命驳曰：“不然，彭祖之智不及尧舜，竟活八百岁。颜回才华超群，寿仅三十又二。孔子之德不逊于诸侯，却遭困于陈、蔡诸国。商纣王的品行说不上仁，却登临帝位。吴国的贤公子季札未能于吴国登位，坏透了的田恒却夺得了齐国的国政。商朝的伯夷、叔齐、忠心不二，结果却饿死在首阳山上，鲁国的权臣季氏的财富倒远远超过贤士展禽。假如你这位'力’果能发挥作用，为什么要让彭祖长寿颜回夭折，孔子困厄纣王登极，季札低贱田恒高升，伯夷、叔齐、展禽贫困而季氏富贵呢？”力被问得哑口无言，好半天才开口道：“照你所说，我对人间事物确实没有功劳，然而世风如此，你为何不出来制止呢？”命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得听由其自然变化。长寿的长寿，夭折的夭折，困厄的困厄，通达的通达，贵的贵，贱的贱，富的富，贫的贫，又岂是我所能改变的呢？”“力”与“命”的对话，无非是说人间的种种不平事，皆是有深层缘由的，不是人的力量可以改变的。古人既信有命，当然想进一步探测命运的好坏、吉凶的变化，作为处世行事的指南。测算命运的方法起源很早，据记载不晚于殷商，而且经过了一个由方法简略到理论繁复的发展过程。起初，人们就某一具体的事情测问吉凶，也就是占卜。从河南殷墟大量出土的甲骨卜辞，我们不难看出殷商晚期统治者对占卜的高度重视及占卜技术的考究程度。又有所谓“易占”，其法见于我国现存最古的筮书《周易》。算命术的直接源头应该是星占，笼统地说起源于占卜也未尝不可，因为星占也属于占卜的一种。古史说轩辕氏黄帝设立过占星的官，称为星官。《周礼·春官》记载保章氏专门负责占天上的恒星，记载星辰日月的变化，观察人间的祸福变迁。古书中关于星与世事、星与命运的记载很多。《吕氏春秋》记载：宋景公时“荧惑守心”，也就是慧星处于心宿的位置。景公忙找来大臣子韦问其故。子韦说：“祸在君王，不过可以移祸于宰相”。景公说：“宰相是帮助我治理国家的，这怎么行呢？”“那么还可以移祸于年岁的收成。”景公说：“年成饥荒，百姓必然遭饿死！”子韦说：“君主您已有三回圣德之言，上天一定会报赏您的。”果然，那天夜晚荧惑星真就退避三舍了。天象与人事的感应竟是那么迅捷、灵异！这事您信吗？传说东汉时严光与光武帝刘秀同榻而卧，酣睡中把脚架到了光武帝的肚子上。次日，职兼占星和记事的太史奏曰：“客星犯御座”。你说奇也不奇？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多次写到诸葛亮、司马懿等人如何夜观天象，指导作战。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必须上识天文，下知地理。直到清代中叶，曾国藩还时常教其子认星座，以便仰观天象，占卜吉凶。就是现在，人们的生活习惯中，也不时地流露出星辰影响命运的信仰来。新屋落成时，屋主会请人用红纸大书“吉星高照”、“紫微驾临”的横额。人们在身处窘境、心遂不安的时候，也每每嗟叹自己“生不逢时”、“我生不辰”。总而言之，占星而论吉凶毕竟是一种原始而又粗糙的术数。首先，占星是官方化的，多主军国大事，很少施用于民间；其次，占星也是被动的，它只能在变态的特殊星象发生以后，方才据以测吉凶，而且局限于近期所要做的事中，难以满足人们急切了解一生吉凶祸福、贵贱寿夭的愿望。于是古人开始探索新的方法，将星占之术发展为星命的理论。这里，我们祖先创造的阴阳五行学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又有太阳、月亮、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与阴阳五行的观念很容易结合到一起。那些具有革新思想的星命家认为，人的命运受星象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星象的质，也就是五行之气而传递的。人身由星象获得不同的五行之气，因而也就有了各不相同的命运。以五行结合星象论命，大约始于两汉，而以东汉王充的《论衡》为代表作。王充的《论衡》提出了五行论命的依据，而且还进一步触及到生肖克合与夫妻贼害的星命理论，成为我国命理学的先驱。在后人的著述和算命先生的观念中，一般都把战国时代的鬼谷子、珞琭子等人推为算命术的开山祖师，也是一种“信而好古”的思想反映。后来的算命术，严格说来应是滥觞于两汉，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探索发展，至唐宋时期才告成熟。宋《王应麟集》谈到按照星象历法推人命贵贱，由唐贞元年间的一位来自西域康居国的术士李弼乾发其端。李弼乾传来印度的星命书《聿斯经》，大大推进了中国算命术的发展。从此历法及生辰年月成为了算命术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算命术理论体系确立的过程中，起关键核心作用的人物有唐代的李虚中和五代宋初的徐子平。李虚中的算命方法，已经开始使用年、月、日的干支，推算其所涵五行的生克变化及旺相休咎，初步形成了一套复杂的方法与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虚中是生辰算命术的实际开创者，故而后世的算命先生都尊他为祖师。李氏没有著作传世，今所见《李虚中命书》三卷，实是宋人的假托之作。李虚中创立的方法，后来又经过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发展完善，这才进入成熟完备阶段，并为后世的命理学家广泛阐释和取法。徐子平在命理上的最大贡献是，将李虚中的推算年、月、日干支五行的办法，进一步加上了时柱干支。这样就形成了四柱，共八字，八字推命法由此而来。四柱推命术侧重于五行论命，但是并没有排除占星的内容，只是降为次要地位。如算命术中的神煞都是由星象而来，如天乙贵人、将星、华盖、文昌、太岁等。再说五行也是由五星禀受而来，仍然具有占星的意味。不过，四柱推命术较之初期的占星推命，无论是方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是一大进步。自宋代徐子平确立了“四柱八字”推命法之后，八字推命渐渐风行天下。算命不光是命理术士混饭吃的工具，许多文人学士也大都精于此道。明清时期的术士甚至还把河洛之学、易学、宋人理学中的传统术数结合子平术（四柱推命术）及五得术（与子平术并行的另一流派），创制出五花八门的推命法，其中铁板数和紫微斗数一直流传至今。铁板数伪称是宋人邵雍所作，谓凡事皆有定数，故名曰铁板，其法用人父母本身八字，配合五音八卦推试。紫微斗数以本人的生辰八字，配合星辰十二宫，牵系《易》辞卦爻，推人吉凶祸福。四柱推命术确立之后，对中国的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算命术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的哲学概念，有一个十分完密的理论体系，因而深得历朝学者大儒的喜爱。这些学者大儒的精习与提倡，又致使广大百姓深信不疑，于是推命术蔚然成风。人们不分贫富贵贱、男女老幼，事不论当官、赴考、营业、婚姻，几乎人人要算命，事事要算命。至高无上的皇帝以算命证明他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官吏将领以算命决定施政和用兵；普通百姓则以算命处理许许多多的似乎十分重要的生活琐事。千百年来，算命术流行不绝，成为中国民俗的重要内容之一。算命术当中，精于阴阳五行分析的灵验的自然就会多些，对阴阳五行理解不深的，不灵验的地方也就会大量出现，而有些术士为了调和推命实践中出现的不验，他们就拉进了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所谓“福善祸淫，必然之理。如为恶之人，命应一品之贵，而减至四五品；命应百万之富，而减至六七十万；命应百岁之寿，而减至六七十岁；命应五福全备，而减其一二。又如为善之人，命应极贱，而得一命之荣；命应极贫，而得中人之产；命应早世，而得数十岁之寿；命应诸凶毕集，而免其什二。世俗之见，将谓为恶者，何尝不福？为善者，何尝不祸？岂知福之已损，祸之已灭乎？知祸福者，非知命也，知善恶之为祸福者，则诚知命耳。虽然，徒知之何益？是有转移之道焉。……故凡欲求富贵吉寿，而免贫贱凶夭者，当以积善为要。”这里所说的“积善为要”，注重行为上的进取，倒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星命术是在生产力低下，实证认知手段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而一些江湖术士更是故弄玄虚，故而在古代的术数典籍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着一些欺骗人的内容。在此，对中国古代术数感兴趣的人，只有将其精华从玄虚中破译出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让具有现代科学认知水平的人们去“品味”，从而达到对古代文化的科学取舍，以达扬长避短，古为今用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