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辉：中国政治学创新的历史资源 | 聚焦年会

2021年1月8日，由政治学人团队策划的“政治学基础理论：坚守与创新”大学问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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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介绍  

郭台辉

郭台辉，复旦大学法学（政治学）博士，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身份政治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概念史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研究，近年聚焦公民身份概念的逻辑形成，包括公民身份概念的内在逻辑形成，公民身份概念的外部逻辑延伸，如公民身份权利、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行动、公民身份教育及其间关系。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青年项目1项，出版专著《齐格蒙特.鲍曼思想中的个体与政治》《现代政治中的公民身份》，出版译著7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学术月刊》等重要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内容速递  

《中国政治学创新的历史资源》

图｜年会现场

郭台辉教授的发言主题是《中国政治学创新的历史资源》。郭台辉教授首先铺垫对中国学术研究的一点感慨。他指出，我们当前的学术讨论往往存在把中与西、新与旧分而论之的一个预设，分割规范与经验，学科分化严重，割裂学术坚守、传承与创新。这种非学术的、非客观的人为预设不仅伤害了学术研究本身，而且严重影响了学者和学生有更高的学术创新与价值追求。郭台辉教授引用王国维对中国学术表达的遗憾：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以后道出于二，其实“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有更高远的、超时空的政治学追求。而今，我们已经严重陷入到中西二元的对立思维中。其实，西方/中国、创新/传统都是我们当下人自己建构的，而在被建构和主动建构的意义上，我们学者要清楚自己在利用传统资源和讨论问题时无言而喻的非学术假设。

以此为背景铺垫，郭台辉教授指出，我们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要意识到，如何启用历史资源来生产知识，如何以及为何建构自我与他者，并提出三个方面的讨论：（1）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危和机；（2）历史成为创新的资源；（3）中国政治学如何启用历史资源。

其一，中国政治学之所以讨论创新的问题，是因为有了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主要表现为，研究潮流从结构转向过程，研究主题从宏大理论转向现实细节，对本学科的基础问题缺乏关注，学科的门槛走低，标记模糊不清。这源于政治学界长期存在的几个原因：（1）知识产品长期不接地气。我们接的知识传统是西方政治学的树枝树叶，而没有接上大树主干，这也是对中国政治和文化传统长期不自信造成的。（2）缺少知识创新的主体性。主体性就是我们学者自己，我们从小到大的受教育过程，缺乏坚守传统和开拓创新的明确意识，总是想办法模仿和照搬别人的研究成果，并误以为创新。（3）缺乏一个牢固的母体学科基础（如数学、物理或生物）和本体论支撑（如中国文明与文化）。

其二，在过去几年里，历史已成为中国社会学与政治学创新的重要资源，存在三个特点：（1）学术研究的视角多元化，不再是单一的行为主义，也不是结构主义，而是非常多元的研究路径。（2）研究主题扩展，不仅仅是国家、选举、民主，而是非常广阔，扩展到福利、卫生、医疗、身份等。（3）研究技术多元化、多样化，资料来源的多层化，但也带来结论的碎片化和细节化。当然，这些特点主要是引入或者模仿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历史社会学而带来的。

相应，社会科学在把历史作为资源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存在四种态度：第一种是完全承接美国政治科学的反历史传统，立足于当下，不顾历史，漠视历史。这种态度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于现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无关。第二种是把历史当作采集数据资料的现场，用现代实证科学方法与模型，论证既定的社会科学命题。第三种是完全受制于当下问题或现象，追溯其历史发展变化过程，确证现实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第四种是历史决定当下和未来，把历史视为现实存在的本体基础。后一种态度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少见。

其三，当前趋势把历史作为政治学理论创新的资源，但总体上存在几个不足：（1）缺乏关注共同的核心大问题。（2）正因为缺乏共同的大问题，所以它的视角非常泛化而不聚焦，每个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必然产生不同的立场和发现，以至于角度决定立场和结论。（3）方法相互抵误而不是互补。站在一个角度，必然放弃其他角度，采用一种方法，就可能放弃其他方法，所以，任何方法与视角都存在缺陷，但很少研究意识到并明确指出自己的缺陷。（4）材料繁多而不呼应，结论发散而不回应。

最后，郭台辉教授针对政治学理论创新的历史资源提出两点反思，并提出相关期待，在西方六十年代以来已经启用历史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如何再出发。

第一点，要重新反思学科史传统和知识传统。其中，（1）政治学长期与历史学结合，政史不分家;（2）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融为一体，即“经史合参”;（3）超越西方尤其是美国知识界在二十世纪以来主导的学科分类体制;（4）把所谓的普遍知识还原其最初的经验场景:西方的归西方、中国的归中国，传统的归传统、现代的归现代;（5）创新是要回到中国本土，但不能忘了是世界中的中国；（6）创新不是“重复说”，不是“接着说”，而是要“重新说”，再出发。

第二点，创新需明确自身的历史意识。其中，（l）重新确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史观基础:循环论/进化论/退化论/阶段论；（2）重新确立三个层次的元问题:什么是历史?(本体论）谁进入历史?（认识论)如何书写历史?(方法论)；（3）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是在什么史观指导下利用何种层次的历史资源?

只有在反思西方以及中国过去的知识传统与历史观，并立足于世界中的中国而再出发，中国政治学启用历史资源来推动理论创新，才有可能走得更远，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