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京剧界数典忘祖
戏曲界本来“辈份观念”甚浓，可不知道什么缘故，近年常常数典忘祖，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比如优秀的青年京剧老生于魁智，他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究竟哪些流派抚育他?在报纸上见到宜传他的文章.其中经常说他是“杨派”和“余派”的传人，有时把“杨派”放在前边，有时把“余派”放在前边。
“杨”和“余”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余叔岩是杨宝森的老师，按照伦理关系，“余”应放到“杨”之前.可“谭”(鑫培)又是“余”的老师，所以按照自然年龄，“谭”、“余”、“杨”也是一个正常顺序。如果向上迫溯到“谭”的老师“程”(长庚)，我们转从老生唱腔的美学角度观察，其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典”究竟是谁?“典”究竟是某一个人，还应该是某一种美学思绪呢?今天的现实则是:“杨派”十分盛行，“余派”就不好找;“谭派”除了他的家人之外，就几乎没有“外人”去学;“程”的演唱我们只见到文字记载，现实中学“程”的人早已灰尽烟灭。
这一切的数典忘祖，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程”、“谭”、“余”的三段式
在今天追求唱腔韵味的京剧青年老生中，如果本身又没有很好的嗓音条件的话，那么，他常常就以“杨(宝森)派”自居，很少有以“余(叔岩)派”自我标榜的。在京剧圈内，大约没有敢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是青年老生的做法偏偏能得到大多数观众(也就是外行)的“欢迎”。剧场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年轻老生一张嘴，只要有杨的一点“味儿”，立刻会有人在台下竖起大拇指:“嗬，杨派!”相反，学余的老生再卖力气，却很少有人会向他伸出大指—“嗬，余派”。这种区别很意思，原因是杨派有痕而余派无迹，杨派可以根据“一点”就加以确认，余派则是一个宽泛的面(乃至是一个回圈的体)。这种区别造成的不同剧场氛围和审美习惯，最终使内行由“气愤”转为“感慨”。他们认为，杨派是在没有余派的本钱的前提下，抛弃了余派那种不着痕迹的化境，仅仅把余派唱腔当中内涵着的劲头、尺寸、韵味之类，都明白无误、并且是用力地给“做”了出来。余派是全能的，杨派是单一的。余的戏路宽，杨的戏路窄。
上述的争论以及最后的那个答案，同时又显得“很没意思”，因为仅仅陷在了“余”、“杨”的“个人较量”之上。事实上，“程”、“谭”、“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三段式——程长庚时的戏十分简朴，唱腔中追求的是一种粗犷的共性;到谭鑫培，则变唱腔共性为人物在规定情景下的个性，戏开始精致了，观众玩味的劲头提高了，等到余叔岩成为一代须生的楷模，他则在谭的个性声腔基础上，下了很大的整理归纳功夫，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了老生唱腔的“标准化”。余似乎没排过新戏，他一生所致力的，就是把千变万化、很不好学的谭派唱腔，设法“拎”出一个可学的“规范”来。对于谭鑫培，余叔岩是一个既有力、又很有必要的超越，它稳定了京剧在狂飚突进中的唱腔艺术特征。但是，余叔岩身体不好，演出时间、场次不多，收徒更少，这就又不能不限制了余派的传播。
三段式后的分道扬镳
比余稍晚的马连良，是很注意从余派中汲取营养的，但是，马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塑造富于鲜明个性的人物之中，马更是从排演大量新戏中去继承传统的。显然，马的努力对余来说又是一个超越，一个方向相反的超越。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海派京剧的兴起也大体在这一时期，其杰出代表周信芳早年到过北京，直接领略了谭鑫培在崇尚个性方面的创造力，后来周回到上海恣意创新，他超越的目标未必是余，说不定倒是整个的“京朝派”。周搞的是特大的、带有“叛逆”意味的超越，因此相比之下，马的超越反倒“温文尔雅”、反倒是可以被广大京朝派观众所“乐于接受”的了。
京剧就是这样“有意”或者“无心”地从超越中前进，谭超越了程，余超越了谭，马不仅超越了余，并且尾随、簇拥着“四大名旦”对陈德霖一辈人的超越，最后马又与“四大名旦”实现了融合;而周信芳在遥远的南方超越了北方整个的“京朝派”，如此种种，于是才有了二三十年代的京剧繁盛。
话题还回到京朝派内部。面对着余之后、以马为代表的这一股汹涌创新潮流，杨宝森从个人条件(倒仓后嗓暗不再高亢，而变得深沉低回)出发，走上了和马连良方向相悖的另一条道路。在杨之前，在这另一条道路上苦苦挣扎的，是前辈老生言菊朋，几次挑班都没有成功。杨宝森的挑班也不能说成功，因为他的“常座儿”也就四五百人，可他坚持了下来，并幸运成为“四大须生”之一。
最后还回到于魁智身上，他是从“杨”派“起家”的。记得当年他刚刚分配到中国京剧院时，他还不无“找路”的困惑。有人劝他在“杨派”上下功夫，他认真听取了这一建议，从院内院外都请教了许多对“杨”有研究的人。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社会就承认了这一嘴中“挂味儿”的年轻人。再往后，于魁智又在不知不觉变化了——或者说逐渐深化了，他又琢磨、研究起“余派”来。他只能间接去学，尤其是通过对李少春来学。去年他复排了《响马传》，社会反响不错，由此可见他用心之勤之苦。由有痕之“杨”起家，逐步再向无迹之“余”靠拢，应该说是一个“反常”而又“正常”的策略。于魁智正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祝他成功。
尽管数典忘祖已是艺术界中的“家常便饭”，可要想有大的突破，可还真得下些“数典寻祖”的笨功夫，然后在“笨功夫”中形成“真功夫”，再由“新古董”中努力显现“古意”才成。
上海戏剧19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