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挂灯笼透着日子红（杨春）

我在阳台上挂红灯笼，83岁的父亲仰着头指挥我，红灯笼映照在父亲清瘦的面颊上，也让我在乌鲁木齐的家有了过年的味道。

2019年春节前夕，父亲母亲从重庆来新疆过年，阖家团圆的餐桌上，父亲望着红灯笼有感而发，他说：“我出一道题，每人说一段关于红灯笼的记忆，给一个关键词。”

父亲给出的关键词是“拜灯笼”。

“滚滚黄沙遮住天，茫茫盐碱连成片；满目荒凉杂草生，野兽出没无人烟。”这是建设初期大漠戈壁的真实写照。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母在的兵团农场有了一个朴素简陋的家。

家是戈壁滩众多地窝子中的一间。地窝子里，父亲母亲用土块木棒搭了一张床。土块垒成一个两层床头柜，上层放日常用具梳子牙缸，一面小镜子，几本书；下层一口帆布箱子，是他俩放衣服的地方。

春夏秋三季，喝的是涝坝水，沉淀一下，煮开才能喝；到了冬天，漫天的飞雪便是源源不断的水源。

没有电，晚上数着星星过日子，有事情要做时，就点上煤油灯。灯是母亲的手工，罐头瓶为灯盏，沙布为灯芯。每夜点起，母亲做针线活儿，父亲修理农具，有时也读书看报。我大姐就出生在地窝子里。

1982年，作者（前排左一）七口之家合影。（来源：作者提供）

父亲母亲“拜灯笼”的事情发生在1965年春节。大姐出生不久，我家分到一间土块草泥搭建的平房，因为乔迁新居，父亲特意跑了一趟县城，买了两盏红灯笼回来，挂在家门两侧。大年初一一大早，父亲领着母亲，母亲抱着襁褓中的大姐，向着红灯笼照耀的方向深深地鞠躬。

父亲说，搬了新房，有了电灯，生了孩子，日子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父亲还说，打那以后，新年挂灯笼就成了我家的传统。

关于灯笼的记忆把我带回20世纪80年代初，我给出的关键词是“吼灯笼”。

我读初一那年，学校组织新年灯会活动，学生自制灯笼庆新年。高粱秆、竹篾、细铁丝做灯骨，大红彩纸、细白绢纸、旧报纸做灯纸。手艺好的同学扎一只宫灯，写诗画图；没手艺的同学扎个方盒，任意涂鸦；更有创意的男同学，把大萝卜、土豆中间挖空，棉花蘸煤油填进中空部位点亮，就成了一盏萝卜灯、土豆灯。这样一盏盏简单又好玩的灯笼，孩子们提在手中，在冰天雪地里奔跑，在星光灿烂的夜空下嬉闹，将心中的畅快和激昂吼了出来，尽情宣泄一种快乐：过新年的快乐、穿新衣的快乐、春天将至的快乐。

那时候，我国改革开放正扬帆起步，父亲跟着建筑安装公司外出打工，母亲承包了十几亩西瓜地，虽然辛苦一些，但家里已有了一些闲钱。我家搬进了宽敞明亮的砖房，用上了自来水，吃饭穿衣也不用攒粮票、布票了。1983年春节，我家买了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家人围着电视看春晚成了那年春节最惬意的事。

轮到女儿说关键词了，她说出一个“跑”字， 问她为什么是“跑灯笼”，她说起有一年我牵着她在克拉玛依市步行街奔跑着看焰火的情形。那天女儿特别兴奋，仿佛不是我们向前奔跑，而是满街的红灯笼向后奔跑。跑着跑着，就看见钟楼上空燃放焰火了，顿时绚丽“繁花”绽放夜空。

我当然记得，那是2002年春节，女儿6岁。在克拉玛依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不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和熙来攘往的车流，而是那高高悬挂的大红灯笼。整个城市被大红灯笼装饰一新，两个一组，三个一串，从灯杆、从树枝倾斜下来，犹如一串串鲜红的冰糖葫芦，又好比秋天树上红嘟嘟的柿子。那阵子，我和女儿顶喜欢出门看灯笼，白天抬头仰望，蓝天、雪树、红灯笼，是一幅北国美景；傍晚去步行街，密密匝匝的红灯笼挂满步行街的上空，是满城张灯结彩的喜庆。

这时晚归的丈夫加入了谈话，他说：“今年乌鲁木齐市有大型新春灯光秀，到时候我们带爸妈一起去看'光影灯笼’。”

2015年10月，作者（后排右四）和家人在重庆拍摄的全家福。（来源：作者提供）

跨入新世纪的第一年，我家买了第一辆私家车，开启自驾游新疆的模式，去了伊犁大草原、喀纳斯景区，最远走到帕米尔高原，去异地过春节成为我家过年的新选择。

“新年挂灯笼，透着日子红。”父亲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初“拜灯笼”，建设初期物质匮乏，生活艰辛，但建设者心中有希望，日子有奔头；20世纪80年代初的我“吼灯笼”，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畅快的欢呼声里，饱含对时代变革的憧憬与展望；女儿在本世纪初 “跑灯笼”的新年记忆，是奔小康道路上百姓幸福生活的一个缩影；而今，从乌鲁木齐到全疆各大城市都推出春节主题灯光秀，则是对红红火火好日子的赞美。

（作者：国家税务总局克拉玛依市税务局干部、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杨春）